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来者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的论着，大多出自欧美学者的手笔，而少有日本学者的力作。杉本信行的《大地的咆哮》是其中少有的一本。作为前外交官，若不是患上绝症，到了生命的尽头，“想用以往的经验为现在的中日关係做点贡献”，杉本信行大概不会轻易下笔，将多年来从事对华外交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专着。杉本信行于一九七四年文革末期的时候进入中国学习汉语，一九八三年任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后派驻欧洲，一九九三年任日本在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一九九八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二零零一年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二零零六年患肺癌去世，年仅五十七嵗。

在本书的后记中，杉本信行以动人的笔调写道：“在抗癌药物造成的朦胧中，我靠着药物止痛，勉强坐在电脑前，加上家人、朋友和同僚的支持，总算写成了本书。”这本书是他的绝笔。他之所以患上肺癌，或许与他长期在中国高强度工作以及在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有关。然而，杉本信行却以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心态，毫无怨恨、满怀善意地留下他对中国观察的实录以及对中日及台日关係发展的建言，这种高尚的心灵境界让读者肃然起敬。

“幸好我不是出生在中国”：中国农民的悲惨世界

杉本信行先后以学生和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十多年之久，对中国有深切的关怀。他主持了日本外务省的多项援助中国的项目，比如“草根无偿资金协助”计划、小儿麻痹症疫苗捐助计划等，由此亲身深入中国最贫瘠的乡村，看到中国农民赤贫而苦痛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切身体验，杉本信行的中国观察与那些在书斋裡纸上谈兵的学者迥然不同。他指出：“在对中国的认知中，单就政治制度、统治阶层去看中国，不足以认识这个国家。构成国家的十三亿人民不只有统治阶层，而是另一群人——至今仍然活在身份制度下、像封建时代那般受压迫的九亿农民，直视他们的现状，才是最重要的。”他在书中列举了他拜访过的大同市农民的生活，“主要农作物是乒乓球大小的马铃薯，拿榨完淀粉后的残渣压实起来当做冬季储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部分农民并非获利者，反倒是受害者。杉本信行评论说，中国三十倍于实质的城乡差距，举世罕见，“城市的发展越是兴盛，农民的不满和对共产党政府的愤怒便越攀升，在中国农民心目中，共产党政权早已失去正当性和正统性”。中国当局誓言解决三农问题，但言说远多于行动，“农村贫困、农民苦难、农业不振等的忧虑之剧，超乎想像，而这些问题甚至已严重到足以撼动中国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地步”。

杉本信行否定了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讚美的“中国模式”。比如，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专栏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就曾羡慕地说：“一党独裁固然有其缺点，但若这个党是由一群开明的人所领导，例如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一党独裁也有其大优点。”杉本信行没有将将溃败的脓疮看得艳若桃李，他形容中国的现状说：“就像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旗帜下，于封建主义的原野上特殊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铁轨，任由弱肉强食的原始资本主义列车行驶，一路挥霍燃煤、浓烟炭尘漫天，却是气喘吁吁、疲态百出。”一辆失去控制的火车，不仅是对中国的比喻，在杉本信行离开中国之后很快变成现实：在温州动车撞车事故中，写着“和谐号”三个字的列车车头瞬间化为废铜烂铁。

中国的领导人并非开明或明智的人物。杉本信行根据接触过的大批中国官员的言行举止，作出了准确判断：“中共高干中，根本没有人全盘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情况。”他进而发现，儘管大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共的统治稳如磐石，但“事实上，缺乏自信、忧虑、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悲观，却充斥领导阶层内部。会认为共产党能够永远维持其统治体制的党员干部，几乎成了少数。”最后，他对中国的统治者提出一番忠告：“中南海的领导者们不该拿农民作为轻蔑的对象，应该正视他们在何等情况下苟延残喘；惟有亲眼见证才能有所体认，政府若不能破解三农问题的僵局，国家将会毁灭。”如此逆耳之言，恐怕不会为中共领导人接受。

日本不幸成为中共的“公共污水沟”

