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律师：
您好！几年不见不知您现在身体如何？您为中国苦难的公民受苦了！外面很多的朋友关心您！无论这黑社会流氓们怎么摧残您，但我们相信，他们永远摧垮不了您的意志、信仰及理念。本来准备和李和平律师一起去探望您，但李和平律师被带走至今无音讯，李和平律师及很多的律师朋友们被失踪被绑架被带走……朋友们都非常挂念着您们，您们为未来的中国付出了一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很多事本来现在不想告诉您，因您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血与泪。别人不清楚您和耿和及两个孩子所承受遭遇的一切，但我是最清楚的，您为中国的未来民主与自由付出了一切，您和您的家庭遭受了血与泪的迫害……历史会永远记住您们！
高律师，您回到陕西过春节，后被国保孙狄那帮流氓带回北京失踪，同时我的遭遇也是一轮接一轮。我和我丈夫阿生在北京无宁日，直到2013年我病重才离开北京。您被带走后，警方以为我和您及耿和有联系，将我的饺子馆查封了，昌平政法委书记叫房东把我们赶走。之前朝阳分局将我们赶到海淀，海淀分局赶我们到昌平，昌平分局又赶我们到大兴。在北京大兴，阿生被清源派出所以没有暂住证为由，抓到派出所院子下跪殴打，在40度的太阳下暴晒，清源派出所姓魏的黑警给阿生往眼睛喷辣椒水，并说“舒服吗？半小时后再给你来一次。”警方主要是迫害我，阿生为了保护我，被他们抓了。之后，李和平律师、刘晓原律师、彭点鼎和BBC记者去了大兴分局，阿生才得以释放。
我们在大兴时，一个月最多搬十次家；黑警威胁每家房东，致使没有一个房东敢收我们。一个东北的高大哥得知此事，说：“黄燕，你和阿生搬到我们的出租房去住，我有关系，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我和我丈夫搬去了，几天后高大哥敲开门，双眼泪汪汪地说：“黄燕，高大哥对不起你们，这是你们的房费，我给你们两天时间找房。”寒冷的北京，我和丈夫被逼得搬进了即拆未拆的拆迁房中，没水、没电，也没煤取暖做饭；水到半里外的老乡家用电动三轮车去拉。
十年来我至今没有孩子。怀第一个孩子时被亚运村派出所杨志刚恶警打得流产，场景我不愿意再回忆；第二个孩子在昌平没保住；第三个孩子在大兴没保住。我丈夫的眼睛被伤后，一见油烟就流泪。
高律师，我、阿生和朋友们真想见您一面！我知道这很难，在没有见到您之前，可能我们就会被失踪、被绑架；而这也正是您的遭遇。
在北京居无宁日的生活使我患了重症。回到荆州后，我继续被绑架、软禁、丢监，至今都没有断过。大阅兵前，8月25日深夜，我在湖北麻城火车站被绑架。当时我准备前往唐山，一个朋友叫我过去看看门面，看能否做点什么生意。晚上11点40分的火车，11点20分，我被几个便衣绑架走。之后，他们开了一夜的车，将我押回荆州，说我是国家二级监控对象，国家安全部门禁止我进北京。当时我血糖上升28点之多，高出常人五倍，我被送到医院，在医院被软禁了25天。
今年7月15日我从广州回到荆州，到后便被骗到居委会,被警方抓走,讯问我回荆州有什么目的。之后一段时间，我躲到朋友家，朋友家也被警方搜查。8月25日深夜，我在湖北麻城火车站再次被警方绑架，押回荆州，至9月20日才被释放。
今年11月26日，是我生日，当时我和阿生在广州。午饭后，我和阿生出门，刚下楼一帮便衣就如狼似虎扑上来，一句话也不说，将我们按倒在地，双手反铐。我大声呼喊：“黑社会流氓绑架癌症患者！”我们夫妻被押到荔湾区芳村石围塘派出所，六七个便衣拿手机对我们乱拍照。这次，他们定我是“传播恐怖信息罪”。他们审问我，从下午1点10分审到第二天凌晨5点；晚上8点，他们又将我拉到广东佛山顺德杏坛派出所连夜审讯。顺德公安局局长指示给我定的罪名是“爆炸罪”。12月2日律师来见我时，我才知道，他们给我重定的罪名是“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12月3日提审我时是“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但12月14日再次提审时，我的罪名又变成了“爆炸罪”，并增加了一项“袭警罪”——在派出所打警察。我双手被反铐着，我能打伤警察吗？爆炸罪？在哪炸过？时间、地点？炸人还是炸物？炸火车还是炸机场？
此信还没有写完。高律师，因着我怕连累我丈夫吴桂生，十年来一直到我检查出癌症时，我们才拿结婚证。北京大兴清源派出所当年把我丈夫抓去毒打，说我是高危人物，要阿生和我分手，阿生没有答理他们。患难见真情，丈夫对我不是一般地好，可惜的是我们永无宁日……
黄燕写于广东省顺德看守所254仓
2015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