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50周年，“5-16通知”被公认为文革之始。当此际，海内外中文媒体密集地发布了很多文章，文章呈现两极化，国内主要是左派表达怀念之思；海外中文媒体上则多批判之言，除此而外，将刚冒头的习近平个人崇拜、政治迫害解释成回归文革的征兆。
文革究竟会不会回归中国？这得先弄清楚文革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多年，认为文革是中国人在最高皇权的号召下，对现存秩序的一次暴力颠覆。中国文化中，对“力”的崇拜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对“力”的崇拜呈两极表现，一是对权力的崇拜，极致是对皇权的高度崇拜；二是对暴力的崇拜，中国江湖文化始终存在，比如对水浒英雄、游侠文化与黑道文化的崇拜。如果要对文革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文革是权力与民间暴力在中国千载难逢的一次大结合。
弄清文革的性质，以及它发生时的社会条件，我们就会明白文革要重回中国，要点在于权力与民间暴力会不会结合，即权力是不是放纵民间暴力肆虐。
一、个人崇拜只是权力崇拜的一种形式
现在很多人批评习近平集权、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是想建立独裁政治，并将这点与中国回归文革联系起来。
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那是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的独裁政治本质；习近平并非想恢复独裁，因为他接手的政权就是独裁政体，他只是想将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观诸世界近现代史，独裁政治中的个人独裁与宗教独裁，比较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现象，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专利，而是专制极权政治的共性。从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那一天开始，中国的政治迫害就从未停止过，区别只在于有时进入宽松期，有时进入严控期。在各种运动期间，政治迫害集中，规模大，受迫害的人数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间因领袖意愿多变，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这一波政治运动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就可能成为被迫害者。怀念文革的人，多数属于文革的最终受益者。
二、中国传统江湖文化的暴力崇拜与皇帝情结
历史上，每个民族从蒙昧时期开始，都经历过对原始暴力的崇拜，文明成熟后会演化为对皇（王）权的崇拜，以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力替代物的侠义道的崇拜。法国有佐罗传说、美国有西部故事、中国有游侠文化。当文明进入现代法治之后，这种侠义暴力的传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才会淡化。
中国的游侠文化是游民社会的产物。中国的游侠文化始于战国时期，到两汉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两汉时期游侠文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以上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游侠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内容逐渐丰富，最后定格于《水浒传》中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在王朝末期，又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
但是，即使是要推翻王朝的农民起义，也常常要借助其他类型的权力给予支持与合法性，一是神道力量，二是拥戴皇族后裔加强号召力，比如西汉末期绿林赤眉起义时，就推出有皇族血统的放牛娃刘盆子为首领。皇权与江湖权力从来就没有错位， 造反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坐上龙椅当皇上，但皇帝从来没想去降格当江湖领袖，最多只是想收伏江湖为自己所用。造反者在破坏旧世界时将暴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出现唐末诗歌中“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这种情形；夺了龙椅之后，立刻出现“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这种翻身喜庆现象。
朝廷权力与江湖社会并存，这种现象在清中叶以来非常突出，因为自乾隆以来人口剧增，游民日多，依傍江湖组织成了游民谋生手段。当时有句话，“朝廷小，江湖大”，意指江湖会社是朝廷权力的盲点。但江湖一般情况下不会与朝廷直接对抗，对抗者如白莲教、天地会就会遭到朝廷镇压，而漕帮则与朝廷合作甚好。至于朝廷与江湖合作，只有清末慈禧太后忽发奇想，要利用义和团驱洋。结果惹来大祸。但慈禧太后也没想动员民间暴力推翻爱新觉罗皇朝，只有毛泽东的文革才是皇帝动员民间力量“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尽管这个“旧世界”本来由他亲手缔造。
三、文革发生的契机之一：毛泽东收回权力的需要
文革是权力高端即皇权与民间暴力在中国千载难逢的一次大结合。那么，文革之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文革发生的契机之所以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一般公认，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及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导致中国出现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伤害，在党内威望严重受损，不得不退居二线。1962年夏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深深得罪了毛泽东。此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经过几年整顿，刘少奇将中国收拾得有点气象，威望上升，一度出现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深感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因而要通过“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方式来打乱当时的政治格局，重新收权。他是发动群众运动的老手，因此想到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发动群众。
四、文革发生的契机之二：底层翻身的需要
中共建政后，工人农民翻身获得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但经济地位仍然低下、文化教养并没有得到提升与改善，他们渴望真正“翻身”。
1、“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翻身需求
文革当中，红卫兵与造反派经常宣示：“要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只是句中“世界”这个词有时会被换成“历史”二字。这句话是中共土改时的宣传用语，意思是“解放前”即中共1949年建政前的社会格局是颠倒的，是地主这种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当家的世界，工人农民饱受压迫，如今要在中共领导下革命，要翻身做主人。在共产革命口号的鼓动及中共枪杆子的保护下，全中国用土改及随后而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化私为公，乡村精英阶层即地主、富农家的土地、浮财、年轻女人全分给贫下中农，不少地主则被枪毙了，农村基层政权由没有文化的共产党干部与农民共同掌管。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虽然在阶层序列“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上排在第二位，优于革命干部，但由于人民公社化，经济上一直非常贫穷。
城市的情况复杂一些，中共的主要依靠对象工农干部们管理运作不了城市那复杂的经济系统，因此，在有近现代工商业的大中城市中，那些政治上已经被打倒、归于另册的“旧社会”精英有不少被留用，比如医院、大学、中学教师，工厂企业商业系统的管理，都需要专业知识。加之50年代进入大学的人还有不少是所谓剥削阶级子弟，因为他们在教育传承上有优势。文化戏剧界也是专业领域，旧精英依然占领着舞台。
这种情况时时让城市里的工人、贫民感到压抑。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他们的翻身愿望被中共鼓动起来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尤其是工人，是“新社会”的正宗主人翁，但最后却只能继续从事工人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作为政工干部提拔到工厂管理层，大多数主人公仍然是挂着领导阶级名号的体力工作者。家庭经济收入也远不如那些政治贱民，比如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各种出身不好的文教卫科技工作阶层。这种实际生活中的低下感，与被中共在50年代初期土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鼓动起来的翻身感形成剧烈反差。
这种社会情绪如果未经过中共刻意培养，应该不会发展成文革时那种暴力喷发式状态。至少，在1964年中共大规模开展阶级斗争教育之前，我的邻里街坊都平静相处，无论是干部、医生、教师、工人，大家都守望相助，互相给予方便。谁家孩子生病，家长不在时，邻里立刻背上就跑，赶紧送到医院。家中无人时，连门都不用锁，自有邻里照看。
2、中共的阶级教育培养社会仇恨
到1964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人、城市贫民、贫下中农的政治优越感被调动起来了，表达阶级仇恨成为一种政治时髦。
以本人经历为例：我入学早，1964年已经是三年级学生，一直是三好、五好学生、班干部，参加作文比赛，无论在市里、省里，每次都能拿奖。但1964年以后，这些荣誉全都被剥夺了，还被一些出身好的差学生骂为“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只是我运气好，一是这些学生的家长受惠于我父亲医术，发现他们这类行为后施以惩罚，不许他们再骂；二是两位出身革干家庭、经常与我一起外出参加校外比赛的男同学看到这些差生欺负我，痛揍过他们两次，因此这些差生没敢再对我进行持续的辱骂。
但整个社会的翻身欲望却被调动起来，翻身自然没有可能，但用践踏政治贱民来彰显自身高人一等却有可能，这种仇恨情绪还被官方定义为政治正确的阶级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