自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上台以来，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后退，意识形态方面最为明显。
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大学为了标榜和国际接轨，为了某种政绩，或是为了培养所谓的国际化人才，一直在鼓励使用国外的原版教材，激励老师用英语讲授专业课。如用英语开设课程，校方会给一笔课程建设经费，教师的工作量和报酬也会比用中文讲授的课多算一点。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大学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政策。
作为大学主管的教育部长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止一次。在2011年3月8日的“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他还指出：“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
2013年10月15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八场，主讲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支持一批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让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外国教育。”
然而最近，同一个袁部长大相径庭的一番话，让人再一次领教了中国官员变脸之快。1月29日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袁部长一番话引起舆论哗然，网民纷纷口诛笔伐，质问他前后分裂的言论是何意图？他所说的西方价值观念到底该如何界定？袁部长本人赖以成名做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不是来自西方？中国官方现在满大街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谓的西方价值观不是用的同样的概念吗？
也许价值观还比较抽像，那就具体看看袁部长提到的教材，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态度。在去年官方力推的电视剧《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中，邓复出后第一个分管的工作是科技教育，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西方教材。在当时国家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为了引进教材的事，专门求助分管财政的李先念，特别划拨10万美元落实此事，并且说，这个回报至少值上百上万倍。
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在1977年。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改革开放，像西方学习，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当有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政治上推出实质是固步自封的“三个自信”后，对西方教材的态度也开始大逆转。以教材作为风向标，可看出中国社会近年来到底是进是退？
有网民质疑袁部长这么说，是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工程首席专家所审定的系列教材开道，也有网民搜索疑似袁公子的袁昕在参与相关教材的出版发行产业。其实袁的这番讲话和态度变化，放在政治大背景和个人职位的升迁下，不难理解。
自2012年末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上台以来，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后退，意识形态方面最为明显，新近又出台了《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红头文件。在此背景下，袁部长紧跟形势，惟上是从，并无意外。
从个人升迁来说，袁今年65岁，作为部长级别，已到退休年龄，除非再上一步，升为副国级，方可延续仕途，养尊处优。过去有过教育部长、社科院长卸任后再升任政协副主席的例子，所以同为65岁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袁部长号召抵制西方价值观，不排除是为了讨上欢心、以利提拔。
对他们个人来说也算是好归宿，可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又是一番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