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事件存在社会泄愤心态，也冲击维稳防线；但气势弱显示出强维稳与弱传播的现实。
甘肃永昌县发生一起跨年突发事件。去年12月28日一名13岁初中女生因为在超市偷拿巧克力等被超市羁留四十分钟，其后家长赶来商议赔偿事宜过程中，女孩独自离开，随即在超市所在商场高层跳楼自杀。事件引发人群聚集，冲击警察，翻过年元月2日逐渐平息。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议论，是因为永昌事件的缘起像极了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起因都是小民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引发社会报复心理，从而加诸政府及维稳体制。不同之处在于，永昌事件的影响很小，远不如瓮安与石首事件。
从传播上比较，永昌事件的传播主场是微博，以及甘肃当地不甚有名的报纸媒体，这与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时饭否网的传播能量无法相比。与媒介匮乏相比，关键是缺乏公民记者的介入，传播权从公民记者及互联网新技术转到了党媒及严控的微博上。
微博虽然也在讨论永昌事件，但相较于七八年前，谈论事件的角度很有不同。以前是谈论体制之恶，现在是争执女孩的道德问题。谈论体制之恶，就会质疑处理手法，要求事件真相；争论道德问题，就将体制“摘了”出去，变成了“弱者值得信任吗”这个辩题。
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时，无论是有意为之的公民记者，还是现场的人群，都在向外源源不断地发出信息，这导致围观的密度非常严实。但是在永昌事件上，这些常见的情况不复存在，事件与谈论它的人处在很疏离的位置上，这直接导致传播的低效。
单一事件导致群体事件，是永昌这类事件的既定发展方向。既然有人群聚集，至少说明，永昌事件与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中存在这一致的社会泄愤心态，它们也发展出冲击维稳防线的特征。但是在强度上已然是颓势，这显示出大陆强维稳与弱传播的现实。
进而也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大陆现有的媒介，已经从七八年前的野生状态，全然被党整肃完成。媒体在承担社会了望的义务上自行萎缩，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自我审查，媒体衰败之下，难以兼顾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看出大陆人心涣散，比如在尸体上争论道德问题。
媒体的败坏与人心的败坏是一体两面的，媒体无法反应现实，现实投射不到媒体视野中去。尽管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之后，同样伴随着要求参与者自首的命令，但体制反思也颇多。可是到了永昌事件，被勒令反思的只剩下寡民的道德，这也是让人唏嘘之处。
永昌事件之后，搜索微博关键词可以发现，网评员在事件传播的评议上被置于优先地位，这是强维稳与弱传播的有力证据。网评员继续谴责公知，继续用陈旧的套话参与这一本是颓势的事件的传播维稳。问题只是，瓮安事件以来的社会泄愤心理依旧像幽灵一样逡巡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