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前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以91岁高龄在世界人权日的那一天死亡，他的流血政变上台跟他在世界人权日死亡，同样充满了讽刺。

197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特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他17年的威权统治给智利人民带去了什么？在任内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使得智利成为南美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但在同时，残酷压制民主，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实施党禁和言论禁锢，特别是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造成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经济自由无法替代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民心所归，舍弃政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落下了大幕，但是给重经济改革轻政治变革的中国，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遗产。

遗产之一：民心难违

皮诺切特死去之后，一切并未结束。智利政府没有为他举行国葬，只让军方降半旗象征性致哀。现任总统巴切莱特曾说，为他举行国葬违背自己的良心。皮诺切特曾经说：“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晚景凄凉。”事实任何呢？1998年，因为西班牙指控他杀害西班牙人及其后裔，皮诺切特在伦敦一家医院就诊时被逮捕，随后虽然得以释放回国，但从此开始了咎由自取的晚年凄凉生涯。从政治谋杀、侵犯人权到偷逃税款，共达300余起的各种起诉接踵而至。他先是靠终身参议员的身份免于受审，后来法官宣布取消他的这一身份，他只好以健康原因来拖延，免于坐牢。

智利部分民众觉得这些做法对皮诺切特不公平。在他执政期间，让智利迅速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摆脱了贫困和混乱，使智利成为南美强国。皮诺切特在他下台之后，也不无得意地宣称：“我接手的时候智利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时候它则基础坚实、未来美好。”但是，皮氏只说对了一部分。社会财富只流向了少数权贵和富人手里，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受惠；为自己高压统治期间数千名遭受屠杀、失踪、流亡者犯下的罪责洗脱。

但是，世界舆论和智利人民并不领皮诺切特的情。皮氏死后，根据智利媒体的调查，智利民众反对以国家领导人待遇安葬的人数超过半数。更多的智利民众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庆祝他的死亡。世界主流舆论也普遍认为，皮诺切特是一个尚算幸运的军事独裁者，把他与正在接受审判和关押的萨达姆比较。可以说，智利民众给予他公正的盖棺定论和待遇。

遗产之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措施。他表示自己希望“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皮诺切特起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大师来贯彻他的政策。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降低了部分税收。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们（尤其是弗里德曼）认为“智利奇迹”是因此产生的（1960-1980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5%）。反对者则指出，智利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1983年的22%，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0%。在皮诺切特当政的最后几年，情况略有改善。1990年失业率降至7.8%。阿连德时期出现的物资短缺现象也得到了补救。

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支持智利经济自由的初衷，显然与皮诺切特政权的愿望尚有遥远的距离。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自由当作国家文明的必要手段，而不是作为结果。但在皮氏看来，只要经济自由了，他的威权统治便可以得到长期稳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自由本身是自由之一，同时它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民众只有经济自由就够了。弗里德曼很早就说过：“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到后来，他反复强调，智利只是意外，而不是规律，因为军人政权的组织法则是自上而下的集权，而自由市场刚刚相反，是自下而上的分权。他预言说，“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

皮诺切特制造的经济繁荣后果是什么呢？施行的私有化政策，削减了公共开支，废除了工会权利，这些都对智利中下阶层产生了消极影响，事实上是对他们的掠夺，而只对富有阶层有利。

遗产之三：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

皮氏当政期间，更多的是以一个独裁者面目出现。皮诺切特破坏了智利的民主政治，攫取个人利益，实行了导致数千名反对者死伤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他采取高压统治，驱赶、关押、杀害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皮氏统治期间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严刑拷打也是军政府镇压异己的常用手段。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逃亡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该报告同时认为，超过半数的逮捕行动发生于军人建政数月内（大约有18,000人称他们是在1973年9月至12月间遭到拘禁的）。

皮氏任内，智利频繁发生骚乱与暴力袭击，政局不稳。另有数次未遂暗杀，深化了政府的妄想症，加剧了迫害的恶性循环。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而在此前2年，前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刺身亡。1976年9月，智利形势引起了国际关注。

遗产之四：功过不可替代

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在政变之前有长期的民主宪政史，鲜见军人干政。皮氏军政权的血腥恐怖统治行为，无法撼动暗中涌动的民主根基。1980年，智利新宪法公民投票获得通过。新宪法规定，1988年进行等额选举的总统大选，1990年还政于民。皮诺切特在那次大选中失利。1989年，智利举行差额选举的总统大选，帕特里西奥·埃尔文获胜，于次年接替皮诺切特出任总统。皮诺切特卸任后，仍保留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至1998年。根据1980年宪法的规定，他可以在智利参议院获得一个终身参议员席位。

政治自由或者说制度文明的内核在于：一个执政者不管他如何对国家民族居功至伟，只要他手上沾着鲜血，就会受到指控和审判，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没有谁可以为皮诺切特辩护。智利的经济奇迹本身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曾经为他辩护甚至伸出援手。人们争议的焦点是：专制政权（或者叫威权主义）是否也能够甚至可以更好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带领国家发财致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智利自1970年代军政府上台到1990年新的民选政府登台以至今天，恐怖政治遗留的阴影远远大于跛足经济增长带给人民的欢愉，民众给经济自由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民主宪政的力量是伟大而持久的，智利人民经过短暂的恐怖噩梦之后，重新拥抱了民主和自由。智利人民是幸运的，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亲手埋葬了那个昏迈的独裁者和他的独裁专制制度。

