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近日有关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声讨。
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表示，“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这个表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声讨，但声讨的方式很有意思，大多数是采取讥讽式的，比如将马克思主义作比，认为教育部长是左手打右手。还有的列举领导子弟留学西方名校，嘲笑此言荒谬。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其实，袁部长还说么这么多话，远远不止在微博上被击中嘲笑的那一句话。将部长的话概括起来，他的意思和目的很直接：“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袁贵仁的讲话，也可以看作是强化阵地管理的主要内容，估计很快会成为标准规范。
教育部长的表态显然是精心安排的，强化高校意识形态管理这个议题，也是有着完整的部署，其脉络现在看来是比较清楚的。
去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批评一些高校教师把大学讲台当做情绪宣泄的舞台，把中国当成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个报道引发社交媒体上一篇征伐，但这种反对声音其实强化了有关部门推行某种措施的决心。
这就算是开了头炮。顺利成章地，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今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讲了七点，其中一点就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作为对这一文件的延伸，1月24日，求是网刊发宁波市委宣传部徐岚的评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指出，有些人把抹黑中国当成时尚，无论真相如何，他们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与高校教育不可说毫无关联。
现在轮到教育部长为高校意识形态管理站台，可见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举动，而是有着精细的策划。与之相比，反倒是民众的反应更让人担忧，因为舆论的反弹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与恐惧心态，以致于即使是愤怒与谴责，也不能有正确指向，反而加重失焦。
实际上，即使嘲讽教育部长的人都清楚，他口中的“西方价值观念”，一定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也一定不包括权贵家庭将子女送到西方世界学习与工作，他指的是普世价值观，西方的民主自由、西方的文化思想、西方的政治。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就是要破除普世价值观，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互联网自由万岁、生存权发展权要让位人权等等。许多对袁贵仁的批评，其实也知道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但都没有加以直接的挑明，也就谈不上直接的扞卫，效果上聊胜于无。
为什么这么讲？这是因为如果只是用嘲笑手法消解袁贵仁的表态，而不是直接出口支持普世价值观，也就等于“官民合流”、“官民同构”了──因为官家是要破普世价值观、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而民间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立的也不是普世价值观，“破立”是一样的效果。
在现有的舆论环境下，意识形态征伐连连告捷，民众在公共空间深怀恐惧，更不要说直接发声支持普世价值了。稍有同理心的，当明白这一点。但在事实上，尤其是效果上，嘲笑是没有力量的，而且会在无意中强化某种荒废与虚无，这也是不能忽视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