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的努力，并没有预想中的成效，但不意味运动的徒劳，只是显示出某种局限。

近期，大陆法律界各种新闻可谓密集，在体制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公立律师聘用原则上使用中共党员；在民间社会的关注中，一是广西吴良述律师因被怀疑在法院内录音，而被法警撕裤事件，一是温州市司法局官员称呼律师为「律鬼」的事件，都成为了微博等话语场的热议事件，而在墙外等话语场域，比较引人瞩目的事情也很多，一是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香港出版新书《2017年，中国起来》，一是著名律师夏霖在被拘押18个月后，终于被检察院以诈骗罪名起诉到法院，于6月17日开庭审理，一是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和律师一再的抗争诉求，和因此被频频带往派出所。

所有这些事情，集中起来看，很能说明当下大陆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法律在当代大陆社会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一方面，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发生在泛法治领域里的不同场域里的不同人物的遭遇，折射出了这些年来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流变关系。

围绕维权，体制和民间并非没有过相对和谐的时期，自从开始引入市场化改革以来，法律就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的治理手段，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前后，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体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有很大的动作，一个适应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的相对完备的法制架构被建立了起来。这在民间方面刺激了民间维权的兴起：维权一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本来也就兼有权益和权利的双重含义，市场化必然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多的权利诉求，促进各种维权活动的勃兴。在这一阶段，体制与民间围绕维权，尚有相当的交集，如陈光诚先生，就曾被当作「赤脚律师」而被当地政府所表扬，高智晟律师，也曾登上央视舞台，成为律师辩论赛的十大律师之一。

使得体制与民间紧张升高的，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在一些民间推动者心目中，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一是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一是对参与者也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空间，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未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创设并传播了开来。

可见，维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含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但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复杂乃至分歧的内容：在范亚峰、陈永苗、王怡等早起命名者和推广者眼里，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在另一些维权人士心目中，维权运动更贴近于原初含义的维权活动，主要基于个案的推进，来逐步夯实法治的基础，为政治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有着相对温和和去政治化的表述，在行为上也强调节制，主要基于网络舆论上的有限动员，「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是主要的方法主张，许志永设立的公盟，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主张、方法，都直接模仿了美国民权联盟，此外，大多数律师和法律人其实也更认同这种基于个案、寻求互动的温和渐进路线。

2006年3月，因郭飞雄被殴打，高智晟等人发起维权绝食接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出一封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这在两个维度的维权群体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表面上看，双方在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并最终推动政治转型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分歧主要是快或慢，急与渐的方法问题，但仔细考察则不然，从对体制性质的假定、维权运动试图动员的对象、到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上，双方其实都存在深刻而根本的分歧。

在高智晟等人的维度里，对于体制具有更为根本的质疑，因此，在动员对象上更倚重于访民等被剥夺被侵害群体，在行动方法上更强调直接抗争，如高律师就明确提出过街头化、政治化的诉求；而在另一个维度的维权群体看来，在市场化的大前提下，也可以经过一系列的渐进转变而实现体制转型，在动员对象上，更重视新社会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权利诉求，在行动方法上则尽量遵守现行法制轨道，最多有限地诉诸于舆论和网络动员。

当局对于维权运动的政治指向，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几乎是在维权运动展开的同时，也随即展开了相应的打压，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持有相对激进立场的维权运动人士， 200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高智晟、郭飞雄、胡佳、陈光诚等参与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激进维度的维权运动基本宣告终结。不过，事情的发展未必尽如当局之意，在新的形势下，曾经的激进派的出局，导致了另一个维度的维权人士程度不同的激进化转变，典型如许志永博士，就从原来的去政治去对抗的维权手段，最终走向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更直接的街头表达，并有相当的组织化尝试，即使是与高律师有过激烈论战的浦志强律师，后来也被看作是死磕律师的一员，在平度等维权现场，也曾见过其亲临表达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律师们的抗争强度，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连接，死磕律师群体和中国人权律师关注团这样的新生事物，甚至可以看成是上述两种维度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混合升级。对此，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回应措施，一方面，是加大对于律师群体的分化和控制，此次中办国办发文规范公立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设立，无非是要建立起亲体制的律师群体，对律师团体进一步分化和控制。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从浦志强到夏霖，更为显著的是709律师劫，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10年前因提出街头化、政治化的高智晟被打击，还是今天「八九一代」、痴心不改的夏霖被审判，其实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的努力，并没有预想中的成效，但不意味运动的徒劳，只是显示出某种局限。