杉本信行在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的任期内，一名馆员因为被中国国安以女色诱惑、威逼其出卖情报，选择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宣称“再这样下去，只有卖国才能离开中国”。或许因为有关情报尚未解密，杉本信行没有在本书中披露有关细节，但该桉件以及随后发生的遍及中国各地的反日大游行，显示中日双方仍处于严重的不信任乃至敌视的状态之下。

在那场烽烟四起的反日活动中，虽然作为历史建筑的上海日本总领事官邸没有受到攻击，但若干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和旅居中国的日本人都受到波及。杉本信行指出：“反日游行得到多少政权中枢的具体支援，我们无法明确查出，但从群众使用的布条、水、食物何其他用品已在事前准备妥当的这一点来看，必定有人在幕后有计划地提供资金援助。”显然，幕后指使者就是共产党当局。否则，以中共对中国社会的严密管控，中国民众若因其他事由上街抗议，立即就会遭到残酷弹压。惟有反日活动，不仅警察袖手旁观，而且当局还提供后勤支持。

在胡锦涛执政前期，杉本信行就已经发现，“中国之所以持攻击姿态去发展其对外政策，和国内的不安定也有关係”。中国好战的趋势近年来愈演愈烈。若杉本信行还在世，继续观察和分析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耀武扬威的外交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週边国家、中国与欧美国家剧烈的外交冲突，一定会作出深刻绵密的论述。习近平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却号称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时代的苦难铭记在心。习近平将仇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拯救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速效救生丸”，日本遂不幸成为乔治•欧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中国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将日本当作罪魁祸首。

关于中日争端的几个焦点问题，如日本首相和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为侵略战争道歉、日本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的论述等，杉本信行都在书中作出了诚恳而务实的解释。他列举了历届日本首相包括天皇向中国作出的公开道歉，只是中方刻意不予报道，使中国人普遍以为日方从未道过歉。对于靖国神社问题，他阐述了神道教这一日本民间宗教对战争死难者一视同仁的特殊看法，希望慢慢得到中国的谅解；同时，他承认靖国神社特别是其附属的游就馆内的历史叙述存在严重谬误，建议日本官员在参拜之际同时表明：游就馆和靖国神社揭示于其宣传物或导览手册中的历史观，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杉本信行还在书中还透露了中方羞于提及的一段历史事实，即“日本救了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欧美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一开始日本配合。但在不久后的巴黎统筹会会议上，当中国陷于四面楚歌之境，日本站在维护中国的立场上，海部俊树首相提倡经济协助，特别是重新开放日圆贷款方桉。“在中国遭受国际孤立时，日本是它最大的辩护者。”但后来中国忘恩负义，对日本毫无感恩之心。当然，杉本信行站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高级外交官的立场上，不可能对当时日方罔顾普世人权价值、与虎谋皮乃至养虎为患的举动有所反省和批判。但这个事实的揭露，对日后处理中日关係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无异于敲响了一记警钟。

