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已经完全被一种现代生活的潮流裹挟而行，这种潮流不是一个“时尚”所能概括得了的。当孩子们嘲笑或痛心疾首于父辈的壮盛年华趋时媚俗时，比如胡风事件中的告密，反右运动中的构陷，文革中的愚忠，八十年代的空疏，我们可以作证，这种生活有着将人管制或异化的先天性优势。它的确定性或强大使得一切个人的生活无法确定，无能自主，它的游戏或表演让今天的孩子们溺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我们父辈祖辈的人生经验，他们已经经历数十年的斗争时代和建设时代。余生虽晚，我和同辈人却也目睹了阶级斗争话语、文学和人道主义话语、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话语、法学话语等不同的时代精神主宰生活的社会变迁。

这种现代社会的繁复生态，使得学业、志业和职业“悖时”或“背时”者总处于一种落寞的地带。俗话说，生错了时代的人是薄命的。更不幸的是，那些自以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其怀才不遇的情状也是可怜复可笑的。“余生也晚”，这话里有多少失落和遗憾；“未来将会证明”，却又极为自负和傲慢。这种人似乎真的命中注定跟热闹的生活无缘，他们是旁观者，是失语者，因为他们的旁观，所以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真精神，他们是不可靠的意气或情绪的化身；即使他们是一群人，是民众，“民意”当然也是靠不住的，“民意”有时极不着调。只有那些髦得合时的人才是生活的弄潮儿，是歌唱者，用过去流行的话，是“放歌”者；就像在今天，似乎只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最后，当农民问题复杂化成三农问题时，似乎只有三农专家才有能力来谈论兴农富农；当社会问题化约成正义问题，正义问题落入程序或内容的圈套中时，似乎只有法学学养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程序正义或内容正义。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可怜情境。我们当然承认专家学者对于认知现代社会的作用，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时，就认为“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是最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给予“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的希望太高了，以至于我们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我们曾以为市场经济“万能”，产权关键，一股就灵，制定决定一切，法治可信，人权可爱，私有化或公民观念最重要，等等。在表达当时的话语观念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如此地贴近发展进步的中心地带，我们跟时代站在一起。当经济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人文学者和社科专家都要张口闭口地谈论成本，资源，硬约束一类的概念；当法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任何人得让位于宪政、正义、权利一类的概念。这种话语中心主义甚至使得媒体都喜好一种简洁的言路和思路，它要求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等等。媒体和作者的互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但他们追求简化不仅忽视了多样性、多元社会更丰富的人生意态，而且往往陷入更复杂的观念论争之中。

因此，那些自以为生逢其时的人，那些放歌者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时代或流行观念的宠儿，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一种观念，他们是媚时者。悖时者在经验或体验时代，媚时者却在表达或把玩时代。无论他们以为生逢盛世还是自己赚足了人生社会，他们在表达自己时，却总是以时代的观念在表达。这种种观念当然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更多的，观念是在相互冲突之中。这些成功名者或时尚人物因此只是观念人，处于不同的话语观念的争斗中，他们从来没有回归到一个人的生存性感受中。今天的专家学者也注定为大众唾弃。

这种过于紧张的时代氛围或过于排他的话语规范，使得我们社会相当丰富、相当重大的事件和时代命题呈现出某种不无荒唐的结果。一句话，人们被弄糊涂了。其实，我们只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最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就应该想到人们并不糊涂，人们是被观念话语、政治正确性一类的说法儿给说糊涂或绕糊涂了。以前两年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事件之一——刘涌案的讨论为例，擅长经济学分析的茅于轼先生在话语、观念的缠绕面前不无感慨，他说了一句大实话，怎么判结果都是输。擅于官僚式表达的人也曾经感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怎么开口都要招人骂——仿佛他很大义凛然或极为悲壮，这也是今天我国精英们仍无反省意识而招摇于市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想到这种现代发展的怪现象也许只是我们的特色，那些更为健全的社会并不必然总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时做秀。同样是程序正义与内容正义的争斗，辛普森案的判决因其公开性闹得沸沸扬扬，一国人都动了感情，全世界人都做了观众，最终怎么判都是赢。

检讨我们社会话语变迁的历史，那种观念的改变或进步多只是少数人的事，放歌者虽以为在表达一种观念，在说出某种真理，他们其实是在小声嘀咕，是在暗箱里传布观念。因此，他们会有说错了话，表达错了观念，而不断趋新媚时的表现。他们跟社会有相当大的距离，自然“怎么判都是输”。梁启超当年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在于他们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现代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不是靠一些变来变去的观念立国。一国国民从来不是无知无识者，他们是明辨是非的，他们有善恶观念，有良知正义。他们在时代话语或专家学者面前的失语，反证后者的失职。农民在三农问题专家面前的茫然，当事人在律师或法学家论证面前的手足无措，以及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视角面前的无话可说，反证后者的张扬姿态和横霸嘴脸。但正如王力雄先生说的，不要跟我谈经济学知识或法学的后盾，不要说自己有学理支撑，我信任天理，我知道人情。

