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非暴力并不是倡导起来的，因为中国的民间抵抗，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有了压迫反抗还是很少，这是普遍规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参加中共体制就没法政治参与，而且意味着成为罪犯，只有被明确地打击压迫排斥为异议人士时，才意味着抵抗，因为他们的身体身份例如经济来源曾隶属于体制，因此本能非理性的非暴力主张，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越多个人算计越多，血气勇气越少。其非暴力主张，就其本源和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就是恐惧的原因所致，各种辩护学说均是化妆，当其根本无效果时。底层也是倾向于非暴力忍耐，因为暴力抗争本来就是被迫的，而恐惧一样，而且底层压迫更重代价更惨，恐惧更厉害，但底层保留了血气勇气，忍无可忍时该出手就出手。

 

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着算计遏制自己该出手时的血气与勇气，忍无可忍时还再忍，而后者则忍无可忍时则出手。暴力与非暴力都出于抗争者与党国之间关系的必然性，都不是理性选择，都是没办法的事情，非暴力不美好，暴力的结果也不好确定。暴力与非暴力都不是知识分子教导倡导所致，因此，底层和社会运动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与知识分子启蒙无关，与党国压迫程度和抵抗者身份属性有关。可以说，中国底层抗争与知识分子抗争在广场汇聚之前，是两条格格不入不同河道水系的河流，一条长江一条黄河。

 

    首先，在中国大陆，乃至于全世界对中共的关系上，意识形态和立场上的征战已经无足轻重。把人心启蒙征战看得重要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裹挟以自重的猫腻，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神话的猫腻。看过电影《让子弹飞》的人都知道，再有勇气突破黄家大院之前，发枪和启蒙号召都是“空气”。黄家大院尽管内部空荡荡，或者早已破烂不堪，但是高墙之外的人们信息不对称，充满者恐惧，怎么说都不敢于冲进去，只要时机未到。在苏联一夜之间垮台之前，人们对出路是绝望的，对苏联的强大和“坚不可摧”有着坚定的信念。此时内部已垮的极权体制，对于意识形态征战的个体而言，就如同大海，多一条赞同的河流注入，还是等于没有，多一条反对的河流，也是等于没有。这是个黑洞时代，除了黑洞自己的塌缩自我毁灭。人们支持与反对都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信仰血气与勇敢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对中共体制施加的恐惧进行克服，对利益分赃的诱惑进行克服，才是关键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相反无助于抵抗，反而是一种模糊和暧昧。难道小金三和中亚北非独裁者的儿子不是西方教育出来的?身份和所处在的屁股才是决定脑袋的，那么变化变局不在于受教育，而在于身份和利益受损，例如被党国抛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海龟，还是土鳖，都最后要回到社会中处理自己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再多的知识塑造的身份和位置，都由党国塑造和规定。知识分子还是看清楚屁股决定脑袋，而不是脑袋决定脑袋这个事实比较好。暴力确是区分敌我的清晰关键，要么赞同要么不赞同，彻底分开来。

 

希望与绝望，在中国总体上由个体与中共体制的关系来决定，只要是党的人，或者曾经是党的人，注定会把希望放在党身上，即使最激烈的反对党。不是党的人，例如基督徒或者政治冷漠者，或者台湾人，一思考中国政治前途，就注定要从寄托希望于体制开始，由希望走绝望。这是共党统治中国尤其是改革完全窒息民国国体之存在的必然宿命，我几乎没找到一个例外的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如果说有义人，那就是那一些在大陆坚持民国国体的抗战或者民国老兵，从一开始到现在都知道自己是俘虏，从国体高度藐视共党变好和变坏的信号的人。

 

中共统治是对人世间政治救赎之绝对霸占，人类历史以来最高之巴别塔。凡是已有的抵抗方式，都能被洞悉攫取吸纳压制，除非它自己内部塌陷自我摧毁。没有在中共统治之外或者稀薄之处，发现行动，是没法找到新生的因子的。从维权到民国，凡是能被再次体制化的，都需要逃跑游牧到新的绿洲，就像从论坛跑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

 

   例如落入共党手中的香港就完蛋了，没有落入的台湾就是反击之所在根据地。太阳花运动就是绝地反击。

 

