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

 

接触斯宾诺莎是很久以前的事。十几年前看房龙的一本书，里面浓笔描绘了斯宾诺莎，一个孤独执者的形象。当时他对我也是陌生的，在我们历史课本里好像没有提到过他。但后来看西方的很多书，总会提到他。在图书馆也曾看到过他的《神学政治论》，但是翻不出什么门道。曾经给教会捐的书中有《神学政治论》，但是负责人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这本书后来也不见了。对斯宾诺莎的真正接触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弯儿。研读《圣经》的时候误打误撞发现了生活于相当于中国宋朝时期的犹太大师伊本•艾兹拉，在这个人的介绍中总是提到后来的继承者斯宾诺莎，被称为圣经高等批判。对斯宾诺莎我也总是感叹，难以下笔，因为在现代化的境况中，无论是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犹太思想、圣经批判，都仍然在他的视野内。

 

在西方学界，对斯宾诺莎的的研究，可谓长盛不衰。搜集斯宾诺莎的资料时，看到约拿单•以色列（亦译约纳森•伊斯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启蒙角力：哲学、现代性与人的解放（1670—1750）》（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 Modernity，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0）的书评，以色列试图以斯宾诺莎哲学为基点把复杂纷纭的启蒙思想统一起来。以色列的视角让我想起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都曾经写过“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这几个中国学者的时间视角基本上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时间一致。这也印证了葛兆光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末利玛窦来华开始，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共产党极力推崇的历史观。

 

在整个清朝，中国基督教虽然经历很多波折，但是一直在中国存在着。如果将儒家与基督教、犹太教作为同一种形态来看待，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蜂拥而入时，儒家经历的挫折要比基督教和犹太教大得多；五四运动和文革的强力冲击，要比法国大革命彻底得多。这在五四以降很多学者的思想里可以看到，比如李镜池和高亨对《易经》的研究，其思想很多已经采用的是唯物历史观。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悲叹现代学者过于看重考古，而忽视文字典籍。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利玛窦在明末就已经指出来的对上帝的忽视。儒家的上帝崇拜仪式到底是怎样的演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在长春满洲国纪念馆里的祭祀长袍，可以看到当时满洲国保留了祭祀传统——这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官方儒家祭祀传统。

 

中国官方儒家祭祀传统随着皇朝的消亡之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参考下以色列随着亡国，用于祭祀的圣殿被摧毁一千年后，流散在利比里亚半岛的伊本•艾兹拉的思考：“占星术为一些《圣经》注释提供了理性解释，尤其是动物献祭。确实自从圣殿的庙宇仪式停止之后已经一千年过去了。但是，新的礼拜观念让犹太人琢磨为什么曾经需要这些行为。另外，新的圣典观念引起犹太人追问为什么在托拉里记载了献祭的细节，虽然这些仪式不再执行，但是所有这些教导都认为具有永恒价值。占星术提供了原理阐述：只要圣殿站立就有执行献祭的实践理由；教训是：即使圣殿被毁其宇宙功能价值仍存。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解释激发呼吁复辟献祭。伊本•艾兹拉的追随者满足于沉思这些真相。”虽然占星术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天文学现代是一门科学，并且中国儒典里也有很多涉及星象的记载，为现代天文学史提供了很多可靠的依据。陈慰中在《共同的上帝》中曾从星象分析耶稣的一些事件。当然，基督教对这些祭祀细节有很多基督灵意的解读，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基督徒有类似伊本•艾兹拉的疑惑。另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论，有些地方倒是跟盘古化生万物有些可比的地方。

 

不过，就像上面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本•艾兹拉的）这些解释激发呼吁复辟献祭”，现代重建犹太圣殿跟中国祭祀三皇五帝一样，不过是一种民族/种族情怀。西方宗教文本的科学理性诠释，被斯宾诺莎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约拿单•以色列认为，温和的启蒙运动，包括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在反对愚昧迷信运动中没有真正贡献。以色列定义了他认为的“激进启蒙运动”，表示这起源于斯宾诺莎。他表示在很多细节上随处可见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主义是欧洲激进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不仅是尼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还包括英国和爱尔兰。”从1650-1750年间，斯宾诺莎是“天启宗教基要信仰的主要挑战者”。倾向于宗教怀疑和共和政府的激进启蒙运动，引导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

