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为一件坏事辩解的时候，总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成了一美遮百丑的空洞的论据。那么一个专制的朝代为什么能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成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呢？

原因或许很多。但基本上有三个。第一，这样的国家有个由军警护卫的强大的政府，用来对付和震慑百姓的逆反行为。第二，这样的国家保持着占多数的一群贫穷愚昧的百姓，任凭政府的蛊惑和愚弄。第三，这样的国家能够控制百姓的思想，让他们保持对皇家或领袖的绝对信奉。

作为40后，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赶上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毛自幼熟读资治通鉴等驭民要术，以至把集权国家的治理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保险和再保险，他采用了党政双重领导机制，即使政府官员都是党内的人，他还不放心，还要在各级领导班子里安插党委系统，制约监管行政机构。自中央而下逐级延伸到基层单位和街道小区，党的慧眼像大英帝国的CCTV直盯着百姓的一举一动，没人能够逃脱。一旦有人出言不逊或胆敢造次，马上会受到铁腕的制裁。

1949年毛泽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到天安门上。和历代的开国皇帝一样，他忘记了在战争年月对农民的承诺。比前朝精明的是他采用农村户口制度把他们祖祖辈辈牢牢地拴在黄土地上，让他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粮食是他们生产的，但是他们没有吃商品粮的口福。58年刮起的共产风又把他们赶进公社，让他们在一场后继的人祸中忍饥挨饿，死亡千万之多。这些农民曾经是他获取政权的基本依靠，也是对他无限崇拜的虔诚信众，客观上帮他稳定了社会秩序。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成就还在于建立了一套桎梏百姓思想的完备程序，让全国人民对他膜拜臣服。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百姓的盲目拥护。毛泽东对百姓思想的控制可以说驾轻就熟空前绝后，并且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那么，毛泽东桎梏思想的巨大工程是如何启动的呢？

第一，把领袖捧上神坛。

历代的专制国家离不开人治，这个人就是皇帝，就是领袖。这个人必须非同凡响，要么是紫微星下界的真龙天子，要么则是凌驾万民之上英明的伟人。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如今他虽然死了，但为了维持江山的红色，他的思想不能死，他的尸体不能烧，他的地位不能摇。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活在中国，至少活在部分国人的心里，他的思想还在笼罩着东亚大地。

1949年建国后，对领袖的歌颂业已开始。郭沫若先生写的《少先队队歌》里就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陕北民歌《东方红》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湖南民歌《浏阳河》唱道：“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国庆游行时，仿照“吾皇万岁”的隆重礼仪，老百姓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但是这些歌颂方式和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迷信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文革开始后，林彪副主席最早把四个伟大的桂冠加到主席头上，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把主席说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天才。他为再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写了再版前言。在800多字的短文中，林总提到毛的名字29次。他在开头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除了７亿人每人至少一本语录，还印刷发行了大量的雄文四卷，红色的封皮布满新华书店，号称红海洋。似乎，有了为民立极的主席著作，其他各类书籍都已经成了废纸。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于是国内全面掀起学习毛著的高潮。街头巷尾，稚童老叟都在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夫唱妇随，林副主席的夫人叶群同志也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毛主席的革命家史，九位亲人献身共产，感动了一大批人，尤其是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尽管913那天，林叶伉俪同机出逃，客死温都尔汗。个人崇拜还是成了林副主席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

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岁月，沈阳音乐学院的李劫夫先生谱写了大量的主席语录歌，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高唱语录歌成为时尚。把语录唱出来有助于记忆，也加强了宣传效果。有些语录歌还配上舞蹈动作，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北同胞还把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按二人转的模式编成舞蹈，号称忠字舞。人们不分时间场所，在学校、工厂乃至广场街道含着热泪连唱带跳，疯狂地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崇拜。这时每位国人的手里除了必须携带的语录本，他们的胸前还必须佩戴毛泽东像章。不管你走到何处，路边的布告栏都是金光四射的主席像和他的最高指示。工厂和学校树立起毛泽东的数米高的塑像，把主席当作活佛敬奉。

进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昂扬的斗志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跟着主席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另一首歌曲更加露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这首歌把毛主席说得比爹娘还亲，爹娘茹苦含辛把你拉扯大，却顶不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同时他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在同一阶级内，相互友爱；阶级之外，则充满仇恨。中国开始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

自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始，国人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同一宿舍的学生在起床之后，要列成一排，面朝贴在墙上的主席像，手持小红书，对着主席齐声朗诵：“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集体唱《东方红》，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选读几段主席语录。不久在万寿无疆后又加上一句：“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晚上睡觉前，再重复一下早晨的礼仪，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单位开大会的前后也要重复这样的礼仪。

早请示晚汇报的的形式把伟大领袖捧上神坛。人们对领袖的热爱超出了宗教界对神的崇拜。民主国家治国靠公民的选择和意愿，专制国家治国靠领袖的权威和光环。为了实行所谓的革命路线，文革中百姓对领袖的推崇和吹捧把毛主席神化。让领袖挥舞魔杖，禁锢百姓思想，让革命群众成为驯服的羔羊。