台、日、美必须形成价值联盟

杉本信行是日本外交官中倾向明显的亲台派。在台湾任职的九十年代中期，他积极推动台日交流，与彭明敏等本土政治领袖成为好朋友，常常出席彭明敏基金会的活动，以至于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挖苦说：“交流协会好像只跟民进党人士见面啊。”杉本信行还充满同情心地处理了原台湾日本兵薪饷给付问题，并邀请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访问台湾、发表演讲、见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杉本信行也是为数甚少的既了解台湾又了解中国的日本外交官，对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严重分歧以及日本、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充满洞见。关于中国的立场，他分析说：“在共产党革命中，台湾的统一一直是未竟的民族大义与首要国事。若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共产党的统治权和正统性永远不能完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全民都必须实现这个理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灌输的观念。”而对于台湾的立场，他评论说：“台湾主张拥有自由推选统治者的权利，此一基本人权符合国际准则，将正面冲突中国的国家统一主张。”换言之，两岸分歧的核心，是中国大一统的天朝观念、以及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台湾深入人心的本土意识、以及住民自决的普世人权价值之间的南辕北辙。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卸任之后的杉本信行在与癌症病魔抗争的岁月裡，思想更加敏锐与彻底。他摆脱了国家公务员身份的制约，也不必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因为要顾及中国的感受而欲言又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坦坦荡荡地说出全部的心裡话。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他的建议是：“日本应与美国联手防止武力行动，否则美日安全保障体制就会瓦解。”帮助台湾不被中共武力侵犯，既攸关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法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国家安全上所扮演的角色，杉本信行比许多持功利主义立场的美国政客更为高瞻远瞩。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杉本信行指出，对于专制的大中国企图吞併民主的小台湾，美国必须发扬理想主义的价值外交：“我认为，美国会不惜站上火线阻止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负有使命，必须不断向世人展现尊重自由、民主与人权的立场。它不允许任何状况妨碍此原则，就算发动军事力量，也要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换言之，要美国对早已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台湾见死不救，等于要它放弃国家的宝贵理想一样。”有了美国这一坚强后盾，日本更不应该犹豫和退缩：“日本必须对中国坚持主张：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日本也绝对会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所以，中国不应该企图以武力统一台湾。”美、日、台联盟若牢固，则台湾就不畏惧中国的武力威胁。

梵蒂冈才是中国的救星？

中国是一块“咆哮的土地”，那些发出愤怒的咆哮和悽厉的呐喊的，是不满于中共暴政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九亿农民。而中国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等问题，并不是赶走共产党就能“一了百了”，这些问题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之中。杉本信行引用德国学者施里曼在清朝末年访问中国和日本之后所写的《当代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的细节：当时中国遍地垃圾、官僚贪婪，施里曼入境时不得不给海关官员贿赂；而日本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家，处处乾乾淨淨，公务员更是奉公守法，没有人接受他的贿赂。所以，杉本信行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且根深蔕固，不单单起因于中国共产党的体质”。

跟中国做邻居，日本没有选择。杉本信行告诫日本政府和民众说：“中国有时是个麻烦的国家，偏偏日本又不能搬家。所以，尽力使中国变得讨人喜欢，便是日本对中外交的重要方针。”他深知，中国体量太大，转弯困难，日本应当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要改变中国的体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是个重量级的存在，已经足以影响全世界，使得它的国内问题不再只是单纯的内政问题，若说中国问题即将演变成全球规模，恐怕也不为过。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身为中国的邻居，不能再是隔岸观火了。”

杉本信行是一位有思想家特质的外交官，他与一般只着眼于处理具体、实际问题的技术官僚不同，他从价值乃至宗教信仰层面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他认识到，单有政治制度的转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心、道德伦理的更新。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民主制度却未能在中国稳固下来，有宪政雏形的北京政府很快被国民党颠覆，然后威权的国民党又被极权的共产党所颠覆。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裡？杉本信行观察到宗教信仰的复兴，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迅勐发展。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指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特别是在言论自由的补强上，利用天主教本身的机制，我认为是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中国的腐败和渎职问题不只发生在大城市的角落，更在全国蔓延，任何人要想把这个现况正确地传达到外国，都必须仰赖中立、广泛且深入的讯息网；放眼世上，正在暗中蕴蓄这个力量的，惟有梵蒂冈。”他看到问题所在，但他开出的药方并不准确。因为梵蒂冈这个庞然大物本身就需要改革，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救星。即便梵蒂冈与中国实现建交，将使馆从台北转移到北京，亦未必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如同当年在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那么巨大的影响。中国并没有波兰那样深厚的天主教传统。

在我看来，中国人心转换的希望，不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僵化衰老的、作为“建制宗教”的天主教，而是慢慢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美国式的、充满活力的基督新教。对中国年轻世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不是梵蒂冈的天主教，而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从信徒人数上来看也是如此，中国的新教徒是天主教徒的五倍左右。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在欧美迸发出比啓蒙运动更加强劲的力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以及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都是清教徒的世界观和文明论所结出的果子。那么，类似的“信仰大爆炸”，及其它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有没有可能在当下的中国发生呢？当那一天到来之际，中国必定能从“咆哮的土地”变成一块安宁和平的土地。

