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好人政府问题

 

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是一个不以执政党意志为转移的文明改进进程。近两三年以来，执政党权力核心也变化了策略，改镇压和技术性防控民主发展为与异议力量争夺民主的道德资源。毫无疑问，胡温执政以来以民主价值向国际社会表态、以和谐社会对内妥协，争取了相当多的道义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中国1970以来的传统民运或曰瓦文萨路线乃至于1990年代末兴起的法轮功力量，给予了重大的政治消解。与可能的瓦文萨路线相对应，哈维尔路线即公共（精英）知识分子的异议引导力量也受到了大力逼仄。至此，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就被放在“可获远期（如20年）认同的”两个选项下：

 

（一）      叶利钦之路，这取决于中共开明派的正确计算与手腕运用；

 

（二）新国共合作，这取决于台湾国民党是否在一二十年内能轮换上台。

 

一党专政不可能产生完备的法治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是“半人治”的（大多因于文化传统）。在半人治／半法治无法短期改观的情况下，基本策略仍是走“好人政府”路线。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北洋政治期间出现过好人政府（亦称“好人内阁”），但因直系军阀染指，仅存72天而夭折。然而，北洋时期的好人政府还是为“有计划的政治”与“宪政的政府”提供了重要经验。

 

简言之：好人政府虽然不一定导致民主宪政，但至少不与民主宪政相冲突。

 

一、由近期贪腐大案看政治人格危机

 

好人政府模式可以被看作渐进政治变革的一个条件，如此，就应当使用普通统计学上的方法来分析现存政治结构中的政治人格这个核心因素，将对好人政府的出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陈良宇违纪案为始，近期以来中共官方媒体正式公布6大涉及副省（部）以上干部的简历，以下列表即道入模型分析。

 

表一：六大违纪案年龄值域分析（Value  Distribution  of  Age,简称VDA）

姓名	级别	最后任职	出生年龄	有无“文革” 参与经历①	有无“软学历”②
陈良宇	副国	上海书记	1946	无	无
刘志华	副部	北京副书记	1949	无	无
李宝金	副省	天津检察长	1942	无	有
邱晓华	副部	国统局长	1958	无	无
何闽旭	副省	安徽副省长	1955	无	不详
杜世成	副省	青岛书记	1950	有	有
平均出生时点	—	—	1950	—――	―—

 

[特别说明项目：①指在“文革”中担任某一地方实际职务如某公社（或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或重要部门首长。②指在职学历（位），如在某某经济管理学学院进修及所谓在职研究生（花钱买文凭）、党校体系文凭学习之类资格证明。]

 

从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说，腐败问题可视为代理人风险。依上表的“平均出生时点”来论，由于邱晓华案是受了陈良宇案的牵连，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上表的年龄分段就出现了上下限：

 

（一）不含邱晓华年龄的上限，为1948年，即在55岁以上、不到60的年龄段；

 

（二）含邱晓华年龄的统计下限，为1950年，也即55岁以上、不到60岁的年龄段。

 

这个年龄值域表明：1950至1945年之间出生的中国政治高层人物是存在政治人格方面的严重政治风险的。如果以1945年为分析原点，那么下至1950年，上至1940年，更能说明中国目前是处于政治人格高危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内在特质对好人政府的建立是一种反作用力。也可以坦率地说，即便反对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中，这个年龄值域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的品格也是成问题的。只不过，由于异议人士中的道德精英产生概率比中共系统要高，并且1970年代人士已经思想成熟，才使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罢了。

 

持此论，无意苛责异议人士中某个年龄层面的道德问题，因为社会背景即个体公共经历对政治人格的影响，并非是个体能完全左右的。

 

“[NextPage]”

 

 

二、个体公共经历的一般分析

 

接续上面可能引发争议的年龄值域分析，需要继续做出统计模型。以下以1945年出生为时（原点），以12岁（中国人习惯讲的“一旬”）为单位，列示如下（以某政治物Y为代表）：

 