   我们为什么像宪兵或者督察一样，审查抗争同伴的立场，就在于希望与绝望的分配，促成往希望大的，出路宽的地方抗争，缩小令人绝望无用功的地方抗争规模。我们为什么像检察官一样，追究别人贩卖虚假希望。而且这个成为主要任务。

 

 

 

 维稳时代的例外性

 

 

 

 维稳的提出，就意味着要自由，就只能不稳定。维稳就要求民众牺牲自由来换取秩序，和面包，乃至纵欲。维稳重新调整和划定了人的自由和欲望的范围。这种影响甚至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中共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利维坦，在切割和划鸿沟，重新塑造人性。维稳我把它命名为一个时代:维稳时代。要政治自由，不可能在稳定的秩序获得，这是共党统治的宿命，在此幻觉注定会可耻的失败。革命才能自由的迫切性，比人类任何时候都迫切。

 

   在香港和大陆都是一样:在一个注定最难革命，连受迫害者都最大多数地反对革命赞同非暴力的时代，却史无前例地急迫需要革命才能自由。上帝将最为极端的两种处境叠加在一起，放在我们身上。

 

    香港主流社会至少一大半会谴责鱼蛋革命的，因为那是社会极底层的，“非香港”的，属于被香港市民阶层排斥的“外来人”。

 

   当香港大陆的小市民，以非暴力为共识，渴望在中共维稳的秩序里面的，生生挤出政治自由的牙膏。此时，只要是轻微暴力，都会被恐慌感放大为大规模流血暴力，大规模屠杀。因此任何试图用暴力打破维稳的，都会被当做恐怖分子。不仅反政权，而且还反主流社会。革命必成为“恐怖主义行动”，不是恐怖主义行动的，也会很容易被操作洗脑相信为“恐怖主义”，而且如此也造成革命行动必须是超限的恐怖主义，才能有什么价值重估的力量，伤到小市民的心脏，才提醒促成其想一想革命的正当性，至少一开始谴责然后逐渐被征服，赞同革命。不然革命的正当性，只能是小圈子的互相取暖互相安慰。革命的正当性，就会由暴力来催娩，由小圈子扩散出去。用鞭子打服小市民。就像孙中山在惠州起义之前，只能是个叛乱者，逆贼，必须有一连串的起义暗杀坚持不断，最后在惠州起义后转过来变为拯救者。革命的正当性树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暴力之鞭，而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暴力之鞭的一根毛攒不起来。

 

   政治反对的论述，就描述革命的必要性，何等苍白无力。还从改革革命范式出发。其背后的焦虑和张力处理不好，其话语就没有生命力。

 

   民间学者李配说，越自我批判，希望越大。民国当归立场，有着对革命立场的自我批判。首先回到革命立场背后的极深度焦虑，和一个在天堂一个下地狱的冰火两重天南辕北辙180度车裂的张力中。这里毫无疑问论断:强调革命的必要性和改良革命范式出发，是知识分子认同的最边缘（异议知识分子），极有可能与维稳纠缠不清，或者立场上坚决但行动上骑墙还会有隐约的虚假希望贩卖。当站在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之外的虚空里面，就会有例外情形产生，因此可以在在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之外发现行动，发现崭新的可能性。打个比喻说，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是一个火石，只有共党打击了，才有火花。而例外情形的，几乎都是火星，随时可以点燃燎原。谁会想到突尼斯一个小贩引发革命，香港旺角那种角落能引发鱼蛋革命。因为近二十余年对卡尔.施密特学说的研读，以及对民运的十余年反思，我深深相信，不是例外之处，就没法革命，就没法爆发希望。而维稳之厉害在于，消灭一切可能导致其灭亡的希望，这种强度只有例外才能打破。维稳可以让人回忆起八十年代刘青峰等“超稳固结构”的诊断。于已经被中共统治维稳的大陆和香港而言（香港警察已经等于大陆公安了），没被统治的台湾和没被统治的民国是一种例外。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诉求而言，底层民众的民生诉求引起的冲突是一种例外。远离常规，发现例外。总会有例外的要素，渗透进入或者隐藏在黑暗中，我们只有发现出来做大就行了。

 

