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网络图片）
1912年3月19日，《民视报》发表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为社会改良会所作的《社会改良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宋教仁认为：所谓共和国民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不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条举若干事，互相策励，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对于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社会、文化转型，宋教仁的主张显然是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革命。但随着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提交使中国丧失国权的“二十一条”后，加之从西方国家漫延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的救亡图存危机意识的合流，使中国社会从1915年起越来越趋于激进。1915年9月，以陈独秀《敬告青年》发表为标志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象一股狂飙突进的龙卷风，突然猛烈袭击中国大地，之后，这股飓风愈刮愈大，愈刮愈烈，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苏俄极权主义思潮开始席卷中国，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也摆脱掉最后的理性缰绳，开始狂奔于极权主义革命的沙漠之中。
而以倡导白话文为主旨的文化运动，则早在清末之时就已滥觞，只不过由于同时期滚滚而来的革命大潮，人们对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变革，没有太多的感觉而漠然视之而已。
中国所谓历史学家把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定位为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这实在有违历史的史实，其实，所谓的文化运动早在清末已蓬勃兴起，以白话文为象征的新文学形式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且不说蒲殿俊清末在四川创办的《白话报》，就是陈独秀自己主办的以白话文为主的《安徽俗话报》，也早在1904年就已面世。我们之所以产生错觉，是因为清末之时，正是时代大动荡大转型之际，人们的目光更多的投向当时时代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很少顾及当时文章文体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被忽视但却是客观存在，而对于探讨民初新文化运动起因的人来说，却是不能忽视和淡忘的。因此，把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定位为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显然有失偏颇。
中国近代文学风气的重大转变,其原始的动力,实在是源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留给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那份不可泯灭的伤痛。1901年，当时的《无锡白话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文章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而生文字。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
在文中，作者还列出白话文与文言文相比较的八大益处：一省日力，文言文一日只能读一卷，而白话文可以读十卷。二除骄气，中国读书人依仗谁都看不懂的文言文，骄横自大。三免枉读；四保圣教；五便幼学；六练心力；七少弃才；八便贫民，不管是农书，商书还是工艺书，只要采用白话文，就能使穷乡僻壤的孩童都能看懂。作者还以耶稣教的传教士不用典雅的希腊语传教为例，说明文言文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集》第一卷38-41页）
由些可见，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求变的意识空前强烈，这种求变是全方位的，当然也包括文学，文化方面的求变，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学方面的变化。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到国家危在旦夕，救亡图存成为知识分子的广泛共识，而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要唤起全国的民众，而当时国民识字率很低，无法用典雅的文字号召民众，因此，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唤起民众，成为当时时代的迫切要求，白话文运动也由此滥觞。
甲午战后的1895年5月，《万国公报》第77卷刊登征文启事，公开征求通俗小说，规定以讽喻鸦片、八股文、,缠足为写作范围，当时还特别标明必须是时新小说。启事说：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指八股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去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穿为部，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启事还规定，征文获得第一名的稿酬为大洋50元。这一活动共收到小说162篇，后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选其中优秀者共计20篇编成一书发行于世。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先的开端，其后，各种思想，各类学会，各样新著，各项报纸，开始应运而起，并很快繁荣起来。
把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初的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并最终导致社会运动大潮出现的是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而一直致力于延续从清末开始的文化改良的则是立宪派和其创办的一系列报刊。
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坚持文化改良，捍卫多元价值理念的刊物《晨报》，1916年8月15日由梁启超在北京创刊，由蒲殿俊主持。《晨报》原为《晨钟报》，为立宪派组织研究系的言论机关，是在北京地区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报纸。1916年8月15日，《晨报》在其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写道：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倡导自由精神，多元思想是《晨报》创刊的宗旨，当然也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捍卫的理念和价值。
《晨报》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主要在于1919年2月7日增加的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丛谈”两栏。《晨报》副刊除经常刊载有关新文学的译著外，还经常发表论述实验主义、社会主义、劳工问题、青年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讨论实验主义方面，《晨报》副刊曾发表过胡适讲述的《实验主义》，并转载过胡适等人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个公开的政治。《晨报》副刊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康白情的《大学宜首开女禁论》、罗家伦的《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潘公展的《中国妇女有人格吗》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揭露了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以及妇女受压迫、受摧残、受侮辱的情形，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充当了先驱。
