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引言：故意或者无知
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是前民主社会的重大社会问题，此一关系也是「知识分子」狭义化的伦理标准。这里所说的狭义化，专指非体制身份的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不拿国家薪金及各种救济款项的读书人（书写者）、思想者（活动人士）。这类人在选择了政治异议兼具文化异议的社会定位之后，与整个「正常社会」——其如「过好自己的日子为第一」那样具有生活信仰之社会众数——发生行为方式的割裂。因此，在文化异议层面上，狭义知识分子之异议不仅对准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政权体系，也对准一般世俗社会。质而论之，那个一般世俗社会乃为反义社会，是雅科夫列夫极力追求的正常社会之反面。针对社会的异议比针对政权的异议更具有政治杀伤力或曰颠覆性，因此，就出了一种不知何人所造宏论，是曰「可以不爱党但必须爱国」。这里的「党」当然地是中国的现统治集团「中国共产党」。
我本人也当然地是我上面定义的狭义知识分子，更不止一次受到过「可以不爱党但必须爱国」劝谏。然而，并非出于义愤而是基于阅读量暨深度思考，我认为「可以不爱党但必须爱国」是「驴屁之诡论」【注一】，原因是「我生活在一个衣冠侮辱了禽兽的国家」【注二】。就个人经验而言，我认为「可以不爱党但必须爱国」之论是故意之恶，以便把被裹挟而不致彻底的社会卷入其中，使针对「不爱党」的社会歧视成为可能。在另一端，一些传播此论者是出于无知，不知道米洛万•吉拉斯的研究结果暨批判之论。吉拉斯指出：在革命的共产党群体转化而来的新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队是党的军队，政府是党的政府，国家是党的国家【注三】。在此「三是」之下，再区分党与国完全没有必要，不加思考地传播「不爱党但必须爱国」至少是一种无知。
一、自居作用：背后有人性沉沦之代价
「三是」之态在前苏联与东欧随着共产党独裁的崩溃而消亡，但在那里还好的是：与新阶级在政治伦理上对阵的尚有新势力如自由撰稿人以及其他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人群，因此，社会未致成为「第四是」，以至于社会也是党的社会；因此，前苏联的雅科夫列夫正常社会理想才能够深入人心，尽管雅氏属于本文所定的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且是体制内重量级权力分子）。再有，互联网脱离了初级阶段，在当下更能促动人们追寻正常社会，或曰社会在接受狭义知识分子异议的同时还不致完全沦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一事实，它意味着技术市场可以粉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传统权力【注四】。但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均试图全控社会，因此，如同右翼极权主义一样，在左翼也制造了一个政治不公平的国家，进而使一般社会伦理遭到扭曲。在不断的扭曲当中，统计学上的众数含义失真了。按着众数计算出来的平均值属于正常，而在失真状况下，一个社会变成了多数人不正常的社会。少有人能抵御这种不正常，因此，持续暨一般化的不正常反而成为社会常态。
在如此社会常态中，底层人们大多放弃传统道德约束，试图获得扭曲下的认可。周舵描述的其母杨老太太追求入党最后失望暨自杀【注五】，还有年轻时代为革命资格以致耗掉整个青春，绝对是非常悲惨的个案，但是，放在极权主义历史大背景下，它又不足为道。这样论断不是我冷血或过度理性，而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史上，它仅仅是无数自居作用失败案例之一。较为直白地说，是周母试图谋求自居作用以对抗社会常态中的歧视而终归失败。在赖希（Wilhelm Reich）将本属精神分析领域的自居作用（现象）引入对群众法西斯分析时，他说：「管家、贴身男仆和贵族家庭的其他此类佣人，是这种自居作用力量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由于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举止而起了一个根本变化，在努力最大限度地抹去他们低下出身的痕迹，经常笨拙地模仿他们侍候的人。」【注六】然而，绝大多数的模仿是不成功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形如周舵分析案例中尚未绝望的一丝虚假希望，它总是在随时攫取希望这者人格，迫使后者低价出卖。