以外来者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的论着，大多出自欧美学者的手笔，而少有日本学者的力作。杉本信行的《大地的咆哮》是其中少有的一本。作为前外交官，若不是患上绝症，到了生命的尽头，“想用以往的经验为现在的中日关係做点贡献”，杉本信行大概不会轻易下笔，将多年来从事对华外交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专着。杉本信行于一九七四年文革末期的时候进入中国学习汉语，一九八三年任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后派驻欧洲，一九九三年任日本在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一九九八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二零零一年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二零零六年患肺癌去世，年仅五十七嵗。

在本书的后记中，杉本信行以动人的笔调写道：“在抗癌药物造成的朦胧中，我靠着药物止痛，勉强坐在电脑前，加上家人、朋友和同僚的支持，总算写成了本书。”这本书是他的绝笔。他之所以患上肺癌，或许与他长期在中国高强度工作以及在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有关。然而，杉本信行却以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心态，毫无怨恨、满怀善意地留下他对中国观察的实录以及对中日及台日关係发展的建言，这种高尚的心灵境界让读者肃然起敬。

“幸好我不是出生在中国”：中国农民的悲惨世界

杉本信行先后以学生和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十多年之久，对中国有深切的关怀。他主持了日本外务省的多项援助中国的项目，比如“草根无偿资金协助”计划、小儿麻痹症疫苗捐助计划等，由此亲身深入中国最贫瘠的乡村，看到中国农民赤贫而苦痛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切身体验，杉本信行的中国观察与那些在书斋裡纸上谈兵的学者迥然不同。他指出：“在对中国的认知中，单就政治制度、统治阶层去看中国，不足以认识这个国家。构成国家的十三亿人民不只有统治阶层，而是另一群人——至今仍然活在身份制度下、像封建时代那般受压迫的九亿农民，直视他们的现状，才是最重要的。”他在书中列举了他拜访过的大同市农民的生活，“主要农作物是乒乓球大小的马铃薯，拿榨完淀粉后的残渣压实起来当做冬季储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部分农民并非获利者，反倒是受害者。杉本信行评论说，中国三十倍于实质的城乡差距，举世罕见，“城市的发展越是兴盛，农民的不满和对共产党政府的愤怒便越攀升，在中国农民心目中，共产党政权早已失去正当性和正统性”。中国当局誓言解决三农问题，但言说远多于行动，“农村贫困、农民苦难、农业不振等的忧虑之剧，超乎想像，而这些问题甚至已严重到足以撼动中国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地步”。

杉本信行否定了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讚美的“中国模式”。比如，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专栏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就曾羡慕地说：“一党独裁固然有其缺点，但若这个党是由一群开明的人所领导，例如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一党独裁也有其大优点。”杉本信行没有将将溃败的脓疮看得艳若桃李，他形容中国的现状说：“就像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旗帜下，于封建主义的原野上特殊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铁轨，任由弱肉强食的原始资本主义列车行驶，一路挥霍燃煤、浓烟炭尘漫天，却是气喘吁吁、疲态百出。”一辆失去控制的火车，不仅是对中国的比喻，在杉本信行离开中国之后很快变成现实：在温州动车撞车事故中，写着“和谐号”三个字的列车车头瞬间化为废铜烂铁。

中国的领导人并非开明或明智的人物。杉本信行根据接触过的大批中国官员的言行举止，作出了准确判断：“中共高干中，根本没有人全盘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情况。”他进而发现，儘管大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共的统治稳如磐石，但“事实上，缺乏自信、忧虑、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悲观，却充斥领导阶层内部。会认为共产党能够永远维持其统治体制的党员干部，几乎成了少数。”最后，他对中国的统治者提出一番忠告：“中南海的领导者们不该拿农民作为轻蔑的对象，应该正视他们在何等情况下苟延残喘；惟有亲眼见证才能有所体认，政府若不能破解三农问题的僵局，国家将会毁灭。”如此逆耳之言，恐怕不会为中共领导人接受。

日本不幸成为中共的“公共污水沟”