 香港的占中雨伞革命都把自己纳入“六四”想象中，六四之后的无法革命之困境，每个人都心知肚明，香港独立建国和革命的论述，对此非常清楚。此时，要么把政治自由的渴望，投射在中共统治维稳秩序当中，把明珠投入黑洞，要么去主动拥抱例外，就像香港本土前线派在本次鱼蛋革命中所为。总之革命是个虚无的黑洞，而找共党要政治自由也是黑洞，只是小市民愿意明珠投暗，一次又一次赌博，不见自己的棺材不掉泪，见了六四的棺材还相信自己的可以。改良与革命都是虚无的黑洞，这是清楚的事实。而只有跳出改良与革命，拥抱各种例外情形，才有新生的可能性。

 

   中国抗争之世界历史例外论，剥夺之困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才能迫使自己不断突破，不断寻觅，不断寻找新的可能，发现行动，不会沉沦于已有的模式的信仰而被再次捕获或体制化。

 

    我有一个迷糊印象:只谈美好的目标，在中国，好像都是反人类的事。“民国当归”并不是大陆转型的路径，在于中国民主化的一切路径之外，而正是民国之存在，为世界历史之例外论提供佐证。中国民主转型之可能性，作为世界历史的例外，同样能防止来自官方释放的虚假希望。

 

    我越来越觉得，政治就是在分配希望与绝望，希望多了，就稳定了，绝望多了，就不稳定了。而不是交流辩论和知识。即使是启蒙交流辩论，或者以知识承担政治，也仅仅是为了出现一个知识阶层的集体身份来承担希望。

 

 

 

鱼蛋革命的例外性

 

 

 

   鱼蛋革命的鱼蛋摊子，无证小贩反向对应另外一种生存和发展形式，有证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区分对于市民阶层来说，没有切身的体会，对于无证的小贩来说，简直要痛恨现代性管制之不人道，要颠覆现代市民性生存秩序。于建嵘先生因为小的时候当过黑户，虽然今天地位名声显赫，但还是刺骨般于心。如果我在民国，我还可以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活得下去，随便搭个草屋，开垦两亩荒地，男耕女织。可是到了1949年，就不行了，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都在中共政权的管制中，核心的生活资料例如土地，必须经赐予。也就是说，相对于民国，49后的生存和发展是必须许可的，必须有证才能活着，很难有例外，七八年后好一点，但生存所需要的主要生存资源，还是需要许可才能拥有。从生存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我们需要无数的证件。那么国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证的，一类是无证的。有证生存的，就是被容忍的小市民；无证生存的，就是要被现代性管制所格式化排除排斥的鱼蛋小商贩。就像大陆之间的城乡区别和准内战，有证无证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断裂，这一条断裂带并且因为中共统治维稳而变为史无前例。有证的小市民抗争，注定要圣旨，注定依靠共党和共党的衍生物，例如中共颁布的法律，注定首先希望维稳中和平演变，注定主张非暴力，因为他的一辈子注定需要有证。而没证的人抗争，才是变数，才是例外。就像于建嵘即使后来领了无数证，但从来不会相信这一些证件，比较起其他公知，就有比较大的变数和例外。

 

   我模仿美国占领华尔街之后，转而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开展占房运动，呼吁当时的香港占中运动下一步应该把占房运动作为替代品和深入。占领运动中是有暴力的，但是把暴力的使用限定于对物，而不是针对人。这种限定我在阳台占房时有了清晰认识。财产权低于生命权，如果暴力革命需要文明化，那么可以把敌人的生命权交给司法审判解决，而将群众暴力严格限制在对物的革命。这是我在烟台占房运动文章中总结出来的。还有运动和革命的中暴力，除非经过政教合一的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放纵，总是被动保守，也就是在正当防卫的范畴之内，在正当防卫之内的暴力，以血易血以牙还牙，仅仅为了抵抗对方的侵害。至少在目前，或者不远的未来，为暴力的正当性行使设置高级法或者自然法理由，是必要的。在没法军事对抗暴力革命的时代里，为革命权辩护，要好于为暴力革命的文学渲染。

 