1、Y12岁，1957年，“反右”开始，革命暴力资本换取的社会地位之合法性受到质疑，并且传统的公共道德（如上书言事）成了新社会的反动；

 

2、Y24岁，1969年，“文革”高峰期，被动参与者会产生价值混乱，主动参与者认为新社会仍在巨大的政治投机空间；

 

3、Y36岁，1981年，毛主义价值实质受到了颠覆，但“文革”问题无法深究，“三种人”的低级职务者（县处以下）被宽容（——宽容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这隐伏下日后的政治危机。派性、权变、不负责任，已经成为定型的政治性格，况且在历史知识极度匮乏的文化状态下，历史理性批判模式难以建立，泛滥甚至危险地效仿历史，填补了毛主义崩溃之后的空虚。从而，从文化合法性契合毛主义中“历史权谋因素”也有了依托。

 

按着半人治／关法治状态下的外在年龄要求，Y（s）很快成为政治程序中占上风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会在权力掌握升级与自我意识膨胀合力过程中要复现“个体公共经历”中某些核心记忆。至于是偏重于经济利益获取（所谓贪污受贿），还是偏重于超额性消费（所谓包养情妇），乃至二者兼有之，已经无关宏旨。因为，在代理人风险偏高既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自己早已经尴尬地陷入“捉奸”与“窥奸妇”的道德悖论中。

 

个人公共经历的记忆密码又毫无疑问地成了一种自我免罪的缓释因素，表现在民谚方面叫：“大腐败作报告，中腐败拍手笑，吓得小腐败哇哇叫。”这几乎是1990年末期中国官场的一个最真实的描写。天津检察长李宝金案又为此谚做了最好的注释。

 

没有一种强大的公共道德制衡，特别是舆论开放，就无法走出“捉奸”与“窥奸妇”的悖论。中共的纪律检查系统毕竟不可能完全替代公共舆论，而此情之下，许多反腐案件的政治因素即选择性处置，又成了半人治／半法治的根本写照。

 

本部分结合“一”的VDA表，可称为“VDA－Y模型”。

 

三、地域样本三分析：比较与预测

 

目前，中共省级的党委换届大都平稳进行，但在统一部署之下仍有地域色彩。地域样本分析也就成了必要。按照典型分析的方法，应当选取：一个政治保守的省份（代称为B），一个经济开放加政争激烈的省份（代称为F），一个经济发展潜力且人民品格偏佳的省份（代称为H），将各省中共常委的年龄均值放进“VDA-Y模型”进行地域样分析。

 

表二：BFH三省③在“VDA－Y模型”下的政治人格趋势分析（VDA of  Forecasting,简称VDA-F）

省份 代称	选举常 委人数	VDA值④	参与“文革” 经历比例	“软学历”比例	“文革”经历与 “软学历”重叠比	简单风险 估值⑤
B	13	1953	3／13	8／13	3／13	0.36
F⑥	12	1954	1／12	4／12	0／12	0.14
H	13	1954	3／13	3／13	0／13	0.15
均值 分均	—	约为1954	—	―—	―—	0.21

 

[特别说明：③BFH三省资料均为国内官网公布，不涉及国家秘密事项。④VDA值在此并不暗指存在现实的政治人格风险，倘使存在，仍应依官方公布的违纪案件为准。⑤将参与“文革”比例／“软学历”比例／重叠比例简单相加，除以3，即可简单测量。⑥有一个资料不详（估计军方保密原因），本样本亦不计算。]

 

以表式可称为“VDA－F模型”。在“VDA－F模型”下，我们可以发现：

 

（一）三个政治特性不同的省份，其核心权力人物簇集，存在摆脱“VDA－Y模型”的倾向，也就是说由组织原则保证的建立好人政府的主观愿望是比较强烈的。

 

（二）彻底摆脱“VDA－Y模型”还存在困难，特别是越政治保守的省份，政治人格风险反而越大。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有待日后的政治变化来证实。但可以肯定地说，B省现行的权力运行架构是有巨大危机的。

 

（三）介于中国半人治／半法治典型的样本上的H省，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中南文化区域的士风取向），因此软学历比例偏低。