杉本信行在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的任期内，一名馆员因为被中国国安以女色诱惑、威逼其出卖情报，选择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宣称“再这样下去，只有卖国才能离开中国”。或许因为有关情报尚未解密，杉本信行没有在本书中披露有关细节，但该桉件以及随后发生的遍及中国各地的反日大游行，显示中日双方仍处于严重的不信任乃至敌视的状态之下。

在那场烽烟四起的反日活动中，虽然作为历史建筑的上海日本总领事官邸没有受到攻击，但若干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和旅居中国的日本人都受到波及。杉本信行指出：“反日游行得到多少政权中枢的具体支援，我们无法明确查出，但从群众使用的布条、水、食物何其他用品已在事前准备妥当的这一点来看，必定有人在幕后有计划地提供资金援助。”显然，幕后指使者就是共产党当局。否则，以中共对中国社会的严密管控，中国民众若因其他事由上街抗议，立即就会遭到残酷弹压。惟有反日活动，不仅警察袖手旁观，而且当局还提供后勤支持。

在胡锦涛执政前期，杉本信行就已经发现，“中国之所以持攻击姿态去发展其对外政策，和国内的不安定也有关係”。中国好战的趋势近年来愈演愈烈。若杉本信行还在世，继续观察和分析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耀武扬威的外交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週边国家、中国与欧美国家剧烈的外交冲突，一定会作出深刻绵密的论述。习近平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却号称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时代的苦难铭记在心。习近平将仇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拯救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速效救生丸”，日本遂不幸成为乔治•欧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中国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将日本当作罪魁祸首。

关于中日争端的几个焦点问题，如日本首相和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为侵略战争道歉、日本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的论述等，杉本信行都在书中作出了诚恳而务实的解释。他列举了历届日本首相包括天皇向中国作出的公开道歉，只是中方刻意不予报道，使中国人普遍以为日方从未道过歉。对于靖国神社问题，他阐述了神道教这一日本民间宗教对战争死难者一视同仁的特殊看法，希望慢慢得到中国的谅解；同时，他承认靖国神社特别是其附属的游就馆内的历史叙述存在严重谬误，建议日本官员在参拜之际同时表明：游就馆和靖国神社揭示于其宣传物或导览手册中的历史观，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杉本信行还在书中还透露了中方羞于提及的一段历史事实，即“日本救了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欧美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一开始日本配合。但在不久后的巴黎统筹会会议上，当中国陷于四面楚歌之境，日本站在维护中国的立场上，海部俊树首相提倡经济协助，特别是重新开放日圆贷款方桉。“在中国遭受国际孤立时，日本是它最大的辩护者。”但后来中国忘恩负义，对日本毫无感恩之心。当然，杉本信行站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高级外交官的立场上，不可能对当时日方罔顾普世人权价值、与虎谋皮乃至养虎为患的举动有所反省和批判。但这个事实的揭露，对日后处理中日关係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无异于敲响了一记警钟。