近期，大陆法律界各种新闻可谓密集，在体制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公立律师聘用原则上使用中共党员；在民间社会的关注中，一是广西吴良述律师因被怀疑在法院内录音，而被法警撕裤事件，一是温州市司法局官员称呼律师为「律鬼」的事件，都成为了微博等话语场的热议事件，而在墙外等话语场域，比较引人瞩目的事情也很多，一是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香港出版新书《2017年，中国起来》，一是著名律师夏霖在被拘押18个月后，终于被检察院以诈骗罪名起诉到法院，于6月17日开庭审理，一是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和律师一再的抗争诉求，和因此被频频带往派出所。

所有这些事情，集中起来看，很能说明当下大陆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法律在当代大陆社会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一方面，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发生在泛法治领域里的不同场域里的不同人物的遭遇，折射出了这些年来官方法制与民间维权的流变关系。

围绕维权，体制和民间并非没有过相对和谐的时期，自从开始引入市场化改革以来，法律就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的治理手段，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前后，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体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有很大的动作，一个适应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的相对完备的法制架构被建立了起来。这在民间方面刺激了民间维权的兴起：维权一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本来也就兼有权益和权利的双重含义，市场化必然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多的权利诉求，促进各种维权活动的勃兴。在这一阶段，体制与民间围绕维权，尚有相当的交集，如陈光诚先生，就曾被当作「赤脚律师」而被当地政府所表扬，高智晟律师，也曾登上央视舞台，成为律师辩论赛的十大律师之一。

使得体制与民间紧张升高的，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在一些民间推动者心目中，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一是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一是对参与者也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空间，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未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创设并传播了开来。

可见，维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含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但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复杂乃至分歧的内容：在范亚峰、陈永苗、王怡等早起命名者和推广者眼里，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在另一些维权人士心目中，维权运动更贴近于原初含义的维权活动，主要基于个案的推进，来逐步夯实法治的基础，为政治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有着相对温和和去政治化的表述，在行为上也强调节制，主要基于网络舆论上的有限动员，「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是主要的方法主张，许志永设立的公盟，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主张、方法，都直接模仿了美国民权联盟，此外，大多数律师和法律人其实也更认同这种基于个案、寻求互动的温和渐进路线。

2006年3月，因郭飞雄被殴打，高智晟等人发起维权绝食接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出一封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这在两个维度的维权群体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表面上看，双方在通过维权运动打破参与坚冰，并最终推动政治转型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分歧主要是快或慢，急与渐的方法问题，但仔细考察则不然，从对体制性质的假定、维权运动试图动员的对象、到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上，双方其实都存在深刻而根本的分歧。

在高智晟等人的维度里，对于体制具有更为根本的质疑，因此，在动员对象上更倚重于访民等被剥夺被侵害群体，在行动方法上更强调直接抗争，如高律师就明确提出过街头化、政治化的诉求；而在另一个维度的维权群体看来，在市场化的大前提下，也可以经过一系列的渐进转变而实现体制转型，在动员对象上，更重视新社会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权利诉求，在行动方法上则尽量遵守现行法制轨道，最多有限地诉诸于舆论和网络动员。

当局对于维权运动的政治指向，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几乎是在维权运动展开的同时，也随即展开了相应的打压，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持有相对激进立场的维权运动人士， 200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高智晟、郭飞雄、胡佳、陈光诚等参与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激进维度的维权运动基本宣告终结。不过，事情的发展未必尽如当局之意，在新的形势下，曾经的激进派的出局，导致了另一个维度的维权人士程度不同的激进化转变，典型如许志永博士，就从原来的去政治去对抗的维权手段，最终走向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更直接的街头表达，并有相当的组织化尝试，即使是与高律师有过激烈论战的浦志强律师，后来也被看作是死磕律师的一员，在平度等维权现场，也曾见过其亲临表达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律师们的抗争强度，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连接，死磕律师群体和中国人权律师关注团这样的新生事物，甚至可以看成是上述两种维度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混合升级。对此，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回应措施，一方面，是加大对于律师群体的分化和控制，此次中办国办发文规范公立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设立，无非是要建立起亲体制的律师群体，对律师团体进一步分化和控制。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从浦志强到夏霖，更为显著的是709律师劫，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10年前因提出街头化、政治化的高智晟被打击，还是今天「八九一代」、痴心不改的夏霖被审判，其实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