赖希从经济利益层面看到的则是，「中下层阶级的人总是准备去迎合权威，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裂隙」【注七】。自居作用失败或者中下层阶级模仿权威的失败不止发生在周舵分析案例的左翼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止发生在右翼极权主义国家，它也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按着霍尔巴赫（Par Le Baron D’Holbach）的分析，情形如彼：「在这样一些主子的统治之下，社会若是被那些败坏的人们所蹂躏，他们随意压迫想仿效他们的弱者们，那还有什么可惊讶的？社会的状态变成了君主反对一切人以及社会成员彼此反对的一种战争状态。」【注八】由于处于弱势的模仿者遭遇歧视，他们便实施对国家的报复，「公开地或秘密地攻击那有后娘般的祖国，这祖国把一切给与它的某几个孩子，而对另外的孩子则剥夺一切」【注九】。最初殖民于北美的英国人是祖国生活的模仿者无疑，他们仅是为了摆脱宗教桎梏而无意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祖国的社会形态。然而，那些殖民者又毫无疑问地遭受了祖国后娘般的待遇。
在此，可以提出两个有待日后论证的学术猜想：（一）由于霍尔巴赫的「后娘祖国」论提出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十九年且以法国社会现实为分析对象，可以说，此论及其载体即著作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二）对于美国的革命即独立战争，霍尔巴赫思想的影响绝不亚于《常识》著者托马斯•潘恩，甚至说，由于前者是较为严谨的哲学家，其思想影响比后者要大得多。
二、迪顿败笔：背后有传统作伪之影响
自居作用失败，多数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如走卒贩夫之辈被稍有权力者骂为「给脸不要脸」或曰「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凡此等等。自居作用对不自觉卷入法西斯治理体系的人耗尽生命而无法找到真正的生活意义，无从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正常社会，即便他们未如周舵分析案例中杨老太太之悲惨，而正是并不悲惨的众数之遭欺或自愿接受「后娘祖国」统治，以致「后娘祖国」的统治看起来还较为有效。不过，这种有效掩盖了失败国家的实然。其中的政治学逻辑有嫌复杂，简化言之：经济绩效的社会不平等取得，意味着政府失败；政府失效不但无从干预失灵的市场，而且导致了严重的政治贪困【注十】。
在政治学一般来理解，失败国家必然是无序的或处于内战状态，在经济方面也是无甚绩效的，在政治统治上更现不能划一或顾此失彼。但是，失败国家的隐性状态也表现在设计目标宏大而无施、政治道德高标而无遵诸方面。狭义界定则是经济行为带有政治诈骗性质，尤其依托国家权力的经济作为，不分宏中微三个层次均脱不开政治诈骗性质。上升到制度全系，存在于当下中的隐性政治诈骗「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也是个巨大的讽刺」【注十一】。迪顿一直认为中国是因为政府有效，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绩，事实上，「在合法性极低的政治权力以政府有效面目出现时，市场机制遭到践踏；看似有效的局部经济成果实际上以破坏社会整体公平为代价，最后造成了政府失效」【注十二】。迪顿败笔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小浪花，而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愿望日积日厚。除了上面已经涉及到的新技术市场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传统权力产生粉碎作用之外，传统作伪也越来越失去最一般的感召能力，其如有意识的国学推广，再如清廉之治对道德性皇权的要求即赋予最高权力分子「新皇帝」地位等等，遭到了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怀疑。以历史伦理逻辑而言，自西汉以来捏合的忠孝合一政治文化【注十三】至南宋初败，至晚清更至大败，于今恢复当然也不可能。
