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喜欢用一套相对纯粹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过程，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市场要素，市场竞争和监管机制，就业，GDP和汇率等经济指标，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逻辑无疑是必要的，对于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依旧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体，这种叙述逻辑是不完整的。要获得关于中国经济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还必须考察和经济过程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止尽的任务，本文只能简要的探讨下官僚体制和当下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的关联。

现代社会离不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以其专业化，科层化和资源掌控能力，展开相对应的政策行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相比较而言，由于缺乏有效制约，中国官僚体系享有更广泛的权力，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官僚体制制定经济政策，监管市场运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也常常扭曲市场过程。

从和经济活动的互动过程来概括，中国官僚体系呈现出秩序渴求，能动主义，利益结构和择机行为等典型特征。

秩序渴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对官僚体制的经典论述中提到的，对秩序的渴求是官僚体系普遍倾向，这是官僚体系作为一种管理体系产生的初衷，也是其基本的功能结构。中国经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自由度已经大为提升，但官僚体系的秩序渴求仍然深深的体现在现实经济情境中，经济周期性波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异动，以及经济创新等往往都会和官僚逻辑对秩序的偏好发生冲突。推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就是试图熨平经济周期，反应了官僚体制对稳定的经济秩序的渴求。2015年6月份以来对资本市场加强监管以及8月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起点都是出于官僚体系对市场失控的担忧。官僚体制对各种创新往往充满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类似一些打车软件的出现，顶着创新的名义，但由于和官僚体系有着天然的逻辑冲突，因此一开始往往只能在夹缝中生长，等到规模和影响力达到相当大，才能避免被官僚体系叫停的命运。从国际视野对比而言，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传统上有着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国家，在创新能力上往往无法和美国同日而语。

能动主义——官僚体系通常有保守的防御型倾向，但是中国特色的官僚架构设置，尤其是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态势，使得官僚体系在经济发展领域有巨大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一度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对此论断或许存有争议，但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活动，甚至激烈的由政府主导的拆迁行动，都表明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能动主义。短期而言，这种能动主义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激活，但中长期而言，无论从市场交易的公正，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官僚体系的能动主义都扮演了一个负面角色，并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了严重的挤压。

利益结构——和上述官僚能动主义相一致的是利益分享机制，除了获得正常薪酬，官僚体系往往能从经济发展成果中切取一块蛋糕，普遍的腐败现象就是这种利益结构的表征，官僚体制失去了政治伦理的约束。官僚体系通过相互游说，通过获取财政资源或者金融资源，给管辖地带来项目、财政收入、就业，以及政治收益。官僚体系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替代，会偏离市场目标，降低经济效率。

择机行为——官僚体制可以凭借他们的专业训练以及共同语言提高联合能力，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获得某种博弈优势，在公共政策的遴选和落实方面展现出机会主义的择机行为。官僚体系对政策缘起，对公共议程设定，以及对政策后果的跟进和落实，都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果官僚体系的角色没有得到恰当定位和规训，那么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择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择机选择既是人性的反映，也是制度设计跟不上时代需求的产物。

社会学家罗伯特·马顿在其发表于1940年的《官僚制的结构与特性》的论文中，曾经提出“官僚制反作用”的概念，他认为，官僚结构中，各构成要素的紧张，矛盾和龌蹉的可能带来反作用，非预期后果就是官僚体制反作用的一个类型。在中国当下经济情境中，官僚体制的这种反作用现象相当常见，在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很多基础设置投资最后都变成严重过剩，但是即使如此，以刺激经济发展为名，很多错位的投资行为还在不断重复发生，因为这符合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也隐藏着很多利益结构。

上述概括的官僚体制诸多特征，都表明官僚体系的庞大臃肿，对市场活动的深度影响，公众和决策层对此其实都有明确感知，因此才会有汹涌的舆论责难，才会有各种形式的对官僚体系的约束努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两三年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反映的也是决策层整肃官僚体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意愿。根据一般观察，反腐整肃运动展开以来，官僚体系的利益结构有所松动，腐败行为的确大幅度减少，相应的官僚体制能动主义也同样减少，但官僚体制的秩序渴求更为强烈，择机行为趋势大为增长，面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体系以懈怠、懒政、惰政、不作为等等方式来选择性执行，来规避来自公众和高层的压力。官僚体系的这种特质以及结构化角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上述描述或许过于抽象和单调，我们不妨以一个具体政策例子来分析。无论从学术研究，大众舆论和经济逻辑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相当于彻底失去合理性，其唯一可称为合理性的就是官僚体系的运行，因为这意味着几十万的职位以及对应的财政预算。由于牵涉如此之深，因此，在这个政策上的攻防，成为观察官僚体系和决策层和公众之间博弈能力的动态窗口。一个细节是，在决策层已经做出单独二胎的政策改变之后，各省级地方政府依旧扯皮很久，才陆续推出相应的具体落实措施。而在舆论多次倡导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之际，计生委系统总是出场强势发声，为既有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像计划生育这样具有紧迫性和灾难性后果的公共议题，依然无法成为优先处置的公共政策，充分说明了推动变革的困境，推而广之，这也是中国经济日渐失去活力的重要肇因。