   领导“洪仲丘”事件上街的“1985”联盟，和这次鱼蛋革命中的“本土前线派”脸蒙黑布，均说自己是无名者，有着匿名，是自己的公共面目藏起来的“蒙面佐罗”。这种蒙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圣经》摩西在西奈山直面上帝，就把自己蒙上脸的奥秘。就像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v。籍籍无名的是来自草根本土，从大地涌出，从角落而出，带着黑暗力量的特征，冲到舞台上，害怕聚焦给自己和自己所致力于的突破方向带来伤害，同时又必须把自己所致力于的突破方向通过超越常规的例外性行动，带给闪光灯，告诉全世界自己才是对的突破方向。已经有名的，就嵌入专制政治所能容忍而存在的名利圈，其舞步受舞台的限制，而舞台取决于专制政治的容忍和利用。凡是登上名利舞台的，成为主流的，已经死去或者即将死去，不管如何标榜自己如何“内在的流亡”，而突破之例外者总在没有灯光照耀而黑暗隐晦的舞台之下，或者就在剧院之外。蒙面成为例外者登临舞台之必需性，这个很值得研究。

 

革命经常是神灵降临人群中间的时间，相比较日常性而言，也是立新法奠基的时刻。革命不仅仅是破坏旧秩序，还是建设新秩序。《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非常焦虑“上帝是否在我们中间”，动辄询问于摩西，甚至为此搞了“金牛犊”膜拜。摩西在西奈山面见上帝，脸上蒙上帕子，免得被上帝杀死，此时乃是上帝颁布十戒的时间。也就是说，摩西如果不蒙脸，有可能影响污染立新法奠基事业。《V字仇杀队》的V不蒙脸，也可能导致影响阻碍污染革命往建设新秩序方向的强化。V自己把自己杀死在革命的高潮里，就像上帝带领摩西登上高峰，让摩西看见“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然后死去埋葬在旷野里。在民间大陆香港抗争的新世代对老一代的冲突中间，新世代的，很容易引用“上帝让出埃及一代死光在旷野里”来怨恨之，很容易期待新陈代谢才有出路，不会被窒息。从民主运动本身内部的青年反对老人的现代性面相来说，民主运动的内部嬗变，很容易说成“革命精神担纲者”之“出埃及记”。

 

 

 

香港回归于民国

 

   他们香港人害怕共党追究他们与民国纠缠不清。在香港打民国国旗，勇气要比那个上街暴动的要大。他们在共党的基本法范围内胆子很大，跳出害怕死掉。例如独立，或者香港回归于民国。与六四差不多。学生们闹老爹，肆无忌惮。没有像六四那样，吃掉儿女，是不会转。小市民的政治属性，是党国塑造的，自己没有主体性。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中国民主化”就是怨恨，对共党的怨恨和对底层的怨恨，身份上升的渴望。

 

    驾驭中国民主化议题设置的，并不是怎么办，怎么达到目标，而是怨恨共党“为啥不给我”，怨恨底层“为啥不站在我这一边”。就是为了获得小市民身份，即使说成公民权或者公民，但本质上要成为共党之下的城市市民。大陆的中国民主化运动边界和临界点是新公民运动以及延续，尽管规模小的可怜。香港的，是占中。

 

    举了例子，上次《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访问占中之领导者，问说有没有下一步安排。该人回答说我们提了中央会解决。储百亮回来北京后和我说起这个，我评论说香港民主运动领导者也不是大陆访民水平吗。一言以蔽之，怨恨。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那么小市民以及成为小市民的冲动，就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完全顺着这股冲动，只会体现为对旧秩序的怨恨（包括统治者和底层）。必须利用同时驾驭，才能实现宪政目标。对此，怎么驾驭会出现分野。毫无疑问，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民国国体未完成和发挥作用，政体不能对底层升为小市民的冲动进行有效调整。因此，该问题留在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官僚集体的手术，是一脉相承的。一旦把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切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毛泽东的反对小市民政治精神，以政教合一的政治崇拜和组织来实现，归根揭底这还是小市民精神的超越和最高境界，小市民精神的总结以及在更高层面展开。因此不管毛泽东如何挣扎超越，最后还是落实于小市民，就是从政治精神落回到世俗欲望。我在毛泽东克服小市民精神的另外一岸，在民国国体在大陆的兴衰与复兴，也就是民国当归运动中，来重新审查毛泽东的错误实验，来追问美国式宪政国体和政体是如何克服的。这写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暴力与非暴力并不是倡导起来的，因为中国的民间抵抗，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有了压迫反抗还是很少，这是普遍规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参加中共体制就没法政治参与，而且意味着成为罪犯，只有被明确地打击压迫排斥为异议人士时，才意味着抵抗，因为他们的身体身份例如经济来源曾隶属于体制，因此本能非理性的非暴力主张，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越多个人算计越多，血气勇气越少。其非暴力主张，就其本源和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就是恐惧的原因所致，各种辩护学说均是化妆，当其根本无效果时。底层也是倾向于非暴力忍耐，因为暴力抗争本来就是被迫的，而恐惧一样，而且底层压迫更重代价更惨，恐惧更厉害，但底层保留了血气勇气，忍无可忍时该出手就出手。

