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1989年，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北京抗议（来自美联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1989年六四运动之前，中共极权统治下是没有民间力量存在的空间也没有民间力量实际存在的。中国真正的民间反对力量是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八九六四学运，一批遭受现政权严酷打压的六四运动参与者开始从事政治反对运动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八九六四之后，那些不认同中共统治，且参与六四民主运动的八九一代人，真切认识到自己并非什么时代骄子，而是中共枪口对准且随时准备消灭的敌人，他们的觉醒导致中国民间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起来，政治反对的目标也由模糊到清晰，到现在，已逐渐汇聚成一股引领中国历史转型的良性力量。
英国《金融时报》的撰稿人詹姆斯•金奇在一篇题为《西方错为1989示威者定性》的文章中认为，西方媒体为学生运动定调为争取民主，但是当时在广场上的学生对西方式民主的认识非常有限。学生们是对社会主义理想被出卖的愤怒多于渴求新的政治制度。金奇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反腐败、反裙带关系、反通胀、反公安暴力、反官僚、反特权、反监控媒体、反违反人权、反学生宿舍拥挤、反压制民主诉求等等，光说他们"要求民主"是过分简单化了。
笔者认为，金奇先生对六四运动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即使时间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封闭锁国，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力禁锢，极权主义意识毫无疑问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不仅仅是学生，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式民主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记得当年读大学时，虽然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氛围相对与现在要自由的多，但对于年轻的学生而言，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仍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虽然当时大学内的青年，全在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读不同类型的书，有关不同社会的知识，以及有关新概念的讲授，充斥了大学校园报告版的每个角落，学生们传阅不同的书，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尤其受欢迎的，是各种关于主义的辩论，诸如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大学里没有系统的介绍西方民主法治内容的专门课程，因此，青年学生脑袋里面接受的西方思想大都是零碎的甚至于断章取义的。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明朗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意识到中共政权有问题，但不知问题之所在，他们对中国的将来感到不安，但又找不到改变这一切的办法和路径。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未能得到全面改善的原因，归之于官僚投机倒把以及社会一些负面因素所构成的障碍。总之，那个时代的主流情绪是对社会主义理想被出卖的愤怒多于渴求新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而言既缺乏对中共极权统治本质的清醒认识，又缺乏改变这一体制的动力，更缺乏改变这种体制的路径准备。我们从1989年六四运动反官倒、反腐败这一标志性的口号中也能看到，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对中共提出的无非是改良体制的要求，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感受到中共官僚体制之所以如此腐败，是因由极权主义的文化和精神而引起。他们在知识领域，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问题上与文革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感到有变化的必要。他们可能某些时候对某些东西不满，例如不满毛泽东、不满文化大革命等，但是对中共极权体制总体的文化和制度却没有自己的思索，更不要说对它进行彻底的解构。1999年末李慎之先生发表于南方周末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文，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国体制内改良派要求中共顺应时代潮流，自上而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响亮的呼声，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深刻地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重要契机，也是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
李慎之先生说：“六四”已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去两年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二十年来老有人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如果是最高领导人主动推进改革，历史历来都是肯定的。李慎之所提的民主，应该是40多年前他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时所说的内容：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得到的有关消息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时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看法，因为他们负责编写“参考资料”。两人大谈苏东问题，李慎之更进一步提出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共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他的这段话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李慎之：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李慎之这篇浸透了自己50年人生经验教训的肺腑之言据称是对中共最诚心的忠告，他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政治立场也为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但他的这一忠告能被中共当权者所采纳吗？至少到目前为止，答案是否定的。
而在李文发表前一年的1998年，中国民间反对派掀起了一波组党运动，组党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民主党的成立。1998年6月25日，八九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的王有才与其他两名中国民主党成员来到中共民政部门要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从此掀开98组党运动的高潮。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对当时中国民运圈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八九六四之后，从中共无情镇压学生运动中彻底醒悟过来的八九一代逐渐走上了政治反对之路。他们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政治反对当然需要政党来领导，所以成立反对中共体制的政党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1991年，胡石根等人在北京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以抗议中共镇压八九六四学运为政治宣传的主要内容，虽然胡石根遭受中共二十年的重刑，但也开启了民间反对派的组党热潮，直到2000年，中国民主党遭到中共严酷打压，中国民主党参与者被判刑期加起来超过一千年之后，持续了差不多十年的组党运动才逐渐冷却下来。