2006年12月23日

智利前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以91岁高龄在世界人权日的那一天死亡，他的流血政变上台跟他在世界人权日死亡，同样充满了讽刺。

197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特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他17年的威权统治给智利人民带去了什么？在任内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使得智利成为南美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但在同时，残酷压制民主，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实施党禁和言论禁锢，特别是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造成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经济自由无法替代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民心所归，舍弃政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落下了大幕，但是给重经济改革轻政治变革的中国，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遗产。

遗产之一：民心难违

皮诺切特死去之后，一切并未结束。智利政府没有为他举行国葬，只让军方降半旗象征性致哀。现任总统巴切莱特曾说，为他举行国葬违背自己的良心。皮诺切特曾经说：“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晚景凄凉。”事实任何呢？1998年，因为西班牙指控他杀害西班牙人及其后裔，皮诺切特在伦敦一家医院就诊时被逮捕，随后虽然得以释放回国，但从此开始了咎由自取的晚年凄凉生涯。从政治谋杀、侵犯人权到偷逃税款，共达300余起的各种起诉接踵而至。他先是靠终身参议员的身份免于受审，后来法官宣布取消他的这一身份，他只好以健康原因来拖延，免于坐牢。

智利部分民众觉得这些做法对皮诺切特不公平。在他执政期间，让智利迅速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摆脱了贫困和混乱，使智利成为南美强国。皮诺切特在他下台之后，也不无得意地宣称：“我接手的时候智利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时候它则基础坚实、未来美好。”但是，皮氏只说对了一部分。社会财富只流向了少数权贵和富人手里，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受惠；为自己高压统治期间数千名遭受屠杀、失踪、流亡者犯下的罪责洗脱。

但是，世界舆论和智利人民并不领皮诺切特的情。皮氏死后，根据智利媒体的调查，智利民众反对以国家领导人待遇安葬的人数超过半数。更多的智利民众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庆祝他的死亡。世界主流舆论也普遍认为，皮诺切特是一个尚算幸运的军事独裁者，把他与正在接受审判和关押的萨达姆比较。可以说，智利民众给予他公正的盖棺定论和待遇。

遗产之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措施。他表示自己希望“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皮诺切特起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大师来贯彻他的政策。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降低了部分税收。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们（尤其是弗里德曼）认为“智利奇迹”是因此产生的（1960-1980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5%）。反对者则指出，智利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1983年的22%，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0%。在皮诺切特当政的最后几年，情况略有改善。1990年失业率降至7.8%。阿连德时期出现的物资短缺现象也得到了补救。

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支持智利经济自由的初衷，显然与皮诺切特政权的愿望尚有遥远的距离。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自由当作国家文明的必要手段，而不是作为结果。但在皮氏看来，只要经济自由了，他的威权统治便可以得到长期稳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自由本身是自由之一，同时它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民众只有经济自由就够了。弗里德曼很早就说过：“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到后来，他反复强调，智利只是意外，而不是规律，因为军人政权的组织法则是自上而下的集权，而自由市场刚刚相反，是自下而上的分权。他预言说，“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

皮诺切特制造的经济繁荣后果是什么呢？施行的私有化政策，削减了公共开支，废除了工会权利，这些都对智利中下阶层产生了消极影响，事实上是对他们的掠夺，而只对富有阶层有利。

遗产之三：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

皮氏当政期间，更多的是以一个独裁者面目出现。皮诺切特破坏了智利的民主政治，攫取个人利益，实行了导致数千名反对者死伤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他采取高压统治，驱赶、关押、杀害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皮氏统治期间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严刑拷打也是军政府镇压异己的常用手段。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逃亡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该报告同时认为，超过半数的逮捕行动发生于军人建政数月内（大约有18,000人称他们是在1973年9月至12月间遭到拘禁的）。

皮氏任内，智利频繁发生骚乱与暴力袭击，政局不稳。另有数次未遂暗杀，深化了政府的妄想症，加剧了迫害的恶性循环。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而在此前2年，前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刺身亡。1976年9月，智利形势引起了国际关注。

遗产之四：功过不可替代

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在政变之前有长期的民主宪政史，鲜见军人干政。皮氏军政权的血腥恐怖统治行为，无法撼动暗中涌动的民主根基。1980年，智利新宪法公民投票获得通过。新宪法规定，1988年进行等额选举的总统大选，1990年还政于民。皮诺切特在那次大选中失利。1989年，智利举行差额选举的总统大选，帕特里西奥·埃尔文获胜，于次年接替皮诺切特出任总统。皮诺切特卸任后，仍保留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至1998年。根据1980年宪法的规定，他可以在智利参议院获得一个终身参议员席位。

政治自由或者说制度文明的内核在于：一个执政者不管他如何对国家民族居功至伟，只要他手上沾着鲜血，就会受到指控和审判，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没有谁可以为皮诺切特辩护。智利的经济奇迹本身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曾经为他辩护甚至伸出援手。人们争议的焦点是：专制政权（或者叫威权主义）是否也能够甚至可以更好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带领国家发财致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智利自1970年代军政府上台到1990年新的民选政府登台以至今天，恐怖政治遗留的阴影远远大于跛足经济增长带给人民的欢愉，民众给经济自由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民主宪政的力量是伟大而持久的，智利人民经过短暂的恐怖噩梦之后，重新拥抱了民主和自由。智利人民是幸运的，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亲手埋葬了那个昏迈的独裁者和他的独裁专制制度。

200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