我们似乎已经完全被一种现代生活的潮流裹挟而行，这种潮流不是一个“时尚”所能概括得了的。当孩子们嘲笑或痛心疾首于父辈的壮盛年华趋时媚俗时，比如胡风事件中的告密，反右运动中的构陷，文革中的愚忠，八十年代的空疏，我们可以作证，这种生活有着将人管制或异化的先天性优势。它的确定性或强大使得一切个人的生活无法确定，无能自主，它的游戏或表演让今天的孩子们溺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我们父辈祖辈的人生经验，他们已经经历数十年的斗争时代和建设时代。余生虽晚，我和同辈人却也目睹了阶级斗争话语、文学和人道主义话语、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话语、法学话语等不同的时代精神主宰生活的社会变迁。

这种现代社会的繁复生态，使得学业、志业和职业“悖时”或“背时”者总处于一种落寞的地带。俗话说，生错了时代的人是薄命的。更不幸的是，那些自以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其怀才不遇的情状也是可怜复可笑的。“余生也晚”，这话里有多少失落和遗憾；“未来将会证明”，却又极为自负和傲慢。这种人似乎真的命中注定跟热闹的生活无缘，他们是旁观者，是失语者，因为他们的旁观，所以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真精神，他们是不可靠的意气或情绪的化身；即使他们是一群人，是民众，“民意”当然也是靠不住的，“民意”有时极不着调。只有那些髦得合时的人才是生活的弄潮儿，是歌唱者，用过去流行的话，是“放歌”者；就像在今天，似乎只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最后，当农民问题复杂化成三农问题时，似乎只有三农专家才有能力来谈论兴农富农；当社会问题化约成正义问题，正义问题落入程序或内容的圈套中时，似乎只有法学学养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程序正义或内容正义。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可怜情境。我们当然承认专家学者对于认知现代社会的作用，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时，就认为“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是最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给予“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的希望太高了，以至于我们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我们曾以为市场经济“万能”，产权关键，一股就灵，制定决定一切，法治可信，人权可爱，私有化或公民观念最重要，等等。在表达当时的话语观念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如此地贴近发展进步的中心地带，我们跟时代站在一起。当经济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人文学者和社科专家都要张口闭口地谈论成本，资源，硬约束一类的概念；当法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任何人得让位于宪政、正义、权利一类的概念。这种话语中心主义甚至使得媒体都喜好一种简洁的言路和思路，它要求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等等。媒体和作者的互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但他们追求简化不仅忽视了多样性、多元社会更丰富的人生意态，而且往往陷入更复杂的观念论争之中。

因此，那些自以为生逢其时的人，那些放歌者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时代或流行观念的宠儿，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一种观念，他们是媚时者。悖时者在经验或体验时代，媚时者却在表达或把玩时代。无论他们以为生逢盛世还是自己赚足了人生社会，他们在表达自己时，却总是以时代的观念在表达。这种种观念当然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更多的，观念是在相互冲突之中。这些成功名者或时尚人物因此只是观念人，处于不同的话语观念的争斗中，他们从来没有回归到一个人的生存性感受中。今天的专家学者也注定为大众唾弃。

这种过于紧张的时代氛围或过于排他的话语规范，使得我们社会相当丰富、相当重大的事件和时代命题呈现出某种不无荒唐的结果。一句话，人们被弄糊涂了。其实，我们只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最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就应该想到人们并不糊涂，人们是被观念话语、政治正确性一类的说法儿给说糊涂或绕糊涂了。以前两年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事件之一——刘涌案的讨论为例，擅长经济学分析的茅于轼先生在话语、观念的缠绕面前不无感慨，他说了一句大实话，怎么判结果都是输。擅于官僚式表达的人也曾经感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怎么开口都要招人骂——仿佛他很大义凛然或极为悲壮，这也是今天我国精英们仍无反省意识而招摇于市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想到这种现代发展的怪现象也许只是我们的特色，那些更为健全的社会并不必然总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时做秀。同样是程序正义与内容正义的争斗，辛普森案的判决因其公开性闹得沸沸扬扬，一国人都动了感情，全世界人都做了观众，最终怎么判都是赢。

检讨我们社会话语变迁的历史，那种观念的改变或进步多只是少数人的事，放歌者虽以为在表达一种观念，在说出某种真理，他们其实是在小声嘀咕，是在暗箱里传布观念。因此，他们会有说错了话，表达错了观念，而不断趋新媚时的表现。他们跟社会有相当大的距离，自然“怎么判都是输”。梁启超当年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在于他们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现代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不是靠一些变来变去的观念立国。一国国民从来不是无知无识者，他们是明辨是非的，他们有善恶观念，有良知正义。他们在时代话语或专家学者面前的失语，反证后者的失职。农民在三农问题专家面前的茫然，当事人在律师或法学家论证面前的手足无措，以及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视角面前的无话可说，反证后者的张扬姿态和横霸嘴脸。但正如王力雄先生说的，不要跟我谈经济学知识或法学的后盾，不要说自己有学理支撑，我信任天理，我知道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