组党运动虽然有别于八九六四学生自发的民主运动，但其政治主张却也比较模糊有时甚至紊乱，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认识较八九六四之前的知识分子虽更为深刻，但却找不到改变中国现状的正确路径。我们从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章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其序言说明了中国民主党成立的目的：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的残余还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长期的正义斗争；鉴于公民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协商成立中国民主党。而在其后的宣言、总纲、组织等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共文化范围和思想方法范围内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能够摆脱70多年前中共建党时的模式。虽然中国民主党的章程为一人所写，且只是草案，但是客观地说，它是当时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认知水平的真实体现，从某种角度来说，还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笔者曾认识几位当年组党运动的参与者，且分别是几个政党组织的创立者，他们有的毫不讳言自己的政党用暴力推翻中共统治的目的是由自己来执政，而有的则仅仅是为了敢为天下先。
从1986年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西方式民主政治并要求中共进行体制改良以来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中共一直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为由拒绝任何的改良尝试。美国著名汉学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麦克法夸尔认为，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中国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什么是性命攸关的危机？在中共领导人的意识里，民间反对力量根本不足以与他们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不间断地而且毫不犹豫地对组党运动长期的严酷打压证明了这一看法的现实性，而且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自己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良的可能性。
对中共极权统治本质最为清晰的认识来自于2003年民间维权运动开展以后。在前苏联鼎盛时期，南斯拉夫异见人士米洛凡•吉拉斯曾把共产党的领导层称为"新阶级"，他认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对财富的拥有，而是基于对财富的控制，所有的国家财富尽由他们掌控。但是这一论断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中国的"新阶级"不仅早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财富，而且在六四运动之后他们还不断地把由他们控制的国家财富转变成为自己的财富，他们对此拥有了绝对所有权，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受教育，让自己的资产全球化，根据一项官方估算，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有几千亿美元资产非法转移海外。中共的当权者已经认识到，"新阶级"的身份导致自己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因此，他们把所有妨碍自己掠夺财富的人都视为敌人并加以打击。
零八宪章正是基于20多年来中国体制内外要求政治体制改良呼声遭到中共拒绝，中国民间力量持续十年组党运动路径选择失败的严峻现实而提出的。她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最大障碍，任何人包括中共权贵集团中的成员甚至于身居高位者都有可能成为这一体制的牺牲品。而要结束这种恶劣的极权体制，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宪政革命，以普世价值和现代文明为基准重建国家的政治体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每一个中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得以实现。因此，零八宪章运动其实是向每位中国公民发出的一份邀请，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入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
随着中国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共内部权力倾轧的不断加剧，中共极权体制对国人权利和利益侵害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遭受到这一体制的威胁和伤害，因此零八宪章运动高潮来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进行宪政革命的前提条件也日臻成熟，国人对2016年发生的几起公共事件的强烈反应就足以证明这一论断的客观性。2016年2月19日，中国传统的春节刚过不久，中国新年刚刚开始之时，华东师大政治系青年教师江绪林自缢身亡，他在遗嘱最后一条中写道：我恐惧。江绪林的死很快在互联网中传开，且引起极大的反响，体制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就江绪林之死发声，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与江绪林一样：恐惧。他的同事在朋友圈写道：绪林熬过了世纪寒潮，等来了春天，却在这个最寒冷的春天决然离我们而去，希望他信仰的主在天国给他温暖和爱，这种因温暖与爱的缺失导致的恐惧很快在西安电子科大学生魏则西身上得到印证。而最刺激国人神经，特别是体制内知识精英神经的事件是今年5月7日雷洋被警察打死一案。雷洋是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的硕士毕业生，就职于中国环境经济协会，是标准的体制内人士，而且雷洋标榜不关心政治，非常配合现政权的维稳体制，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年5月7日却死于中国警察的暴力之下。雷洋之死举国震惊，特别是那些与他身处同一阶层的知识精英们，用雷洋校友的话来说：惊悉人大05级同学雷洋5月7日晚的突然死亡，我们无比震惊、悲痛和愤怒……我们痛感，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并没有得到基本保障，而这本应是警察部门的职责，也是从执政党的“十二大”至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依法治国”的庄严政治承诺。我们遗憾地发现……警方任意侵害人身权利的普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在公民遭遇拆迁、儿童被拐卖等大量日常不法伤害的时候，也难以得到警方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公安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极不正常。所以，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
其实并非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比八九六四以来其他时期更为恶劣，并非今天的中国警察才是凶神恶煞，上世纪九十年代因警察酷刑而死的冤魂比比皆是。之所以今天国人面对魏则西之死，雷洋之死发出如此巨大的怒吼，是因为今日之国人权利意识已空前提高，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恐惧心理已越来越少，中国人已日益接受普世价值理念和现代文明观念，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这种对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的呼求，对恶劣政治体制的零容忍，对中共极权统治本质日益深刻的认知，正是一个国家开启宪政革命的坚实基础，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祛除恐惧，只要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起来捍卫自身的权利，零八宪章所昭示的宪政理念就一定能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也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