从历史方面看，酷吏主义是维持忠孝合一的必要手段，就像家庭为培养孝精神而施虐一样。后者有训：「要得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注十四】狭义的孝文化依赖家庭恐怖主义，更至有「棍棒之下出孝子」之原理；广义的忠孝合一依赖国家恐怖主义，酷吏主义只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构成元素。而现代版的酷吏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更好地诠释中国现行制度体系中的「后娘祖国」状况，其如公权力偏好「严厉打击」现「重拳惩治」以整治路边烧烤、无证营运之类底层谋利行为。表面看起来合法的公权力作为，它的口号则表明它不仅是羞辱文明的嚣张政治心态，而且是把被整治人群视为国家的「非亲生」，或者说整治者为嫡而被整治者为庶。政权体系鼓励「严厉打击」与「重拳惩治」源于它在政治心理上的防颠覆意识【注十五】，这种意识亦是「后娘祖国」的构成元素。另一方面，放大这种意识以做政治伦理分析则又发现当下所力倡的传统重叙皆为作伪，目的仍在于维持「后娘祖国」作为一个统治体系的生存。同样，在放大现有现象背后的政治心理之时，也放大传统为资中筠等人所界定的道统【注十六】，更能看到「后娘祖国」反道统的本质。仅就「严厉打击」与「重拳惩治」路边烧烤与无证营运而言，其公权力行为与传统精英蒙学道理相对立，后者有云：「担头车尾，穷汉营生，日求生活，休与相争。」【注十七】简单地说，「后娘祖国」在经济机制方面是与民争利暨排斥底层的功能系统。所以，偏好「严厉打击」与「重拳惩治」的中共统治不可能正向传统化，更不可能与道统相融合。
三、刘豫独立：背后有无限细分之歧视
道统与传统的关系仍需纵深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合乎人性的传统必在道统里面。在这个基点上，我认为对传统中的伪劣进行批判与否定，应当属于道统的构成因素与责任，因为道统是可以传之久远的东西并具有融入普世价值的资格。其如否定「要得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之坏传统（箴言），不惟否定家庭恐怖主义以致家庭民主成为可能，而且能使儿童（扩至非家长地位的所有家庭成员）获得人性认可地位。更现实一些地说，它也能否定教师暴力，因为不管舆论如何激烈指斥教师暴力，社会对它仍有认可心理，认为它「有着文化合理性」【注十八】。然而，究诸历史，西汉以来的忠孝合一政治文化与社会规则是失败的。在纯私人层面，有言「一子之母馀衣，三子之母忍饥」【注十九】，此为明代经典状况，而至今日，养老难题更加突出；上升到政治伦理层面，有言「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注二十】，此为晚清经典状况，而至今日，最高权力的正当性难题更加突出。后一项是伪精英失败至社会崩解的路径，本文不再于精英分析层面论述，容他文继之。
历史上最著名「君不正臣投外国」案例是南宋初年刘豫对出身国家的背叛。以传统政治伦理衡量，依托敌国、拥土称帝的刘豫远比「疑似奸臣」秦桧更危害国家，但是，事件肇因于皇权的狂妄（君不正），后世无论史家还文艺家均以夸大秦桧之恶来淹没刘豫叛宋的史实与事实。以道统的革命性与传统的负面性比较所出理性论之，刘豫叛国却是一个历史进步案例，在最狭义上它是对「后娘祖国」的最直接回击，是人格独立的抉择。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从文献学上考究南宋初刘豫叛国与晚清伦理之训「君不正臣投外国」的关系，即是否从刘豫叛国事实发生至晚清训语形成，这个过程中总结者（可能早于晚清）是否以刘豫叛国案例支持自己的说法。不过，刘豫叛国确实是「后娘祖国」的政治成本。首先，皇权与仕权存在价值观念上巨大差别，身系世代农耕的刘豫虽然以进士入仕而位至殿中侍御史，但仍被皇权排斥于政治嫡出之外，其因对皇权核心因素有所议论，而被北宋徽宗讥言「刘豫河北种田叟，安识礼制」【注二十一】；其次，由于不识而致妄议，更使仕途受挫即黜为两浙观察使【注二十二】；复次，在越来越不规矩的仕途竞争中，刘豫避危求安，在南宋高宗初期拒绝出任随时有战争危险且治安极差的济南府知府，求任靠近新政治中心的同级职务而不果【注二十三】，亦说明国家虽然给了他贬职之后的「判国子监，除河北提刑使」【注二十四】升职机会，但仍视之为政治庶出。
我在本文称刘豫叛国是个历史进步事件即属道统的革命性，也许不为一些传统思想浓重的人士理解，但刘豫拥土称帝后，确实与其政治出身的原体系及新皇帝展开了道德竞争，其如叛国四年后，「豫曲赦汴人，与民约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杂用，不限资格』。」【注二十五】在僭号者与旧正统的道德竞争中，后者是弱势无疑，其中皇权以「后娘祖国」方式对待前者亦是后来自认的道德亏欠。也因于这点，到了道德竞争展开两年、叛国行为发生六年后（绍兴四年十月，公元一一三四年），新皇权才敢真正与刘豫进行全面战争，包括道德角力，是谓「始暴罪恶」【注二十六】。
