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生命的意义
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80年代的思想主流被斥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臣服（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批所谓“全盘西化”论），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进步的“五四”传统，开始被否定和清算。在这场民间色彩甚深的思想学术角力中，我全力以赴地捍卫“五四”的启蒙传统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垒一直存在，阵线越来越分明，分歧越来越尖锐和深刻。在争辩中，我已在学理上作了许多阐述。我认为双方观点的对立与个人经验有关。学术立场的不同和代际差异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年长的学人，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启蒙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是值得献身的目标。但新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却以种种奇谈怪论企图消解公认的理念和准则。
作为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者，我清楚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登陆中国的思想背景。我对这种思潮后果十分忧虑，但我不愿把事情说成是对立双方的动机有善恶之分，我不时反省自己的立场，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严厉盘查自己的经验。
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和“后”学家们宣称，启蒙不过是近代西方的神话，科学、民主、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念预设了真实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预设了普遍的人性，普适的价值标准。这些预设和普遍主义原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它不过是反映了中国知识界迷恋现代性而不能自拔的精神状态。对上述说法抗拒的动机和批驳的理念资源首先来自“五四”传统，但对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归结为西方思想文化扩张的结果。我自问，我对西方文艺复兴狂飓突起冲破黑暗，打碎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神往，被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的文字感动，原因何在？如果只有阅读经验，那它是否经得住解构的拆卸和侵蚀？
所谓启蒙，按康德的论述，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权威的束缚。我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虽然当时年少，但对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足供现在反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知道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理性黑暗时期，数亿人似乎只有一个脑袋，其余的人岂止是不成熟，其狂热、盲从、迷信简直有如白痴。那时，全国的报刊宣传粮食亩产不是平常的400斤、600p斤，而是几万斤，十几万斤，但到头来饿死几千万人；那时，人们必须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打碎一尊领袖塑像，污损一张领袖画像而被捕人狱；不少人因为探讨真理和讲出真话而惨遭迫害失去生命（比如遇罗克、张志新）。甚至在宣布黑暗已过，新时期到来之后的70年代末，还有人因为坚持批评领袖的错误而遭枪杀，还会因为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常识而发生反复、曲折的斗争。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在中国，理性随时可以离失，科学还需努力坚持和推行，民主是一个尚待实现的梦，因此，启蒙是数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由此上溯至本世纪初，可以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合理，是中华民族在现代觉醒的第一步。五六十年代的悲剧表明启蒙精神的丧失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90年代初各种“后”主义的泛起，其客观效果是要中断80年代新启蒙的合法性。
90年代初，我在上海与一批学者聚会，当我提到“文革”、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时，一个致力于“后学”的年轻人轻蔑地拒绝我对以上事件的价值判断，他说，那些事件和历史上任何其它事件一样，都是文本、符码，供后人从任一角度解读、解构、阐释，不能把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价值加在它们上面。我惊愕得几乎无话可说，我只想知道，如果他经历过那些残忍与迫害，是否还会坚持那种轻松、超脱的“后话语”？！
在90年代中期，有“后学家”把一些老知识分子控诉“文革”，披露自己遭遇的作品斥为揭家丑，讨好西方。有“新左派”理论家主张可以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中吸收制度创新的启发因素。对此，我深感悲哀，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弄清楚之后再发高论。
阅读经验是个人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发现，后学家们大多有贪新追潮的习惯，他们对西方学术只知其流，不知其源，只对20世纪的二流著作作一鳞半爪的了解，对十八、十九世纪的经典文献无暇顾及，逞论更古远的典籍；只从文学作品的解读技巧中吸收养份，对科学、宗教、形而上学的背景十分隔膜。他们把当前美国大学校园中政治文化泛起的杯水风波当成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对西方思潮的历史流向缺乏整体、宏观理解，从而缺乏健全感和均衡感，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无心去理解整体结构，而津津乐道于某些征候和隐喻。我坚信，就像经济、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跨越一样，上一世纪的西方思想学术成就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建构仍未丧失其意义。
重温自由主义