人们往往喜欢用一套相对纯粹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过程，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市场要素，市场竞争和监管机制，就业，GDP和汇率等经济指标，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逻辑无疑是必要的，对于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依旧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体，这种叙述逻辑是不完整的。要获得关于中国经济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还必须考察和经济过程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止尽的任务，本文只能简要的探讨下官僚体制和当下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的关联。

现代社会离不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以其专业化，科层化和资源掌控能力，展开相对应的政策行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相比较而言，由于缺乏有效制约，中国官僚体系享有更广泛的权力，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官僚体制制定经济政策，监管市场运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也常常扭曲市场过程。

从和经济活动的互动过程来概括，中国官僚体系呈现出秩序渴求，能动主义，利益结构和择机行为等典型特征。

秩序渴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对官僚体制的经典论述中提到的，对秩序的渴求是官僚体系普遍倾向，这是官僚体系作为一种管理体系产生的初衷，也是其基本的功能结构。中国经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自由度已经大为提升，但官僚体系的秩序渴求仍然深深的体现在现实经济情境中，经济周期性波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异动，以及经济创新等往往都会和官僚逻辑对秩序的偏好发生冲突。推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就是试图熨平经济周期，反应了官僚体制对稳定的经济秩序的渴求。2015年6月份以来对资本市场加强监管以及8月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起点都是出于官僚体系对市场失控的担忧。官僚体制对各种创新往往充满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类似一些打车软件的出现，顶着创新的名义，但由于和官僚体系有着天然的逻辑冲突，因此一开始往往只能在夹缝中生长，等到规模和影响力达到相当大，才能避免被官僚体系叫停的命运。从国际视野对比而言，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传统上有着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国家，在创新能力上往往无法和美国同日而语。

能动主义——官僚体系通常有保守的防御型倾向，但是中国特色的官僚架构设置，尤其是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态势，使得官僚体系在经济发展领域有巨大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一度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对此论断或许存有争议，但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活动，甚至激烈的由政府主导的拆迁行动，都表明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能动主义。短期而言，这种能动主义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激活，但中长期而言，无论从市场交易的公正，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官僚体系的能动主义都扮演了一个负面角色，并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了严重的挤压。

利益结构——和上述官僚能动主义相一致的是利益分享机制，除了获得正常薪酬，官僚体系往往能从经济发展成果中切取一块蛋糕，普遍的腐败现象就是这种利益结构的表征，官僚体制失去了政治伦理的约束。官僚体系通过相互游说，通过获取财政资源或者金融资源，给管辖地带来项目、财政收入、就业，以及政治收益。官僚体系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替代，会偏离市场目标，降低经济效率。

择机行为——官僚体制可以凭借他们的专业训练以及共同语言提高联合能力，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获得某种博弈优势，在公共政策的遴选和落实方面展现出机会主义的择机行为。官僚体系对政策缘起，对公共议程设定，以及对政策后果的跟进和落实，都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果官僚体系的角色没有得到恰当定位和规训，那么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择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择机选择既是人性的反映，也是制度设计跟不上时代需求的产物。

社会学家罗伯特·马顿在其发表于1940年的《官僚制的结构与特性》的论文中，曾经提出“官僚制反作用”的概念，他认为，官僚结构中，各构成要素的紧张，矛盾和龌蹉的可能带来反作用，非预期后果就是官僚体制反作用的一个类型。在中国当下经济情境中，官僚体制的这种反作用现象相当常见，在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很多基础设置投资最后都变成严重过剩，但是即使如此，以刺激经济发展为名，很多错位的投资行为还在不断重复发生，因为这符合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也隐藏着很多利益结构。

上述概括的官僚体制诸多特征，都表明官僚体系的庞大臃肿，对市场活动的深度影响，公众和决策层对此其实都有明确感知，因此才会有汹涌的舆论责难，才会有各种形式的对官僚体系的约束努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两三年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反映的也是决策层整肃官僚体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意愿。根据一般观察，反腐整肃运动展开以来，官僚体系的利益结构有所松动，腐败行为的确大幅度减少，相应的官僚体制能动主义也同样减少，但官僚体制的秩序渴求更为强烈，择机行为趋势大为增长，面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体系以懈怠、懒政、惰政、不作为等等方式来选择性执行，来规避来自公众和高层的压力。官僚体系的这种特质以及结构化角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上述描述或许过于抽象和单调，我们不妨以一个具体政策例子来分析。无论从学术研究，大众舆论和经济逻辑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相当于彻底失去合理性，其唯一可称为合理性的就是官僚体系的运行，因为这意味着几十万的职位以及对应的财政预算。由于牵涉如此之深，因此，在这个政策上的攻防，成为观察官僚体系和决策层和公众之间博弈能力的动态窗口。一个细节是，在决策层已经做出单独二胎的政策改变之后，各省级地方政府依旧扯皮很久，才陆续推出相应的具体落实措施。而在舆论多次倡导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之际，计生委系统总是出场强势发声，为既有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像计划生育这样具有紧迫性和灾难性后果的公共议题，依然无法成为优先处置的公共政策，充分说明了推动变革的困境，推而广之，这也是中国经济日渐失去活力的重要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