除了北京的《晨报》外，立宪派在上海的代表刊物是《时事新报》。它是上海地区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与北京晨报遥相呼应，主办者为立宪派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等人。时事新报最有名的是于1918年3月4日增开的学灯副刊，《学灯》态度温和，发刊主旨为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对旧文化的态度，主张自然淘汰。对此，张东荪曾说过：“我们共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它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们自然而然会消灭的。”在学术上《学灯》抱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社会《学灯》则抱持改良主义，1919年4月1日至2日，《学灯》发表张东荪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主张把那些能惹起社会革命的材料一概除去。《学灯》基本上是从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做启蒙工作，1920年5月22日，学灯编辑李石岑在《学灯之光》一文中，详尽阐述了《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贯看法，他认为一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就是“思想之浅薄”，而矫正的办法是：第一、在督促国人注重学问的生活，第二、在联络富有学识之人，共营编译之事业。他说，学灯之主义与理想，为学术的根本研究。务去浅薄思想，以建造无限之人生。1921年《时事新报》在发行第五千号纪念词中曾说道：“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上之辅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吾侪十年守此苦节。”立宪派的报刊在此方面表现了非常可贵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气节。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自己创办的刊物《新青年》上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从这六点内容来看，它并没有超出1912年2月宋教仁《社会改良宣言》所倡导的社会改良的范围，而且宋教仁文章里提倡的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科学精神等观念，正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是现代文明的本质体现。宋教仁在《社会改良宣言》里所倡导的价值观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所倡导的价值观，概念要清晰的多，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也要准确的多，更为重要的是，宋教仁认为，社会观念的转变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改良，而不能采用激烈的革命。只不过到了1915年9月，经历过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屈辱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更为激进，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恰好成为了这个激进时代堆积的巨大火药桶的打火石。
不过，在创刊的最初几年里，《新青年》并没有太出格的激烈言论，它除了提倡民主、科学外，便是攻击中国的旧礼教、旧文学、旧文艺、旧政治，且立场非常坚决：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最多的就是对孔教的批判文章，他所有的批孔教文章观点有三：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然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三、定孔教为国教还违反宗教自由的原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新青年》作者，大都专心致志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政治，除了空谈一些民主观念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
情况的转变来自于1917年10月所谓的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最初伸出双手拥抱这场革命的是1927年被张作霖绞死的李大钊，虽然他早在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近乎歇斯底里地赞扬苏俄革命的文章，但对于整个的新文化运动来说，他的声音还非常的微弱。针对李大钊这种极端主义言论，1919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强调社会的转型只能是循序渐进地改良，任何一蹴而就地根本解决都是不可能的。正当激进和改良的观点形成对抗之时，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改变了这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当时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所有利益都应当无条件退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日本承继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伤害的历史后果无疑是非常深重久远的，时值今日中共煽起的对西方仇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所以管用，正是拜它所赐，有历史学家后来评论说，巴黎和会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它所强调地恰恰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一般的欧洲政客仍然把中国当作“亚洲病夫”看待，更何况他们认为中国的参战对于协约国而言没有任何作用。当时正值民族主义思潮风靡全球，中国人经过1915年“二十一条”的创伤之后，巴黎和会无异于在这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辣椒粉，中国人积蓄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彻底爆发，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到北洋政府几个外交部高官的身上。三千多名大学生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据历史资料统计，1916年北京有大学十七所，在校学生总数为6534人，也就是说，即使到1919年大学在校人数有所增加，但5月4日上街的大学生超过当时北京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则是非常肯定的。
五四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口号也传到了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的苏俄，1919年7月25日，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苏俄乘势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攫取的所有帝国主义权益，并号召“中国人民”与之携手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当时的苏俄政权建立不久，且因为与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极端对立，这一摇篮里的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宁氏号召“中国人民”起来革命，无非是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打破西方列强对苏俄极权主义政权的合围，《对华宣言》对苏俄而言仅仅只是想收宣传之功效而根本没有外交上的实质意义。但令列宁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宣言象一瓢冷水倒进了沸腾的油锅里，马上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了爆炸性的回应。1920年3月下旬，《对华宣言》由苏俄远东人民共和国正式递交给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所有29所高校代表议决敦请北京中央政府立即承认苏俄政权，同时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称此举“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纪元”，极力主张与苏俄恢复邦交，并积极响应其国际主义、世界革命，“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段的差别。”（《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6号，1920年5月1日）在如此强烈的革命口号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改变了，庶民主义与阶级斗争意识空前高涨，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指出：吾国之有“反国家”论调，盖始于五四运动以后。（《曾琦先生文集》387页）1919年10月，孙文在《申报》上高调响应列宁氏的口号：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申报》1919年10月23日）而早在同年四月，陈独秀也说：若想要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91页）最不和平的手段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孙文和陈独秀为当时在野力量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他们的观点如此激进，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在武昌文华大学作“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讲演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时代精神的价值（德莫克拉西）”，内容分为五个方面：一、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二、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三、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四、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五、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德莫克拉西是《新青年》高举的两面大旗之一，以上的并列很明显，陈独秀意图把他所理解和倡导的德先生推广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学。而且从此后，陈独秀的文章超越纯粹的文化范畴，更多地阐述自己对社会革命的看法和主张，且观点日趋激进、日益彰显暴力倾向。