 

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着算计遏制自己该出手时的血气与勇气，忍无可忍时还再忍，而后者则忍无可忍时则出手。暴力与非暴力都出于抗争者与党国之间关系的必然性，都不是理性选择，都是没办法的事情，非暴力不美好，暴力的结果也不好确定。暴力与非暴力都不是知识分子教导倡导所致，因此，底层和社会运动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与知识分子启蒙无关，与党国压迫程度和抵抗者身份属性有关。可以说，中国底层抗争与知识分子抗争在广场汇聚之前，是两条格格不入不同河道水系的河流，一条长江一条黄河。

 

    首先，在中国大陆，乃至于全世界对中共的关系上，意识形态和立场上的征战已经无足轻重。把人心启蒙征战看得重要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裹挟以自重的猫腻，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神话的猫腻。看过电影《让子弹飞》的人都知道，再有勇气突破黄家大院之前，发枪和启蒙号召都是“空气”。黄家大院尽管内部空荡荡，或者早已破烂不堪，但是高墙之外的人们信息不对称，充满者恐惧，怎么说都不敢于冲进去，只要时机未到。在苏联一夜之间垮台之前，人们对出路是绝望的，对苏联的强大和“坚不可摧”有着坚定的信念。此时内部已垮的极权体制，对于意识形态征战的个体而言，就如同大海，多一条赞同的河流注入，还是等于没有，多一条反对的河流，也是等于没有。这是个黑洞时代，除了黑洞自己的塌缩自我毁灭。人们支持与反对都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信仰血气与勇敢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对中共体制施加的恐惧进行克服，对利益分赃的诱惑进行克服，才是关键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相反无助于抵抗，反而是一种模糊和暧昧。难道小金三和中亚北非独裁者的儿子不是西方教育出来的?身份和所处在的屁股才是决定脑袋的，那么变化变局不在于受教育，而在于身份和利益受损，例如被党国抛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海龟，还是土鳖，都最后要回到社会中处理自己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再多的知识塑造的身份和位置，都由党国塑造和规定。知识分子还是看清楚屁股决定脑袋，而不是脑袋决定脑袋这个事实比较好。暴力确是区分敌我的清晰关键，要么赞同要么不赞同，彻底分开来。

 

希望与绝望，在中国总体上由个体与中共体制的关系来决定，只要是党的人，或者曾经是党的人，注定会把希望放在党身上，即使最激烈的反对党。不是党的人，例如基督徒或者政治冷漠者，或者台湾人，一思考中国政治前途，就注定要从寄托希望于体制开始，由希望走绝望。这是共党统治中国尤其是改革完全窒息民国国体之存在的必然宿命，我几乎没找到一个例外的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如果说有义人，那就是那一些在大陆坚持民国国体的抗战或者民国老兵，从一开始到现在都知道自己是俘虏，从国体高度藐视共党变好和变坏的信号的人。

 

中共统治是对人世间政治救赎之绝对霸占，人类历史以来最高之巴别塔。凡是已有的抵抗方式，都能被洞悉攫取吸纳压制，除非它自己内部塌陷自我摧毁。没有在中共统治之外或者稀薄之处，发现行动，是没法找到新生的因子的。从维权到民国，凡是能被再次体制化的，都需要逃跑游牧到新的绿洲，就像从论坛跑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

 

   例如落入共党手中的香港就完蛋了，没有落入的台湾就是反击之所在根据地。太阳花运动就是绝地反击。

 