第二，教育-宣传-灌输

自建国以来，当权者利用多种渠道向少年儿童灌输正统思想。把领导人、英雄模范放到教科书里，比如朱德的扁担、任弼时二三事、关向应、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刘文学、雷锋以及王老九歌颂领袖的打油诗等；在歌曲中宣扬领袖，把毛泽东称为“亲爱的父亲”，形容为“像太阳在当空照”。在历史教学里树立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光荣形象，把共产党说成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而国民政府则是卖国汉奸。这些说教直接植入少儿空白的大脑，以至这代人头发白了之后，依然认为毛主席是民族英雄，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抗美援朝可歌可泣。尽管死去了几十万青年，尽管耗费了60%的国家收入。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所谓的思想工作，在小学成立少先队，在中学成立共青团，在大学开始吸收所谓优秀的学生入党。除了班主任的日常关心，还要设立辅导员制度，执行专职的思想教育。这些政治思想工作者鼓励学生汇报思想，暴露私心杂念，然后再进行说教，把学生的思想扭转到党指明的康庄大道。学生思想工作和辅导员制度以清华最为出色。以至于几十年后，这些辅导员们成为政治局委员、总书记。他们的确不辱使命，努力捍卫了红色江山。尽管贪官四起，把国家搞得越来越乱。

学校借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要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老师们鼓励学生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把学生分成进步和落后两部分。一部分听党的话，经常向组织汇报，不光学习好，还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思想也得好。这样的人被树立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并吸收为队员或团员。至于那些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则被归类为只专不红，思想落后。如今的许多国家干部都是从少先队共青团时培养出来的典型，他们绝对效忠党。不过在国家崛起之后，开始见钱眼开，一个个堕落为国家的硕鼠蠹虫。

在学校设立发展党团的基层组织有两个副作用。第一影响了学生的智育发展，分散了注意力。第二，学生为了光荣上进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旧常态，伪装积极，骗取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这部分学生具备阴阳脸或两面派，口是心非，从小就愿意当干部，热衷做人上人，滋生政治野心。一旦窃居庙堂之高，则会假公济私，作威作福。

除了日常教育，学校还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邀请英雄模范作报告，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热情。访问贫下中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吃忆苦饭，唱忆苦歌，增加对地主资本家的仇恨，树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观念。共产党和毛主席把贫苦的工人、农民解放出来，当家作主。不光要胸怀祖国还要放眼世界，还要想到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上大学后先要接受入学教育。以清华为例，系分团委、辅导员和政治课老师三管齐下，狠抓学生活思想，丢掉私心，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观。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是思想教育的必修课，把57年反右斗争的激烈场面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然后把又红又专的党员干部树立为学生的榜样。这次教育使得新生坚决跟党走、听校党委的话。

至于学校之外的广大群体则被舆论宣传包围。执政党为了做到全国只有一种声音，严格掌控着广播和报纸，甚至各类杂志期刊。每有新的政策出台，多管齐下，到处敲锣打鼓，大肆宣传，绝对压倒各种反对的意见。反右时，批判右派的文章如雪片在报上刊登，反复强调右派的险恶和斗争的伟大意义。谣言重复多次会成为真理，久而久之，人们便接受了右派分子居心叵测向党夺权的定论。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序曲，自此舆论界如暴风骤雨阵阵扑来，516通知、批判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吹响文革进军的号角。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深刻的革命，自然离不开舆论。

由于各级领导班子瘫痪，文革主要靠领导人的讲话和最新指示来掌控方向的。毛主席经常会冷不伶仃地吐出一句金口玉言。比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比如“在订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三要三不要”，“ 要认真总结经验”。不管这些最新指示多么空乏，军代表都会滔滔不绝地宣讲一个多小时。然后分组讨论，宣传不过夜。当然有的指示也十分具体，比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此外，每次传达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基层单位都要组织学习讨论。比如批判刘少奇的三党黑六论，批判林彪的571工程，批判孔子和宋江，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基层单位闻风而动，一方面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一方面组织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直到群众对中央的精神“心领神会”，畅通无阻。把中央的精神转换成百姓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思想禁锢。

禁锢人的思想如同启动一台新的计算机或重新启动一台旧的计算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大脑开始时是空的。当权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思路直接把操作系统、必要的信息文件输入到孩子大脑中。

对于成年人，他们的头脑已经塞满了各种文件并且有了自己独特的操作系统。这时，首要的工作是格式化大脑中的硬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格式化后，再建立当权者所独尊的操作系统及各类单色的文件信息。