而早在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28页）
到了1920年，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趋于激进，《新青年》也不再以倡导文化改良为使命，而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极力鼓吹暴力革命了。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是从思想到行动、从改良到革命、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意识到政治意识、从社会力量到政治力量、从和平到暴力。《新青年》之所以在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它激进的立场和对暴力革命的极力鼓吹。
苏俄极权主义势力的强劲侵入，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根本性的，192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已经名存实亡，早已被宣扬极权主义思想的党文化所取代。
1922年11月7日，北京各团体在北大三院召开苏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出席会议者共3000余人，盛况空前。集会学生、市民高喊：“中俄联盟万岁，无条件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当天，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称苏俄是“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祖国”，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对俄外交，要求北京政府“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并且不许沿用“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1923年12月7日，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之际，有机构对北京各界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参与回答“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的共842人，其中选择俄国为中国之友的达497人，占绝对多数，而且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又是学界的知识分子。无独有偶，1925年10月份，《晨报副刊》也举办了与上述测验内容类似的大讨论，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副刊上发出的文章十有八九都是反苏俄的，这当然引起了当时的“先进”势力的强烈不满。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对于当时国内甚嚣尘上的联俄联共风潮，徐志摩认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癕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因此，“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徐志摩对苏俄的态度当然影响到他的办刊方针上。本来当时的激进势力国共两党一致反对《晨报》，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后，更多地强调刊物的文学艺术性，比如他极力推崇的沈从文的文章，就受到许多激进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攻击。1925年11月29日下午，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被国民党发动的一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捣毁并焚烧，当时，国民党在北京发起所谓“首都革命”，《晨报》非常不幸地成为了国民党暴力革命的对象。此一事件引起当时身在上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强烈关注，他立即写信给同在上海的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这一行为表示极大愤慨。但令他更为震惊地是陈独秀对此事件的立场，陈独秀不仅认为《晨报》馆该烧，而且是“活该！”
陈、胡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之祖，十余年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形势的急骤变化，而今的新文化运动早已面目全非，脱离当初的轨道。对于政治投机分子陈独秀而言，当初发起新文化运动或许本身并非致力于为中国建设一种新文化。但对胡适而言，他的内心却是真诚的，他从一开始就呼吁对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进行改良，以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且胡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得出要想使一国文化繁荣发展，容忍异己的声音异常关键，因此，他甚至认为自由的核心价值就是容忍。但现在的中国却与此背道而驰，因此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一面与陈绝交，一面阐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非常悲观的看法：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这是胡适对未来的判断，而不久党文化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1926年3月2日,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提出其新文学宗旨:我在这儿可以斩金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这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的自然有它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和我们现代不生关系,我们现代不是赏玩骨董的时代，我们现代不消说也还有退守着这些主义的残垒的人,我就是一些第三阶级的斗士,他们就是一些不愿沾染社会思想,而且还要努力扑灭社会思想的,这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有人说我不穷,我也不想作些无聊的辩护,不过我自己就算没有穷到绝底,社会上尽有比我穷到绝底的人,而且这种人还占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那就无论他是怎样横暴的人,他不能禁止我替这些穷到绝底的人说话.他要禁止我说话,除非他把我杀了!所以我们所争的就要看你代表的是那一方面,你是代表的有产阶级,那你尽可以反对我,我们本来是应该在疆场上见面的人,文笔上的饶情我是不肯哀求,我也是不肯假借的.在现代的社会没有甚么个性、没有甚么自由好讲,讲甚么个性,讲甚么自由的人,可以说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360—361页）
1926年4月13日,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又将阶级斗争列为革命文学主题:你假如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当然和革命不两立,当然也要被革命家轻视和否认的.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自然会在革命时期产生出黄金时代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366页）
郭沫若所鼓吹的党文化的黄金时代不久就到来了。1928年6月，国民党的北伐军攻占北京，中华民国灭亡，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它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为教条，在国民中宣扬孙文主义为主旨的党文化。而真正让党文化大行于中国的则是其后夺取政权的共产党。1941年毛泽东开始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5月整风运动结出果实，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面向的远远不止是文艺界，而是针对整个中华文化。自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或许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文化这一概念？毛泽东的回答是文化从属于政治，只能为党的利益服务。
这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乘势而起的湖南乡下人，亲手把新文化运动送进了党文化的万丈深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