尽管刘豫政治作为的时代（从北宋末至南宋初）不可能有「后娘祖国」概念，但就理性人（利益者）的一般观点看，刘豫是最高级的「后娘祖国」政治的受害者无疑，他的叛国具有很好的历史进步意义，既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也是政治道德方面的独立。尤其「文武杂用，不限资格」的政治公平策略，它在新王朝南宋终其一代亦未实现，后者也没有此种道德勇气。更详细地分析此一历史案例，可以从最高级的「后娘祖国」形式俯视最普通的「后娘祖国」，如「种田叟」之类的底层与整个官僚系统的不同政治伦理地位，可以刊出政治机会分布的绝对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伴随着中国历史直到今天。更有意义的是，从最普通的「后娘祖国」到最高级的「后娘祖国」，实质上是歧视可以无限细分的过程。这种无限细分，可以从有限资格的现实案例中获取。比如，发生在二〇〇八年的「淮塔丑闻」至二〇一三年被揭开，它里面不只是四名招聘名额中有三人获任者「是领导子女」【注二十七】，而是在程序合法背后，普通职工的子女参加了考试但都未考上，当中的考题泄露只是一个猜疑项。丑闻之所以为丑闻的唯一焦点是「当时的考试是由淮塔管理局与江苏师范大学（当时是徐州师范大学）教师共同负责出题」【注二十八】。面对不规矩的利益竞争，无论淮塔管理局领导还是一般职工，都想获得现实收益，而无疑这里的后者成了现代刘豫，尽管他们未曾叛国而只是不懈地举报前者。举报的结果更是「后娘祖国」的程序产出，「当地纪委、人事局经过调查，招聘程序符合规定」【注二十九】。对此，给有限资格做一个扩展：如果此种公共职位招聘放到社会层面，那么，淮塔管理局的一般职工则是「后娘祖国」小局域中的相对好一些的那一层，而社会公众的子女则自然成为最末等。
结语：社会革命与道统扩展
中国确实需要社会革命，因为当今政治腐败是历史性的。「淮塔丑闻」既是历史负传统的负面，也是中共统治「后娘祖国」伦理化的实践，陈云所定「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注三十】政治规则是「淮塔丑闻」的逻辑支持无疑。进一步地看，陈云确属中共建政时绝对少有的思考精英，这源于他少年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从业之故，由于上海因素而致他发明了可称为「陈云定理」的独特实践论【注三十一】。然而，即便是如此杰出之人仍恋于「后娘祖国」政治伦理而不放，可见中共系统之无可救药，尽管陈云亦不知「后娘国家」概念为何物。没有社会革命，不可能有一个有前途的文化自新过程，尽管社会革命不排除暴力形式，而在现代社会文化转型则是社会革命的较为平和方式。
文化转型依靠道德扩展，道德扩展虽然较为复杂，但它至少基于两点：其一，有一些广义层面的知识分子向狭义层面转化，形如历史上的刘豫独立，以带来道德竞争更激烈的局面，并能带动出规模不等、频率不一的社会运动；其二，在文化层面摆脱「故意或无知」的任何之一种，从而让自居作用在普通社会成员当中减至最少。对于后一项，鼓吹「新皇权」的作为已经非常明显地是故意在先、无知在后。如果习近平的政治兴起确实依赖于陈云规则（而不是定理）即如多维网文所述者，那么，习当今居位则没有任何道统意义，并且他还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后娘祖国」政治伦理。即便此等维护无法阻止社会革命，它仍然会对文化转型产生较大的阻滞。最后，以纯学术方式揭示「后娘祖国」政治伦理的反人性不仅有助于国内的道统扩展，而且会为迪顿、基辛格那些人提供帮助，使他们败笔有救、谰言得检。毕竟中国的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已不止是异议力量的政治伦理追求，已经是全球事务暨全球秩序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我的博文《我不那么「爱国」——当衣冠侮辱了禽兽的时候》，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因该日零点我的该博客被封禁，我于次日发表《一个苹果与三个「足以」——綦彦臣告别网易博客及乐乎》一文即社会告白，尽管封禁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销。由于过来论文中有些自我引用出自该博，而不能采取主动删除所有内容的反击措施。但是，在告别文章里我已经明确：「从这篇文章之后不再发任何一篇博客、一张图片、回复任何一个跟帖。」