 

我有时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同为犹太人才会对斯宾诺莎如此看重，但是斯宾诺莎的气质确实与众不同。因为无论是布鲁诺还是其他人，都是在“现有体制”内争夺话语权，而斯宾诺莎身体力行地独立出了“现有体制”。在被逐出犹太教后，他被称为第一个世俗犹太人——并且也可能是现代西方第一个世俗的人，没有归属某个宗教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是个有神论者。总之，无论是约拿单•以色列的激进观点，还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温和观点，在他们的现代化视野中，斯宾诺莎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列奥•施特劳斯的第一本书就命名为《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以色列将斯宾诺莎的现代化启蒙贡献称之为西大西洋价值（Western Atlantic value）。我没有查到西大西洋这个概念，倒是北大西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色列将西大西洋世界的哲学现代化看作三个矛盾派别的持续角力：激进、温和与反启蒙。他认为，早先的启蒙概念建立在霍布斯、洛克和伏尔泰相关的相对温和的进程上，它的代言人出于对现状的责任意识，隐瞒了他们冲击性的个人意见。这种主流启蒙运动主导西方思想直到1945年。这个时间就是二战结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坚固，中国最后一个皇国满洲国消亡。以色列与葛兆光的视角一样，都看重思想对世界的塑造，“确信历史是由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所推动，而不是社会经济力量”。

 

斯宾诺莎的一个鲜明标签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后9•11世界，《纽约时报》对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政策立法一篇批评中，再次诉诸于斯宾诺莎：人们被一种信念迷惑，相信维护“国土安全”的最佳手段便是压制特定的自由权利。它表现在法官们倾向于以更具限制性的方式解读法律条款；立法者们制定新的、限制性法律；民众则“为了和平和安定”默许这一切。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斯宾诺莎已经在《神学政治论》中预言：最高统治者必会想方设法限制人民所想，但这种政策的结果，只会催发人民对其统治的憎恶与反抗。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在前现代启蒙思想家中，恐怕只有斯宾诺莎才有这方面的普世视野。斯宾诺莎的“激进”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信念上。

 

《纽约时报》的文章主要针对的西方反恐政策立法，其对斯宾诺莎关于思想自由以及契约的论述引用也适用于中国，作者的担忧已经在中国不断上演。在这里涉及到斯宾诺莎所谓的契约问题。西方国土安全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因素，而中国思想、言论自由的立法，其契约性质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专政。在斯宾诺莎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视野里，其契约的仲裁者乃是政府，“统治者必须拥有绝对和排他性的权力对人们的行为范围予以监控和立法限定”。即使将斯宾诺莎貌似保守的契约政府形式予以认定，其也与中国政治形式不同，因为在政府之外/上还有一个专政利维坦——共产党。斯宾诺莎关于思想言论、行为与政治契约的关系论述，或许有利于理解孔子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十四世达赖表示要终止转世，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转世的存废非常适合放在神学政治范畴内进行分析。就像伊本•艾兹拉在圣殿崇拜消失后，对《圣经》记载的仪式的永恒价值的分析一样，如果转世终止，并不会否定过去转世的价值。类似的，现代基督教文明也并不是否定古典圣像的价值，在文字文明没有形成之前，圣像就是一种表达《圣经》的语言符号。即使在近现代，很多思想的艺术表达比语文表达更深邃，比如艾未未的艺术。无论是犹太教还是藏传佛教，其神职人员的继承问题，都可以从秘传转化为现代社会文明的继承形式。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并不是对过去社会文明形态的否定。就像伊本•艾兹拉的态度：对传统文本的分析并不是呼吁复辟，相反任何社会形态的演变都是托古改制。任何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文字文明传统之上。斯宾诺莎对旧约圣经的神学政治论的分析，唤醒了隐藏在《圣经》里的历史政治元素。

 

 