 

这也是好人政府的一项战略资源保障，但这取决于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对此指标的内在偏好。由于政务不透明，社会公众很难确知这方面的信息。

 

（四）经济开放且政争激烈的F省，风险值偏低，基本上代表了东南沿海省份政治构架剧烈变动后的平稳趋向。

 

但是：1、由于变动时期短，无法由系列个案说明变动趋势；2政治功利与政治道德的纠缠程度仍很深，即软学历比例简单地压住了参与“文革”的比例项目，其中又无重叠值，仍然具有明显的政治投机性风险上挺因素。

 

从“VDA－Y”到“VDA－F”可能变动来说，中国未来政治在好人政府的选项下仍充满了巨大变数。这有可能导致更强硬的中央权威，而制衡中央权威过度方式温和选项可能是：

 

（一）有选择项地开放一些NGO项目；

 

（二）确定一个地方与中央的“党外”谈判机制；

 

（三）真正民意代表争取到合法政治权力兑现。

 

结语：可以扩大的分析范围

 

“DVA—Y”与“DVA－F”两种分析方法既存在递进性，又可独立扩张。也许这是观察中国政治的一大简单而有效的分析工具。如果扩张这个模型系列，至少可以选择：

 

（一）将胡温新政以来副部（省）级以上违纪者的资料全面纳入“DVA”基础分析中，如王守业个案。本此分析中没有涉及军方资料是源于官方几乎没有正式公布这方面资料，而采取异议网络的资料可能降低分析的权威性，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具有异议背景的民间学者。

 

（二）扩充“DVA－F”较容易操作，只要将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资料作同样的技术性处理，即可。

 

（三）作为好人政府最大的破坏因素的“一把手风险”仍是一个重大变量，限篇幅，本文没涉及，但通过“DVA－Y”可以看出“一把手风险”的概率高居67％（4／6），如B省的“DVA－F ”排列中没任何资料证明不存在“一把手风险”问题。

 

2006年12月10初步整理资料，15日制表；26日定稿

 

 

 

 

引言：好人政府问题

 

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是一个不以执政党意志为转移的文明改进进程。近两三年以来，执政党权力核心也变化了策略，改镇压和技术性防控民主发展为与异议力量争夺民主的道德资源。毫无疑问，胡温执政以来以民主价值向国际社会表态、以和谐社会对内妥协，争取了相当多的道义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中国1970以来的传统民运或曰瓦文萨路线乃至于1990年代末兴起的法轮功力量，给予了重大的政治消解。与可能的瓦文萨路线相对应，哈维尔路线即公共（精英）知识分子的异议引导力量也受到了大力逼仄。至此，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就被放在“可获远期（如20年）认同的”两个选项下：

 

（一）      叶利钦之路，这取决于中共开明派的正确计算与手腕运用；

 

（二）新国共合作，这取决于台湾国民党是否在一二十年内能轮换上台。

 

一党专政不可能产生完备的法治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是“半人治”的（大多因于文化传统）。在半人治／半法治无法短期改观的情况下，基本策略仍是走“好人政府”路线。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北洋政治期间出现过好人政府（亦称“好人内阁”），但因直系军阀染指，仅存72天而夭折。然而，北洋时期的好人政府还是为“有计划的政治”与“宪政的政府”提供了重要经验。

 

简言之：好人政府虽然不一定导致民主宪政，但至少不与民主宪政相冲突。

 

一、由近期贪腐大案看政治人格危机

 

好人政府模式可以被看作渐进政治变革的一个条件，如此，就应当使用普通统计学上的方法来分析现存政治结构中的政治人格这个核心因素，将对好人政府的出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陈良宇违纪案为始，近期以来中共官方媒体正式公布6大涉及副省（部）以上干部的简历，以下列表即道入模型分析。

 