[三]转引自项佐涛等《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第一百四十七页；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二。
[四]参见我的学术随笔文章《耘余闲墨（3）：新技术市场粉碎传统权力》，载于新世纪网(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在完全放弃网易博客之后，我已不在国（境）内开立任何自媒体界面。因此，将学术随笔完全转到新世纪网首发。第一个系列是《耘余闲墨》。
[五]参见「悠悠魂」微信公众号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文章《周舵：母亲的自杀》（作者：周舵）。本文能便捷地引用这一案例，是由于新世纪网主编张伟国先生在微信圈里的转发。
[六]与[七]参见赖希著《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汉译本，张峰译），第四十一页；张译版本：重庆出版社，一九九〇。赖希在书中对源自精神分析学的自居作用，做了注释。其云：「精神分析学理解的自居作用，指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开始感到和另一个人相一致，采取这个人的特点和态度，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这一过程必然使自居的人发生一种实际的变化，因为自居的人使自己的模式特点『内在化』了。」
[八]与[九]参见霍尔巴赫著《自然的体系（上卷）》（汉译本，管士滨译），第二百四十一页（上下册单另页码）；管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十]、[十一]与[十二]参见我的经济评论文章《国企的骗子经济——政府失效导致政治贫困》，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号。
[十三]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二百二十三至第二百二十四页（〈孝〉条目，潘富恩撰）；张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三。关于西汉的忠孝合一观念，〈孝〉条目有云：「反映西汉儒家思想的著作《孝经》把『孝亲』与『忠君』合而为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十四]参见[晚清]周希陶编《重订增广》，第一〇六页（全文〈一法通•节选〉，在第九十三至一一五页）；周编今版：岳麓出版社，一九八七。
[十五]参见我的博文《能不能不再「严厉打击」以及「重拳惩治」？》，同[一]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六]参见「资中筠」微信公众号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文章《爱国系列之五：「国家」的含义》（作者：资中筠）。
直接来源同[五]后项。
[十七]同[十四]，第六〇页（全文〈小儿语〉，在第五十九至第六十一页）。
[十八]参见我的学术随笔《耘余闲墨（1）：「文革」的文化复制性质》，同[四]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十九]同[十四]，第七十四页（全文〈续小儿语〉，在第六十四至第七十五页）。
[二十]同[十四]，第九十七页（仍在《一法通•节选》）。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一三七九三页；脱等撰今版：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全四十册，豫传《叛臣上》，在第三十九册）。
[二十五]同[二十一]，第一三七九六页。
[二十六]同[二十一]，第一三七九九页。
[二十七]、[二十八]与[二十九]参见西楚网•国际国内版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转刊《现代快报》文章《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塔管理局招聘四名三人是领导子女》（作者：顾元森）。
[三十]参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转刊多维网文章《习近平的部队「生涯」》（作者未详）。
[三十一]参见我的博文《评史的心性，或者「陈云定理」》，同[一]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