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
    
    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教授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泽宗先生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
    
    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教授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泽宗先生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