表一：六大违纪案年龄值域分析（Value  Distribution  of  Age,简称VDA）

姓名	级别	最后任职	出生年龄	有无“文革” 参与经历①	有无“软学历”②
陈良宇	副国	上海书记	1946	无	无
刘志华	副部	北京副书记	1949	无	无
李宝金	副省	天津检察长	1942	无	有
邱晓华	副部	国统局长	1958	无	无
何闽旭	副省	安徽副省长	1955	无	不详
杜世成	副省	青岛书记	1950	有	有
平均出生时点	—	—	1950	—――	―—

 

[特别说明项目：①指在“文革”中担任某一地方实际职务如某公社（或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或重要部门首长。②指在职学历（位），如在某某经济管理学学院进修及所谓在职研究生（花钱买文凭）、党校体系文凭学习之类资格证明。]

 

从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说，腐败问题可视为代理人风险。依上表的“平均出生时点”来论，由于邱晓华案是受了陈良宇案的牵连，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上表的年龄分段就出现了上下限：

 

（一）不含邱晓华年龄的上限，为1948年，即在55岁以上、不到60的年龄段；

 

（二）含邱晓华年龄的统计下限，为1950年，也即55岁以上、不到60岁的年龄段。

 

这个年龄值域表明：1950至1945年之间出生的中国政治高层人物是存在政治人格方面的严重政治风险的。如果以1945年为分析原点，那么下至1950年，上至1940年，更能说明中国目前是处于政治人格高危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内在特质对好人政府的建立是一种反作用力。也可以坦率地说，即便反对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中，这个年龄值域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的品格也是成问题的。只不过，由于异议人士中的道德精英产生概率比中共系统要高，并且1970年代人士已经思想成熟，才使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罢了。

 

持此论，无意苛责异议人士中某个年龄层面的道德问题，因为社会背景即个体公共经历对政治人格的影响，并非是个体能完全左右的。

 

“[NextPage]”

 

 

二、个体公共经历的一般分析

 

接续上面可能引发争议的年龄值域分析，需要继续做出统计模型。以下以1945年出生为时（原点），以12岁（中国人习惯讲的“一旬”）为单位，列示如下（以某政治物Y为代表）：

 

1、Y12岁，1957年，“反右”开始，革命暴力资本换取的社会地位之合法性受到质疑，并且传统的公共道德（如上书言事）成了新社会的反动；

 

2、Y24岁，1969年，“文革”高峰期，被动参与者会产生价值混乱，主动参与者认为新社会仍在巨大的政治投机空间；

 

3、Y36岁，1981年，毛主义价值实质受到了颠覆，但“文革”问题无法深究，“三种人”的低级职务者（县处以下）被宽容（——宽容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这隐伏下日后的政治危机。派性、权变、不负责任，已经成为定型的政治性格，况且在历史知识极度匮乏的文化状态下，历史理性批判模式难以建立，泛滥甚至危险地效仿历史，填补了毛主义崩溃之后的空虚。从而，从文化合法性契合毛主义中“历史权谋因素”也有了依托。

 

按着半人治／关法治状态下的外在年龄要求，Y（s）很快成为政治程序中占上风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会在权力掌握升级与自我意识膨胀合力过程中要复现“个体公共经历”中某些核心记忆。至于是偏重于经济利益获取（所谓贪污受贿），还是偏重于超额性消费（所谓包养情妇），乃至二者兼有之，已经无关宏旨。因为，在代理人风险偏高既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自己早已经尴尬地陷入“捉奸”与“窥奸妇”的道德悖论中。

 

个人公共经历的记忆密码又毫无疑问地成了一种自我免罪的缓释因素，表现在民谚方面叫：“大腐败作报告，中腐败拍手笑，吓得小腐败哇哇叫。”这几乎是1990年末期中国官场的一个最真实的描写。天津检察长李宝金案又为此谚做了最好的注释。

 

没有一种强大的公共道德制衡，特别是舆论开放，就无法走出“捉奸”与“窥奸妇”的悖论。中共的纪律检查系统毕竟不可能完全替代公共舆论，而此情之下，许多反腐案件的政治因素即选择性处置，又成了半人治／半法治的根本写照。

 

本部分结合“一”的VDA表，可称为“VDA－Y模型”。

 

三、地域样本三分析：比较与预测

 