   我们为什么像宪兵或者督察一样，审查抗争同伴的立场，就在于希望与绝望的分配，促成往希望大的，出路宽的地方抗争，缩小令人绝望无用功的地方抗争规模。我们为什么像检察官一样，追究别人贩卖虚假希望。而且这个成为主要任务。

 

 

 

 维稳时代的例外性

 

 

 

 维稳的提出，就意味着要自由，就只能不稳定。维稳就要求民众牺牲自由来换取秩序，和面包，乃至纵欲。维稳重新调整和划定了人的自由和欲望的范围。这种影响甚至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中共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利维坦，在切割和划鸿沟，重新塑造人性。维稳我把它命名为一个时代:维稳时代。要政治自由，不可能在稳定的秩序获得，这是共党统治的宿命，在此幻觉注定会可耻的失败。革命才能自由的迫切性，比人类任何时候都迫切。

 

   在香港和大陆都是一样:在一个注定最难革命，连受迫害者都最大多数地反对革命赞同非暴力的时代，却史无前例地急迫需要革命才能自由。上帝将最为极端的两种处境叠加在一起，放在我们身上。

 

    香港主流社会至少一大半会谴责鱼蛋革命的，因为那是社会极底层的，“非香港”的，属于被香港市民阶层排斥的“外来人”。

 

   当香港大陆的小市民，以非暴力为共识，渴望在中共维稳的秩序里面的，生生挤出政治自由的牙膏。此时，只要是轻微暴力，都会被恐慌感放大为大规模流血暴力，大规模屠杀。因此任何试图用暴力打破维稳的，都会被当做恐怖分子。不仅反政权，而且还反主流社会。革命必成为“恐怖主义行动”，不是恐怖主义行动的，也会很容易被操作洗脑相信为“恐怖主义”，而且如此也造成革命行动必须是超限的恐怖主义，才能有什么价值重估的力量，伤到小市民的心脏，才提醒促成其想一想革命的正当性，至少一开始谴责然后逐渐被征服，赞同革命。不然革命的正当性，只能是小圈子的互相取暖互相安慰。革命的正当性，就会由暴力来催娩，由小圈子扩散出去。用鞭子打服小市民。就像孙中山在惠州起义之前，只能是个叛乱者，逆贼，必须有一连串的起义暗杀坚持不断，最后在惠州起义后转过来变为拯救者。革命的正当性树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暴力之鞭，而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暴力之鞭的一根毛攒不起来。

 

   政治反对的论述，就描述革命的必要性，何等苍白无力。还从改革革命范式出发。其背后的焦虑和张力处理不好，其话语就没有生命力。

 

   民间学者李配说，越自我批判，希望越大。民国当归立场，有着对革命立场的自我批判。首先回到革命立场背后的极深度焦虑，和一个在天堂一个下地狱的冰火两重天南辕北辙180度车裂的张力中。这里毫无疑问论断:强调革命的必要性和改良革命范式出发，是知识分子认同的最边缘（异议知识分子），极有可能与维稳纠缠不清，或者立场上坚决但行动上骑墙还会有隐约的虚假希望贩卖。当站在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之外的虚空里面，就会有例外情形产生，因此可以在在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之外发现行动，发现崭新的可能性。打个比喻说，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是一个火石，只有共党打击了，才有火花。而例外情形的，几乎都是火星，随时可以点燃燎原。谁会想到突尼斯一个小贩引发革命，香港旺角那种角落能引发鱼蛋革命。因为近二十余年对卡尔.施密特学说的研读，以及对民运的十余年反思，我深深相信，不是例外之处，就没法革命，就没法爆发希望。而维稳之厉害在于，消灭一切可能导致其灭亡的希望，这种强度只有例外才能打破。维稳可以让人回忆起八十年代刘青峰等“超稳固结构”的诊断。于已经被中共统治维稳的大陆和香港而言（香港警察已经等于大陆公安了），没被统治的台湾和没被统治的民国是一种例外。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诉求而言，底层民众的民生诉求引起的冲突是一种例外。远离常规，发现例外。总会有例外的要素，渗透进入或者隐藏在黑暗中，我们只有发现出来做大就行了。

 

