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香港禁书出版业的打压，概括起来有四大手段，针对禁书的写作、出版、销售及购买四个环节，步步为营，处处拦阻，最终实现“香港和谐，天下归心”。
第一个手段，从作者入手，或威逼，或利诱。以我个人的遭遇而论，二零零九年，我因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被北京警方传唤，之后遭到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二零一二年，我流亡美国之后，为了阻止我写作《河蟹大帝胡锦涛》，中共当局通过我在国内的亲友，向我发出“在美国也发生过江南案件”的赤裸裸的威胁恐吓。但我不为所动，仍然让香港的出版社如期出版这本书。
第二个手段，从购买者即“需求面“入手，中共命令各地海关重点搜查陆客从香港旅游之后回国所携之书刊，一被搜出立即没收，甚至处以罚款。旅游业者透露说，如访港团旅客被搜到携有禁书，其导游亦会被罚款。在连坐法和加强搜查之阴影下，陆客对禁书之需求已大幅减低，这些书的销路已大不如前。
第三个手段，从出版社入手，香港个人注册出版社手续简单，也不需要太大投资，所以有大量家庭作坊式的独立出版社。中共如何控制此类出版社呢？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二零一三年，姚文田因计划出版我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被中共特务诱骗到深圳拘捕；二零一四年五月，被以莫须有的走私罪判刑十年。后来，本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
第四个手段，从书店和发行机构入手。一方面，严令中资的香港最大的出版商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十四间书店，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局等，不能销售被中共定义为「政治禁书」的书籍。上述「三中商」都拒绝或冷待黄伞书籍，但凡封面有黄色雨伞或「黄丝味」重的书目都不会入货。另外，新加坡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Page One)在香港的八家分店，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立即将中国禁书全部下架。另一方面，中资控制的连锁书店大打折扣战，逼迫独立书店搬迁到更高楼层或更偏僻的地段，从而更不容易被来港购买禁书的陆客找到。
此次铜锣湾书店的全球绑架案，让香港禁书出版业的恐怖氛围臻于顶峰。中共手段之粗糙野蛮，堪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所仅见。该案成为习近平辣手摧毁香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模式延伸到香港，并有向全球蔓延之趋势。
面对全球的谴责声浪，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连续刊登社论为主子辩护。社评指出，李波是自动配合调查，如果是内地警察去香港把李波五花大绑式地带过检查站，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该社论间接地承认了中共的绑架行为。在中共眼中，法律是可以“规避”的，这句话跟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驳西方记者的“法律不是挡箭牌”的名言相映生辉。
毛泽东以秦始皇的传人自居，焚书坑儒他最拿手。绑架是共产党的基本功。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绑匪集团。俄裔历史学家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考证了毛泽东在井冈山起家的过程，毛比历代土匪、草寇更加残忍嗜杀。毛所到之处，所有的市场全都关，盐、布料、药品等日用品和其他许多商品实际上都消失了。共产党靠掠夺和杀人维持政治经济，当时毛向中央报告说：“如果被抓的土豪劣绅不给钱，我们就没钱可花。”恐怖成为惟一的生存之道，毛宣称：“现在我们农村斗争的整体战略是……毫不留情地杀光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以红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他们不敢协助地主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