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了中共政权是如何大慷国库之慨豢养“寄生党”。谁都知道,中国大陆上的所谓民主党派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早已经是堂而皇之地写进各个“寄生党”的党章里的。即使这样，中共政权也还是对这些“寄生党”从内部进行监督，具体作法就是向这些党派的常设办公机构渗透进党员干部。
中国大陆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史实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北京地区的红卫兵组织到各民主党派机关“夺权”,各民主党派的机关办公厅负责人都慌忙解释:“小将们别误会,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党派到这里来工作的。”这里说的“党”,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由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都很象共产党在同国民党争天下时期的“地下党员”,因为他们不能在民主党派里担任“委员”以上的职务,只能在幕后开展工作。而在任何一个民主党派里担任“委员”以上职务者,必须是真的民主党派的党员,而按照共产党的规定,已经加入共产党者,原则上便不能加入其他党派。这就给共产党物色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道理很简单,凡是愿意效命共产党同时也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信任的知识分子,大都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不可能对其周围的人群进行保密。那么,也就自然不可能让他们因为“党的需要”先退出共产党,再加入民主党派。这就是共产党为民主党派,特别是为民主党派的中央一层,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第一大难题:可供挑选的范围太窄。
所以，中共政权的各级统战部门对暂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正在积极要求加入中共的知识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特别青睐，动员他们“为了党的事业的需要留在党外”。曾经以民进中央主席身份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前北师大教授许嘉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提起许嘉璐的大名,在海外和港澳台也有很多人熟悉。之所以知名,除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确实学有所长,更因为他是大学教授中投笔从政、一心充当共产党政权花瓶政治人物的典型。另外,至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员中间,几乎无人不知这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经被所在单位的党总支批准加入了中共,而且填写过正式的入党志愿书。
一九五九年毕业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许嘉璐,大学毕业後即因为钻研刻苦、成绩优异而被留校工作,成为系里专门为著名训诂学家、黄侃弟子陆宗达教授配备的青年助手中最得力的一个。
当时,堪称中国语言文字学泰斗的陆先生经常在人前夸赞许嘉璐“绝顶聪明”。“文革”最混乱的几年里,许嘉璐是冒着风险坚持跟随陆宗达作学问的第一人。陆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孙子陆昕面前感慨说:“嘉璐这个人还不错,现在这种时候还跑来跟我学《说文解字》。”
“文革”结束后,陆宗达所出的第一本著作《说文解字通论》,即命许嘉璐为之作序。国学界一代宗师请一位四十出头的青年教师给自己的专著作序,足见许嘉璐当时的学术功底已经相当可以。
也正因为如此,“文革”一结束,许嘉璐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立刻冒尖,也是同行中被提升副教授、教授最早者之一。但也就在他的学术声望如日中天,完全有可能逐步取代其先师陆宗达生前之专业地位的时候,却突然对政治感起了兴趣。
“文革”之前,因为“白专道路”之嫌,或许还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许嘉璐虽然“积极要求进步”,但“党组织的大门”却始终不愿为他敞开。“文革”中象他这样的“白专”典型,更不可能成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政治依靠对象。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按照邓大人的说法,从“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许嘉璐深受感召,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因为所在系、室的党员们一直要对他进行“严格要求”,希望他能够虚心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直到一九八四年左右,系党员大会才表决通过了接纳他加入党组织的申请。
按照中共的组织程序,北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已经把从北师大党委组织部拿到的一份正式“入党志愿书”交由许嘉璐填写，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也都在该份志愿书上签字盖章。
就在这个时候,北师大党委统战部突然接到上峰指令,经国家教委党组、北京市委推荐,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相中许嘉璐,决定将他作为“民主党派”接班人来培养。
诈听上去,这种事情简直就是荒唐透顶,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的中共北师大党委接到上峰指令后,也曾为中文系党总支已经在党员大会上通过了接纳许嘉璐为中共党员的决议,许本人亦正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而感觉棘手,但最终还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向中文系党总支作了说明,要求该党组织向党员们说明“接纳许嘉璐同志入党和决定让许嘉璐同志留在党外都是党的需要”。
外界谁都知道共产党在各级人大和政协所安排的“党外人士”代表纯脆是一种“政治点缀”,所以,如果把一个全国人大的党外副委员长或一个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与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或一个中共政治局委员(当年杨白冰那样的政治局委员是例外)相比,前者只有虚名,後者才有实权是无庸置疑的。所以,如果不加解释便先说共产党的各级统战对象比同级共产党干部值钱,恐怕无人相信,
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发现了许嘉璐这样一个学有专长,同时又主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授,自然是如获至宝。虽然因为官僚运作的效率太低,以至北师大中文系已经批准接纳许嘉璐加入中共时,统战系统的意图才传达下去,但当时显然也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接下来,北师大党委组织部把许嘉璐填写好的“入党志愿书”稍稍锁进了保险柜;同时由北师大党委统战部发给他一纸“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入会申请书”。没过几天,此公便一跃成为该“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照理,一个申请人在被所在单位的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接纳为党员的话,上级党委的批准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更何况当初“发展”许嘉璐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向中文系党总支布置下去的政治任务,要求中文系的党员教职员工要认真领会党的知识政策。所以,严格说来,许某人在成为“民主党派”成员之前,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为此,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内部都传出过不满之声,但也只能对共产党这种荒唐无比的政治骗局私下里发发牢骚和感慨而已。
接着,许某人很快一路青云直上,从“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民进”副主任委员,一步步升格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与此同时,其行政职务则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升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早已经成为享受中共正部级待遇的“党外”高级干部。
为什么中共高层对许嘉璐如此看好?原因皆在於此公头顶专家、学者光环帮助共产党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监控,其作用要比共产党自己党内的政工干部得力得多。而许某人眼看共产党给了自己那么多好处,自然要加倍回报党的恩德。最著名的表现就是八九“六四”枪响之后,此人曾在课堂上声俱泪下地表演:“同学们,你们知道反革命暴乱分子已经准备好了暗杀名单。我也在这个名单上。”
这是一个给外地大学教师开办的专业培训课堂,而许某人如此表演的结果是,班上学员立刻有人站起来痛斥:“许先生,你不要以为我们来自外地就可以欺骗。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接著,大部分学员集体退堂以示对这位共产党“政治花瓶”的鄙痍和蔑视。而课堂上仅剩的三个学员并不是要给许某人留面子,而是要留下来看看这位堂堂名牌大学的教授如何还能继续表演。
本来,这批来自外地各院校的进修学员,均为可以接受许嘉璐的授业解惑而感觉机会难得,此公在中国大陆的训诂学界确实是名不虚传。一九八零年陆宗达先生所著《训诂简论》出版时,他在给许嘉璐所赠书中题曰:“吾弟已有深厚基础 潜研此学 必臻大成”。可见许氏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若真是遵循其先师的遗愿,象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一样,专心致意地走自己的“白专道路”,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之学第一传人的桂冠绝对是非他莫属。这等地位,对绝大多数一辈子潜心作学问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许多学界人士对许嘉璐为什么会热衷仕宦之途,而且是共产党政治花瓶这样的仕宦之途表示大惑不解。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