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看兩則讓人啼笑皆非的消息。一則是據《京華時報》的報道：食藥監總局在4月6日針對上海公安部門破獲的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案再發公告表示，國產奶粉品牌貝因美也捲入此次假冒奶粉案中。食藥監總局方面還表示，此前之所以公佈假冒奶粉符合國家標準的信息，主要是提醒消費者不要恐慌。二則是國家工商總局承認「商標註冊證因缺紙半年未發」。
針對第一則消息，新華時評道：因為「沒紙」，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7個多月未發出過一張商標註冊證，這一事件近日曝光後引發各界廣泛關注。相關部門回應並致歉，稱紙張供應已到位，正加班加點印製，積壓的商標證5月底前可全部發放。歸根到底，商標局缺的不是「紙」，是服務社會的責任心。
針對第一則消息，似乎與新華時評的觀點相反，食品藥監總局似乎缺的不是服務社會的心，而正是因為服務與社會，才公佈假奶粉案符合國家標準的假消息。其實，二者缺的不是服務社會的心，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想為社會服務。他們只有一個紅心，這個紅心就是維穩的紅心，只要不出事，管他洪水滔天。一個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一個不敢在陽光下運行的權力，一個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權力，哪裡會有服務於社會的心。如果有為社會服務的心，也只是因為維穩的需要，鞏固權力的需要，而不是真正服務於社會的需要。
真正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哪能是這個樣子。
解決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問題，那得需要解決權力的來源。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合法性。而選舉則是權力的來源，選舉才能解決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革命只能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但解決不了權力的正當性。經濟績效只能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但仍然不能解決權力的正當性。反腐敗如果加上法治及時跟進，治標與治本並重，才能部分地解決權力的正當性。
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必須以解決權力的正當性為基礎，沒有以權力的正當性為基礎，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更容易成為放空砲的重要場地。
不受制約的權力，是隨時把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的底線坐穿的。何況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本來就是說給上級主管看的，說給能決定他們的位置和前程的人看的。社會沒有監督和制約的實際權力，又不能決定他們的前程和命運，他們服務於社會，而不服務於上級領導，這是不符合政治邏輯和政治常識的。
這些年，群眾路線講的已經夠多了，可講歸講，做歸做。走群眾路線的結果就是讓群眾無路可走，各種各樣的血拆，各種各樣的維權打壓，各種各樣的花樣翻新的網絡管理，各種各樣的網絡禁言，各種各樣的讓群眾不便的招數，就是大學教授原來很方便用護照的出國，現在也為了所謂的管理，把護照上交了。教授又不是官員，按著官員的待遇去處理教授，教授真是好不容易榮幸了一次，只是榮幸的不是地方。深圳的禁摩，更是讓論層的民眾失去了基本生活的保障。
群眾路線變成官員路線，服務於社會變成服務於官員，為人民負責變成為官員負責，走下層路線變成走上層路線。雖然這樣做違背了官員的政治倫理，破壞了政治德性，失去了政治良知，但卻從來沒破壞政治運行的基本邏輯，也從來沒有破壞政治的基本常識。權力來於哪，就必須為哪服務。權力來源於上級，就必須為上級主管部門服務。
有時候，政治邏輯是不需要政治倫理的約束的。
薩托利在《民主新論》裡說得很清楚：「不管人民如何，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對人民的統治——這是一切專制政府，一切要為自己尋找理由的政權的標準。」他還說：「愛民僅僅是一種可能性。我們若是還算走運，愛民會送給我們一個仁慈的專制者」。如果我們不走運，愛民會給我們送來一個獨裁者，一個暴君，一個毛澤東式的極權主義人物。
當然，現在的中國，產生極權主義的可能性儘管有，也是極小。因為有全球化，有網絡。網絡時代，是壓倒極權主義的最後一棵稻草的時代。
目前中國的體制，有人稱之為新權威主義。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是1.0版，現在的新權威主義是2.0版。但無論哪版的新權威主義，都必須進行頂層設計並輔之於底層參與。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重心才會慢慢發生轉移，即由重心上移慢慢轉到重心下移。
沒有權力重心的轉移，服務於社會的現任心，只會成為空話。如果權力重心不下移，權力越大，責任越小，或者權力越大，越容易空轉。原來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權力空轉的基本標誌。權力的責任心，是建立在權力下移的結構基礎上的，個人能力再強，也是極其有限的。
要想權力不空轉，底層參與最重要。要想每一個公共權力都有服務於社會的責任心，開放媒體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