台、日、美必须形成价值联盟

杉本信行是日本外交官中倾向明显的亲台派。在台湾任职的九十年代中期，他积极推动台日交流，与彭明敏等本土政治领袖成为好朋友，常常出席彭明敏基金会的活动，以至于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挖苦说：“交流协会好像只跟民进党人士见面啊。”杉本信行还充满同情心地处理了原台湾日本兵薪饷给付问题，并邀请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访问台湾、发表演讲、见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杉本信行也是为数甚少的既了解台湾又了解中国的日本外交官，对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严重分歧以及日本、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充满洞见。关于中国的立场，他分析说：“在共产党革命中，台湾的统一一直是未竟的民族大义与首要国事。若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共产党的统治权和正统性永远不能完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全民都必须实现这个理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灌输的观念。”而对于台湾的立场，他评论说：“台湾主张拥有自由推选统治者的权利，此一基本人权符合国际准则，将正面冲突中国的国家统一主张。”换言之，两岸分歧的核心，是中国大一统的天朝观念、以及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台湾深入人心的本土意识、以及住民自决的普世人权价值之间的南辕北辙。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卸任之后的杉本信行在与癌症病魔抗争的岁月裡，思想更加敏锐与彻底。他摆脱了国家公务员身份的制约，也不必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因为要顾及中国的感受而欲言又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坦坦荡荡地说出全部的心裡话。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他的建议是：“日本应与美国联手防止武力行动，否则美日安全保障体制就会瓦解。”帮助台湾不被中共武力侵犯，既攸关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法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国家安全上所扮演的角色，杉本信行比许多持功利主义立场的美国政客更为高瞻远瞩。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杉本信行指出，对于专制的大中国企图吞併民主的小台湾，美国必须发扬理想主义的价值外交：“我认为，美国会不惜站上火线阻止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负有使命，必须不断向世人展现尊重自由、民主与人权的立场。它不允许任何状况妨碍此原则，就算发动军事力量，也要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换言之，要美国对早已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台湾见死不救，等于要它放弃国家的宝贵理想一样。”有了美国这一坚强后盾，日本更不应该犹豫和退缩：“日本必须对中国坚持主张：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日本也绝对会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所以，中国不应该企图以武力统一台湾。”美、日、台联盟若牢固，则台湾就不畏惧中国的武力威胁。

梵蒂冈才是中国的救星？

中国是一块“咆哮的土地”，那些发出愤怒的咆哮和悽厉的呐喊的，是不满于中共暴政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九亿农民。而中国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等问题，并不是赶走共产党就能“一了百了”，这些问题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之中。杉本信行引用德国学者施里曼在清朝末年访问中国和日本之后所写的《当代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的细节：当时中国遍地垃圾、官僚贪婪，施里曼入境时不得不给海关官员贿赂；而日本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家，处处乾乾淨淨，公务员更是奉公守法，没有人接受他的贿赂。所以，杉本信行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且根深蔕固，不单单起因于中国共产党的体质”。

跟中国做邻居，日本没有选择。杉本信行告诫日本政府和民众说：“中国有时是个麻烦的国家，偏偏日本又不能搬家。所以，尽力使中国变得讨人喜欢，便是日本对中外交的重要方针。”他深知，中国体量太大，转弯困难，日本应当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要改变中国的体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是个重量级的存在，已经足以影响全世界，使得它的国内问题不再只是单纯的内政问题，若说中国问题即将演变成全球规模，恐怕也不为过。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身为中国的邻居，不能再是隔岸观火了。”

杉本信行是一位有思想家特质的外交官，他与一般只着眼于处理具体、实际问题的技术官僚不同，他从价值乃至宗教信仰层面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他认识到，单有政治制度的转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心、道德伦理的更新。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民主制度却未能在中国稳固下来，有宪政雏形的北京政府很快被国民党颠覆，然后威权的国民党又被极权的共产党所颠覆。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裡？杉本信行观察到宗教信仰的复兴，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迅勐发展。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指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特别是在言论自由的补强上，利用天主教本身的机制，我认为是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中国的腐败和渎职问题不只发生在大城市的角落，更在全国蔓延，任何人要想把这个现况正确地传达到外国，都必须仰赖中立、广泛且深入的讯息网；放眼世上，正在暗中蕴蓄这个力量的，惟有梵蒂冈。”他看到问题所在，但他开出的药方并不准确。因为梵蒂冈这个庞然大物本身就需要改革，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救星。即便梵蒂冈与中国实现建交，将使馆从台北转移到北京，亦未必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如同当年在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那么巨大的影响。中国并没有波兰那样深厚的天主教传统。

在我看来，中国人心转换的希望，不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僵化衰老的、作为“建制宗教”的天主教，而是慢慢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美国式的、充满活力的基督新教。对中国年轻世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不是梵蒂冈的天主教，而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从信徒人数上来看也是如此，中国的新教徒是天主教徒的五倍左右。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在欧美迸发出比啓蒙运动更加强劲的力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以及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都是清教徒的世界观和文明论所结出的果子。那么，类似的“信仰大爆炸”，及其它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有没有可能在当下的中国发生呢？当那一天到来之际，中国必定能从“咆哮的土地”变成一块安宁和平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