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以来，当局维持专政的意志从未动摇，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可言。
2016年2月1日，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正式歇业，这个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后，由郭建梅等北大人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向妇女提供法律谘询的非营利组织，一向低调温和，但也避免不了最终关门歇业的命运。而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也陆续有针对传知行、益仁平、女权五姐妹、以及最近的工运人士的严厉打压动作，显示出当局对于NGO，尤其是获得境外资助的NGO毫不宽容的姿态。放大一点说，则是近几年来针对整个社会空间进行管控和打压背景之下，一个新的例子。
众泽（原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存在的这20年，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一举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20年，相应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面貌、生活形态也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一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究竟会带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人们一度有过相对乐观的预期，也形成了自由派的两个主流论述，其一是党内改良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这一论述认为，1989年事件中止了此前的改革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了改革进程中的经济改革部分，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形成了若干问题，因此，需要择机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吴敬涟先生等人多年来鼓吹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过大关”、《炎黄春秋》等改良派阵地长期呼吁的“改革共识”，等等，都是这一论述的具体样本。
自由派的另一个主流论述，则更偏重于民间立场，这一论述认为，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带来数量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形成多元利益主体，这必将使得法治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市场化还同时提供了媒体、NGO、网络等各种新兴空间，凡此种种，必将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浮现和成长，最终，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将会逐渐驯服权力，实现宪政转型。在这一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的渐进转型论述当中，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市场化媒体、众泽这样的NGO组织、以及网络空间、基层选举、法治维权等等，显示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可能，以及由此实现渐进转型的可能。
自由派的这两个主流论述之间，除了对于当局意愿的假定之外，并无显着的冲突，更多的是相互支持，实际上，除了少数对于体制外身份或反对角色相当明确的人士之外，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都会交替使用上述两套论述，以表达对于自由化前景的追求。也因此，不夸张地说，这两套话语共同形成了大陆自由派的主流话语，或者说自由派共享的政治正确。在这一主流话语支持下，一种随着市场化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治进步会随之而来的基本图景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启，近些年来，体制反而更加刚性和主动，对于社会空间的压制越来越严厉，以前曾经寄予厚望的市场化媒体、网络空间、基层选举、NGO组织、维权律师等等，无不遭到了严密的防范和打压。人们发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政治的进步，相反，倒退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事实，也因此，在新的现实面前，上述主流论述的有效性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除了“改革已死”的诊断之外，渐进进步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在笔者看来，这两套论述的事实基础最终被抽空，并不是什么偶然性和个人风格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众泽等众多新生事物出现的时期，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首先，1989年事件本身，显示了中共维持专政的坚定意志，1989事件不仅使得邓式改革彻底与自由化理念脱钩，更使得邓式改革与陈云式的控制思路结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或稍后，也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划定了国有绝对控制的七大关键领域，推进医疗、教育等事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等等，展现出既允许市场化，但同时保持体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化而增强专政体制的存续能力，其指向的是市场与控制相结合的新路线。这表明，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不存在任何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实基础，尤其不可能指向任何的自由化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15大后不久，吴国光先生通过分析，即得出了“改革已死”的结论，在当时鲜为人所知，而现在看来，却是无比独到的先见。
其次，1990年代中期，当局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以重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权基础，做出了相当多的人权让步，如将反革命罪改为颠覆罪并废除死刑，签署并通过联合国《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签署而没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允许居民个人接入国际互联网，放宽境内外NGO活动，等等，也才有了渐进论所指望的各种对应的基础，以及一种乐观的心理期待。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社会发育空间的看似出现，更多的是当局为谋求加入国际经济秩序，而暂时做出的容忍。1989事件后，中共被制裁孤立，苏东巨变和冷战结束，进一步导致了中共在国际上面临的战略孤立，一年一审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被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申报悉尼奥运会的失败，等等，都显示出当局在当时相对孤立的国际地位和低落的议价能力，在这个情况下，当局为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被迫在人权等问题上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才有了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相对宽松，换句话说，这个空间是死难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鲜血，以及无数人下狱、流亡、挣扎求存换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做出这一容忍和让步的，正是刚刚执行了1989事件的当局，这样的让步，不过是“韬光养晦”的产物，是“卷旗不交枪”的阳谋，从一开始，即埋下了卷土重来的引线。
最后，既要维持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专政路线，同时又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支持政权存续，构成了1992年以来邓式市场新极权的两个基本支点，而在这两个基本点下的现实进程，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体制必然会从当初的暂时容忍，走向随后的反扑和压制。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越是成功，其社会后果对于专政体制的冲击也越大，这包括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市场化新兴社会阶层、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在市场化早期，诉求主要是利益性的，且数量并不显着，体制比较容易加以应付，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也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权利诉求，并寻求作为社会平等主体的存在，这自然会被当局看作政治性的诉求，并加以压制，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越成功，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对于体制的挑战越强，反过来，体制对于社会的压制就会越发加强，这好比是为了控制住一只不断充气的气球，只能不断增加握住气球的双手的力量一样。也因此，在邓式市场新极权的基本逻辑之下，不仅不会有民间持续发育的空间，就算是当初为了某个目的而做出过的容忍和让步，也命中注定早晚会被收回。
1989年事件后，持自由化理念的体制内人士有一大批或下狱、或流亡、或下海，另一批继续留在体制内的也形同蛰伏，不能发挥作用，在对自由化理念持同情的人士眼中，这乃是一个有待矫正的错误态势，并由此形成了重启改革——实际上等于重新召回——的意向。此外，当局在1990年代中期，为了抵消1989事件的恶劣影响，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做出的一些容忍或让步，也给予了许多自由派人士某种乐观的期待，然而，回顾过去的二十年，不难看出，自1989年以来，当局维持专政的意志从未动摇，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经做出的容忍和让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不会继续扩大，反倒会引来更强的反扑和压制，直到冻结。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改革老兵袁庚的去世，以及其所引发的自发纪念，在某种悲情下的纪念，其实意味着所谓重启80年代改革梦想的最终破灭，而众泽这个20年的温和法律援助NGO的被关，也让人联想到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等渐进图景的消失，回望众泽成立的1995年，人们曾经对政治改革和渐进转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无情的事实却是，从1989年的废墟里，经过1990年代中期的调整，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而这也不啻意味着，对于曾经期待的人们，过去的20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荒废年代，有过努力，但其实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