目前，中共省级的党委换届大都平稳进行，但在统一部署之下仍有地域色彩。地域样本分析也就成了必要。按照典型分析的方法，应当选取：一个政治保守的省份（代称为B），一个经济开放加政争激烈的省份（代称为F），一个经济发展潜力且人民品格偏佳的省份（代称为H），将各省中共常委的年龄均值放进“VDA-Y模型”进行地域样分析。

 

表二：BFH三省③在“VDA－Y模型”下的政治人格趋势分析（VDA of  Forecasting,简称VDA-F）

省份 代称	选举常 委人数	VDA值④	参与“文革” 经历比例	“软学历”比例	“文革”经历与 “软学历”重叠比	简单风险 估值⑤
B	13	1953	3／13	8／13	3／13	0.36
F⑥	12	1954	1／12	4／12	0／12	0.14
H	13	1954	3／13	3／13	0／13	0.15
均值 分均	—	约为1954	—	―—	―—	0.21

 

[特别说明：③BFH三省资料均为国内官网公布，不涉及国家秘密事项。④VDA值在此并不暗指存在现实的政治人格风险，倘使存在，仍应依官方公布的违纪案件为准。⑤将参与“文革”比例／“软学历”比例／重叠比例简单相加，除以3，即可简单测量。⑥有一个资料不详（估计军方保密原因），本样本亦不计算。]

 

以表式可称为“VDA－F模型”。在“VDA－F模型”下，我们可以发现：

 

（一）三个政治特性不同的省份，其核心权力人物簇集，存在摆脱“VDA－Y模型”的倾向，也就是说由组织原则保证的建立好人政府的主观愿望是比较强烈的。

 

（二）彻底摆脱“VDA－Y模型”还存在困难，特别是越政治保守的省份，政治人格风险反而越大。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有待日后的政治变化来证实。但可以肯定地说，B省现行的权力运行架构是有巨大危机的。

 

（三）介于中国半人治／半法治典型的样本上的H省，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中南文化区域的士风取向），因此软学历比例偏低。

 

这也是好人政府的一项战略资源保障，但这取决于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对此指标的内在偏好。由于政务不透明，社会公众很难确知这方面的信息。

 

（四）经济开放且政争激烈的F省，风险值偏低，基本上代表了东南沿海省份政治构架剧烈变动后的平稳趋向。

 

但是：1、由于变动时期短，无法由系列个案说明变动趋势；2政治功利与政治道德的纠缠程度仍很深，即软学历比例简单地压住了参与“文革”的比例项目，其中又无重叠值，仍然具有明显的政治投机性风险上挺因素。

 

从“VDA－Y”到“VDA－F”可能变动来说，中国未来政治在好人政府的选项下仍充满了巨大变数。这有可能导致更强硬的中央权威，而制衡中央权威过度方式温和选项可能是：

 

（一）有选择项地开放一些NGO项目；

 

（二）确定一个地方与中央的“党外”谈判机制；

 

（三）真正民意代表争取到合法政治权力兑现。

 

结语：可以扩大的分析范围

 

“DVA—Y”与“DVA－F”两种分析方法既存在递进性，又可独立扩张。也许这是观察中国政治的一大简单而有效的分析工具。如果扩张这个模型系列，至少可以选择：

 

（一）将胡温新政以来副部（省）级以上违纪者的资料全面纳入“DVA”基础分析中，如王守业个案。本此分析中没有涉及军方资料是源于官方几乎没有正式公布这方面资料，而采取异议网络的资料可能降低分析的权威性，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具有异议背景的民间学者。

 

（二）扩充“DVA－F”较容易操作，只要将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资料作同样的技术性处理，即可。

 

（三）作为好人政府最大的破坏因素的“一把手风险”仍是一个重大变量，限篇幅，本文没涉及，但通过“DVA－Y”可以看出“一把手风险”的概率高居67％（4／6），如B省的“DVA－F ”排列中没任何资料证明不存在“一把手风险”问题。

 

2006年12月10初步整理资料，15日制表；2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