 

斯宾诺莎

 

接触斯宾诺莎是很久以前的事。十几年前看房龙的一本书，里面浓笔描绘了斯宾诺莎，一个孤独执者的形象。当时他对我也是陌生的，在我们历史课本里好像没有提到过他。但后来看西方的很多书，总会提到他。在图书馆也曾看到过他的《神学政治论》，但是翻不出什么门道。曾经给教会捐的书中有《神学政治论》，但是负责人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这本书后来也不见了。对斯宾诺莎的真正接触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弯儿。研读《圣经》的时候误打误撞发现了生活于相当于中国宋朝时期的犹太大师伊本•艾兹拉，在这个人的介绍中总是提到后来的继承者斯宾诺莎，被称为圣经高等批判。对斯宾诺莎我也总是感叹，难以下笔，因为在现代化的境况中，无论是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犹太思想、圣经批判，都仍然在他的视野内。

 

在西方学界，对斯宾诺莎的的研究，可谓长盛不衰。搜集斯宾诺莎的资料时，看到约拿单•以色列（亦译约纳森•伊斯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启蒙角力：哲学、现代性与人的解放（1670—1750）》（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 Modernity，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0）的书评，以色列试图以斯宾诺莎哲学为基点把复杂纷纭的启蒙思想统一起来。以色列的视角让我想起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都曾经写过“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这几个中国学者的时间视角基本上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时间一致。这也印证了葛兆光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明末利玛窦来华开始，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共产党极力推崇的历史观。

 

在整个清朝，中国基督教虽然经历很多波折，但是一直在中国存在着。如果将儒家与基督教、犹太教作为同一种形态来看待，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蜂拥而入时，儒家经历的挫折要比基督教和犹太教大得多；五四运动和文革的强力冲击，要比法国大革命彻底得多。这在五四以降很多学者的思想里可以看到，比如李镜池和高亨对《易经》的研究，其思想很多已经采用的是唯物历史观。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悲叹现代学者过于看重考古，而忽视文字典籍。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利玛窦在明末就已经指出来的对上帝的忽视。儒家的上帝崇拜仪式到底是怎样的演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在长春满洲国纪念馆里的祭祀长袍，可以看到当时满洲国保留了祭祀传统——这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官方儒家祭祀传统。

 

中国官方儒家祭祀传统随着皇朝的消亡之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参考下以色列随着亡国，用于祭祀的圣殿被摧毁一千年后，流散在利比里亚半岛的伊本•艾兹拉的思考：“占星术为一些《圣经》注释提供了理性解释，尤其是动物献祭。确实自从圣殿的庙宇仪式停止之后已经一千年过去了。但是，新的礼拜观念让犹太人琢磨为什么曾经需要这些行为。另外，新的圣典观念引起犹太人追问为什么在托拉里记载了献祭的细节，虽然这些仪式不再执行，但是所有这些教导都认为具有永恒价值。占星术提供了原理阐述：只要圣殿站立就有执行献祭的实践理由；教训是：即使圣殿被毁其宇宙功能价值仍存。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解释激发呼吁复辟献祭。伊本•艾兹拉的追随者满足于沉思这些真相。”虽然占星术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天文学现代是一门科学，并且中国儒典里也有很多涉及星象的记载，为现代天文学史提供了很多可靠的依据。陈慰中在《共同的上帝》中曾从星象分析耶稣的一些事件。当然，基督教对这些祭祀细节有很多基督灵意的解读，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基督徒有类似伊本•艾兹拉的疑惑。另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论，有些地方倒是跟盘古化生万物有些可比的地方。

 

不过，就像上面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本•艾兹拉的）这些解释激发呼吁复辟献祭”，现代重建犹太圣殿跟中国祭祀三皇五帝一样，不过是一种民族/种族情怀。西方宗教文本的科学理性诠释，被斯宾诺莎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约拿单•以色列认为，温和的启蒙运动，包括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在反对愚昧迷信运动中没有真正贡献。以色列定义了他认为的“激进启蒙运动”，表示这起源于斯宾诺莎。他表示在很多细节上随处可见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主义是欧洲激进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不仅是尼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还包括英国和爱尔兰。”从1650-1750年间，斯宾诺莎是“天启宗教基要信仰的主要挑战者”。倾向于宗教怀疑和共和政府的激进启蒙运动，引导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