 香港的占中雨伞革命都把自己纳入“六四”想象中，六四之后的无法革命之困境，每个人都心知肚明，香港独立建国和革命的论述，对此非常清楚。此时，要么把政治自由的渴望，投射在中共统治维稳秩序当中，把明珠投入黑洞，要么去主动拥抱例外，就像香港本土前线派在本次鱼蛋革命中所为。总之革命是个虚无的黑洞，而找共党要政治自由也是黑洞，只是小市民愿意明珠投暗，一次又一次赌博，不见自己的棺材不掉泪，见了六四的棺材还相信自己的可以。改良与革命都是虚无的黑洞，这是清楚的事实。而只有跳出改良与革命，拥抱各种例外情形，才有新生的可能性。

 

   中国抗争之世界历史例外论，剥夺之困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才能迫使自己不断突破，不断寻觅，不断寻找新的可能，发现行动，不会沉沦于已有的模式的信仰而被再次捕获或体制化。

 

    我有一个迷糊印象:只谈美好的目标，在中国，好像都是反人类的事。“民国当归”并不是大陆转型的路径，在于中国民主化的一切路径之外，而正是民国之存在，为世界历史之例外论提供佐证。中国民主转型之可能性，作为世界历史的例外，同样能防止来自官方释放的虚假希望。

 

    我越来越觉得，政治就是在分配希望与绝望，希望多了，就稳定了，绝望多了，就不稳定了。而不是交流辩论和知识。即使是启蒙交流辩论，或者以知识承担政治，也仅仅是为了出现一个知识阶层的集体身份来承担希望。

 

 

 

鱼蛋革命的例外性

 

 

 

   鱼蛋革命的鱼蛋摊子，无证小贩反向对应另外一种生存和发展形式，有证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区分对于市民阶层来说，没有切身的体会，对于无证的小贩来说，简直要痛恨现代性管制之不人道，要颠覆现代市民性生存秩序。于建嵘先生因为小的时候当过黑户，虽然今天地位名声显赫，但还是刺骨般于心。如果我在民国，我还可以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活得下去，随便搭个草屋，开垦两亩荒地，男耕女织。可是到了1949年，就不行了，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都在中共政权的管制中，核心的生活资料例如土地，必须经赐予。也就是说，相对于民国，49后的生存和发展是必须许可的，必须有证才能活着，很难有例外，七八年后好一点，但生存所需要的主要生存资源，还是需要许可才能拥有。从生存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我们需要无数的证件。那么国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证的，一类是无证的。有证生存的，就是被容忍的小市民；无证生存的，就是要被现代性管制所格式化排除排斥的鱼蛋小商贩。就像大陆之间的城乡区别和准内战，有证无证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断裂，这一条断裂带并且因为中共统治维稳而变为史无前例。有证的小市民抗争，注定要圣旨，注定依靠共党和共党的衍生物，例如中共颁布的法律，注定首先希望维稳中和平演变，注定主张非暴力，因为他的一辈子注定需要有证。而没证的人抗争，才是变数，才是例外。就像于建嵘即使后来领了无数证，但从来不会相信这一些证件，比较起其他公知，就有比较大的变数和例外。

 

   我模仿美国占领华尔街之后，转而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开展占房运动，呼吁当时的香港占中运动下一步应该把占房运动作为替代品和深入。占领运动中是有暴力的，但是把暴力的使用限定于对物，而不是针对人。这种限定我在阳台占房时有了清晰认识。财产权低于生命权，如果暴力革命需要文明化，那么可以把敌人的生命权交给司法审判解决，而将群众暴力严格限制在对物的革命。这是我在烟台占房运动文章中总结出来的。还有运动和革命的中暴力，除非经过政教合一的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放纵，总是被动保守，也就是在正当防卫的范畴之内，在正当防卫之内的暴力，以血易血以牙还牙，仅仅为了抵抗对方的侵害。至少在目前，或者不远的未来，为暴力的正当性行使设置高级法或者自然法理由，是必要的。在没法军事对抗暴力革命的时代里，为革命权辩护，要好于为暴力革命的文学渲染。

 