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舞台热闹非凡，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登台亮相，这些不同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启蒙精神、现代化导向和全球化趋势表示质疑和不认同。这种倾向令人忧虑，惟一能援引的、理智而现实的思想资源是自由主义，对中国人而言，重温自洛克一路下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很有必要。从正面和建设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和主要目标应该是达致宪政体制——也需要参考借鉴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学理。
提起自由主义，我们只能说是“久违”了。“五四”的先驱和主将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自由主义之花在三四十年代一度开得相当繁盛，但在本世纪下半叶却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从外部讲，这种理性、温和、改良的思潮在人民群众武装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不合时宜，被冲得七零八落；从内部讲，中国近代的革命气氛和环境禀承的是法国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德国的整体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带宗教情绪的绝对主义和自省偏爱。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认识到重提自由主义的必要，需要有一种善于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从上述精神气质中实现蜕变的勇气。总的说来，就是要在“可爱而不可信”和“可信而不可爱”（王国维语）二者中，把重心从前者转移到后者。
对我来说，实现这种转换在精神气质上的障碍要小一些，因为我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有兴趣和研究，不论是对古典的休漠哲学，还是对现代的罗素的思想。早在70年代，我就以极大的兴趣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对经验主义的推崇和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亦促动我的思考。罗素在书中说：“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有时候两派是合作的，许多人便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但是逐渐他们的不相容日益明显起来了。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邱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当然，生活经验，尤其是对于“文革”教训的反思与总结，是对各种主义作取舍的重要因素。也许有人会说：囿困于这种经验是否会造成思想的单一性和局限？我当然十分重视其他经验，比如从阅读中得到的间接经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是以10亿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以国家的命运前途为赌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验。“文革”中，人性的善恶，生命的脆弱和坚韧，社会的弹性和支承力，文化、意识形态。语言的威力和虚妄，都被推到了极致而暴露无遗。人类和社会本来不应该像自然和物质一样被用作实验的，但一旦不幸作了实验，从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就应当尽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观察与经验。事实上，对于“文革”的经验，我们是总结和利用得太少，少得与其苦难和代价不成比例。
顾准的思想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自由主义，也是以“文革”为契机，他的切人点是直接民主的问题。而对像我这样曾经带着理想主义投入运动的人来说，转变的原因则是对“彻底砸烂旧世界，建设崭新世界，塑造一代新人”的动机和后果感到痛心疾首。“文革”的最大魁力是，其发动者宣称要铲除一切不正义和不道德，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的，与任何旧时代、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崭新社会。为此目的，需要彻底改造人，塑造一代无私无欲，随时准备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人。这种理想产生的魁力吸引过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文革”
破产之后，西方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仍感失落和恋恋不舍。对我而言，“文革”犹如一场恶梦。
我终于明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发展变革主要依赖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与扩展，它不是积木，可以凭一时忽发奇想推倒而重新堆砌，社会的生机在于其中不少领域的自治，不能粉碎一切中介结构，让领袖的意志从上至下贯穿到底。经过痛苦的思索，我最终承认，人是有意志、有尊严的主体，不是可以任意雕刻、塑造的材料。人固然生活在社会中，但有一些领域，诸如思想、言论、财产，是绝对属于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还是以道德的名义，都无权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人性中确实有缺陷和晦暗之处，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强迫人“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人性的恶只能以制度来约束，合理制度的基本要素是承认并保障人的某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认识到掌权的人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缺陷，因此权力不可无限制地扩张，而应当相互制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人类只能寻求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以达致最好制度为目标或口实而不惜社会动荡和流血，其结果往往是暴政。人类永远要警惕那些自称掌握了历史进程规律，手握绝对真理的人，这种人以历史和人类为名义搞大破大立，实则草菅人命。
去年底去世的当代思想家、自由主义大师伯林极其看重思想观念的力量，他引证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中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我以为这话有些过甚其词，尤其是在今日电子传媒和大众文化时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面对一个悖论：他努力促成这个时代的来临，同时也使自己的话语失去召唤力。平庸的时代会使思想者感到寂寞，但如果只能在它和神权政治之间作选择，答案还是一目了然。其实，当今中国离流行文化的一元化和霸权地位还相距甚远，虽然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已初露端倪。中国目前还需要思想，不甘平庸的人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