 

我有时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同为犹太人才会对斯宾诺莎如此看重，但是斯宾诺莎的气质确实与众不同。因为无论是布鲁诺还是其他人，都是在“现有体制”内争夺话语权，而斯宾诺莎身体力行地独立出了“现有体制”。在被逐出犹太教后，他被称为第一个世俗犹太人——并且也可能是现代西方第一个世俗的人，没有归属某个宗教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是个有神论者。总之，无论是约拿单•以色列的激进观点，还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温和观点，在他们的现代化视野中，斯宾诺莎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列奥•施特劳斯的第一本书就命名为《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以色列将斯宾诺莎的现代化启蒙贡献称之为西大西洋价值（Western Atlantic value）。我没有查到西大西洋这个概念，倒是北大西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色列将西大西洋世界的哲学现代化看作三个矛盾派别的持续角力：激进、温和与反启蒙。他认为，早先的启蒙概念建立在霍布斯、洛克和伏尔泰相关的相对温和的进程上，它的代言人出于对现状的责任意识，隐瞒了他们冲击性的个人意见。这种主流启蒙运动主导西方思想直到1945年。这个时间就是二战结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坚固，中国最后一个皇国满洲国消亡。以色列与葛兆光的视角一样，都看重思想对世界的塑造，“确信历史是由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所推动，而不是社会经济力量”。

 

斯宾诺莎的一个鲜明标签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后9•11世界，《纽约时报》对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政策立法一篇批评中，再次诉诸于斯宾诺莎：人们被一种信念迷惑，相信维护“国土安全”的最佳手段便是压制特定的自由权利。它表现在法官们倾向于以更具限制性的方式解读法律条款；立法者们制定新的、限制性法律；民众则“为了和平和安定”默许这一切。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斯宾诺莎已经在《神学政治论》中预言：最高统治者必会想方设法限制人民所想，但这种政策的结果，只会催发人民对其统治的憎恶与反抗。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在前现代启蒙思想家中，恐怕只有斯宾诺莎才有这方面的普世视野。斯宾诺莎的“激进”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信念上。

 

《纽约时报》的文章主要针对的西方反恐政策立法，其对斯宾诺莎关于思想自由以及契约的论述引用也适用于中国，作者的担忧已经在中国不断上演。在这里涉及到斯宾诺莎所谓的契约问题。西方国土安全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因素，而中国思想、言论自由的立法，其契约性质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专政。在斯宾诺莎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视野里，其契约的仲裁者乃是政府，“统治者必须拥有绝对和排他性的权力对人们的行为范围予以监控和立法限定”。即使将斯宾诺莎貌似保守的契约政府形式予以认定，其也与中国政治形式不同，因为在政府之外/上还有一个专政利维坦——共产党。斯宾诺莎关于思想言论、行为与政治契约的关系论述，或许有利于理解孔子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十四世达赖表示要终止转世，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转世的存废非常适合放在神学政治范畴内进行分析。就像伊本•艾兹拉在圣殿崇拜消失后，对《圣经》记载的仪式的永恒价值的分析一样，如果转世终止，并不会否定过去转世的价值。类似的，现代基督教文明也并不是否定古典圣像的价值，在文字文明没有形成之前，圣像就是一种表达《圣经》的语言符号。即使在近现代，很多思想的艺术表达比语文表达更深邃，比如艾未未的艺术。无论是犹太教还是藏传佛教，其神职人员的继承问题，都可以从秘传转化为现代社会文明的继承形式。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并不是对过去社会文明形态的否定。就像伊本•艾兹拉的态度：对传统文本的分析并不是呼吁复辟，相反任何社会形态的演变都是托古改制。任何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文字文明传统之上。斯宾诺莎对旧约圣经的神学政治论的分析，唤醒了隐藏在《圣经》里的历史政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