   领导“洪仲丘”事件上街的“1985”联盟，和这次鱼蛋革命中的“本土前线派”脸蒙黑布，均说自己是无名者，有着匿名，是自己的公共面目藏起来的“蒙面佐罗”。这种蒙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圣经》摩西在西奈山直面上帝，就把自己蒙上脸的奥秘。就像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v。籍籍无名的是来自草根本土，从大地涌出，从角落而出，带着黑暗力量的特征，冲到舞台上，害怕聚焦给自己和自己所致力于的突破方向带来伤害，同时又必须把自己所致力于的突破方向通过超越常规的例外性行动，带给闪光灯，告诉全世界自己才是对的突破方向。已经有名的，就嵌入专制政治所能容忍而存在的名利圈，其舞步受舞台的限制，而舞台取决于专制政治的容忍和利用。凡是登上名利舞台的，成为主流的，已经死去或者即将死去，不管如何标榜自己如何“内在的流亡”，而突破之例外者总在没有灯光照耀而黑暗隐晦的舞台之下，或者就在剧院之外。蒙面成为例外者登临舞台之必需性，这个很值得研究。

 

革命经常是神灵降临人群中间的时间，相比较日常性而言，也是立新法奠基的时刻。革命不仅仅是破坏旧秩序，还是建设新秩序。《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非常焦虑“上帝是否在我们中间”，动辄询问于摩西，甚至为此搞了“金牛犊”膜拜。摩西在西奈山面见上帝，脸上蒙上帕子，免得被上帝杀死，此时乃是上帝颁布十戒的时间。也就是说，摩西如果不蒙脸，有可能影响污染立新法奠基事业。《V字仇杀队》的V不蒙脸，也可能导致影响阻碍污染革命往建设新秩序方向的强化。V自己把自己杀死在革命的高潮里，就像上帝带领摩西登上高峰，让摩西看见“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然后死去埋葬在旷野里。在民间大陆香港抗争的新世代对老一代的冲突中间，新世代的，很容易引用“上帝让出埃及一代死光在旷野里”来怨恨之，很容易期待新陈代谢才有出路，不会被窒息。从民主运动本身内部的青年反对老人的现代性面相来说，民主运动的内部嬗变，很容易说成“革命精神担纲者”之“出埃及记”。

 

 

 

香港回归于民国

 

   他们香港人害怕共党追究他们与民国纠缠不清。在香港打民国国旗，勇气要比那个上街暴动的要大。他们在共党的基本法范围内胆子很大，跳出害怕死掉。例如独立，或者香港回归于民国。与六四差不多。学生们闹老爹，肆无忌惮。没有像六四那样，吃掉儿女，是不会转。小市民的政治属性，是党国塑造的，自己没有主体性。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中国民主化”就是怨恨，对共党的怨恨和对底层的怨恨，身份上升的渴望。

 

    驾驭中国民主化议题设置的，并不是怎么办，怎么达到目标，而是怨恨共党“为啥不给我”，怨恨底层“为啥不站在我这一边”。就是为了获得小市民身份，即使说成公民权或者公民，但本质上要成为共党之下的城市市民。大陆的中国民主化运动边界和临界点是新公民运动以及延续，尽管规模小的可怜。香港的，是占中。

 

    举了例子，上次《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访问占中之领导者，问说有没有下一步安排。该人回答说我们提了中央会解决。储百亮回来北京后和我说起这个，我评论说香港民主运动领导者也不是大陆访民水平吗。一言以蔽之，怨恨。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那么小市民以及成为小市民的冲动，就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完全顺着这股冲动，只会体现为对旧秩序的怨恨（包括统治者和底层）。必须利用同时驾驭，才能实现宪政目标。对此，怎么驾驭会出现分野。毫无疑问，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民国国体未完成和发挥作用，政体不能对底层升为小市民的冲动进行有效调整。因此，该问题留在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官僚集体的手术，是一脉相承的。一旦把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切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毛泽东的反对小市民政治精神，以政教合一的政治崇拜和组织来实现，归根揭底这还是小市民精神的超越和最高境界，小市民精神的总结以及在更高层面展开。因此不管毛泽东如何挣扎超越，最后还是落实于小市民，就是从政治精神落回到世俗欲望。我在毛泽东克服小市民精神的另外一岸，在民国国体在大陆的兴衰与复兴，也就是民国当归运动中，来重新审查毛泽东的错误实验，来追问美国式宪政国体和政体是如何克服的。这写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