格式化的过程就是落实毛泽东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指示，而且要先破后立。他是怎么破四旧的呢？这就是文化灭绝，把许多不符合他的思想的书籍封存，把不利于他的名声的历史遮掩，把历史遗留的民俗取缔，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把宗教信仰淡化，拆除众多的庵观寺院和各类庙宇，甚至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各类牌楼，停办诸如天桥一类贫苦大众的娱乐场所，利用反右斗争把敢于讲话的人打成右派，充军发配到青海，把老知识分子赶进牛棚，甚至砸烂闹市区商铺的霓虹灯。

然后，报纸广播把毛泽东选集鼓吹成灵丹妙药，可以用来解决各类矛盾，甚至指导科学研究。学校和社会群体只能唱红色歌曲，歌颂领袖毛主席，歌颂执政党的英明伟大，歌颂新中国的各项成就，歌颂打下江山和捍卫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歌颂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舞台上则创作新戏，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等。除此之外的文化艺术则一律被斥之为毒草。”

50和60年代对一部部电影戏剧的批判实际上乃是文革前的未雨稠缪。点名痛批的《清宫秘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海瑞罢官》都是屠杀百花之前的预警。这种肆意的封杀不过是给文艺工作者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放规矩点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了文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从百花齐放到百花凋零，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过毛泽东与黄巢先生不同的是，他的脾气更急，他对“旧社会”更加仇恨，因此他要的是“我花开前杀百花”。比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更加毒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先创造一种真空的环境，然后再把他的思想理念一股脑儿地输入到七亿臣民的脑中。

第三，不断的运动。

话剧《左邻右舍》中有句台词，“直当一吃上这窝窝头，就得要折腾了。”

自49年建国以来，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折腾，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大炼钢铁、除四害讲卫生，……。除了三年饥饿，主席略有收敛。可刚一吃上八成饱，他就又要重操旧业，反对投机倒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随即开始了四清，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而在四清中爆发了毛刘之间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以致触发了十年的浩劫。

到了文革，运动的密集程度已经从分离状态发展到连续光谱。批《海瑞罢官》、评三家村、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批工作组、四大自由、革命串联、7-20事件、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九大接班人、文攻武卫、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整党清队、上山下乡、清查516、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判右倾翻案妖风、批判安东尼奥尼、教育革命、批判湘江之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靠一个人的回忆很难把这些在希尔伯特空间密密麻麻的波函数一一凑齐。

可惜的是，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怎么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最后科教界青黄不接，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水准集体滑坡。这就是毛泽东得意自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辉煌成果。

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既然是人民的大救星，既然那么英明伟大，为什么要热衷于运动呢？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列主义与农民意识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抓住了两件法宝，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老人家走火入魔，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老人家不知疲倦地跟天、地、人斗了一辈子。与天斗和与地斗，他失败了。唐山地震以后，本来可以活一万岁的他却带着满腹惆怅和对革命事业的担忧匆忙地走了。让他的继承者只能靠“你办事，我放心”仓促登基上位。他唯一的成功之处就是斗倒了两位他亲手培育的储君，刘与林。但反过来说，这也正是他的失败。

除了政治绑架，主席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百姓思想的禁锢。他实施每人每月大约30斤的定量制，迫使低薪的百姓沉湎于中国特色的哥德巴赫猜想，即如何精打细算，合理安排一日三餐，从而在31号那天还能留下个窝头充饥。除了填饱肚子，他们几乎没有物质欲望，也没有可追求的理想。面临收入和定量的双重拮据，他们怎么会有空闲去判断一场运动的对错，去探寻理论上的是非。

从实践上说，毛的运动狂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运动可以用来造声势，拉帮结伙，拉拢臣民百姓，帮助他拿掉他眼中的那些钉子。包括高饶反党集团、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反革命胡风、知识分子中那些右派、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德怀、以及在文革中被撂倒的那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毛发动的运动都有深思熟虑的个人目的。

第二，运动的结果可以用来威慑文武同僚及平民百姓。让他们充分意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要想安全度日，你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跟着我走。除我之外，跟任何人都是穷途末路。至于老百姓，他们不过是蝼蚁之辈，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枪打出头鸟，箭射开口燕。所以他们只能歌功颂德，膜拜在主的脚下。否则，你们会在任何一次运动中成为5%，挨斗或者丧生。10年浩劫批斗了反革命无数，冤假错案盈箱。

第三，一个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百姓的大脑永远处于满载的状态，没空去作合理的思考推断。当你的计算机异常缓慢的时候，你会用Control–Alt-Del去检查一下中心处理机（CPU）的运行状态。察看那些应用、过程和服务占据了你的CPU的大量时间。如果要增加速度，你就必须停止这些应用或过程。可惜在文革时代，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知道Control–Alt-Del这样的招数。他们只能让毛泽东的意旨和指令充塞于CPU之内。他们没有自己时间和空间去考虑对错，去明辨是非，去删除毛左的影响。因此，运动从客观的角度也导致了百姓思想呆滞，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设计的思想禁锢。

毛的许多政治路线和政策都是违背自然的，是反人类的。杂技团里有个节目叫翻盘子。演员把10来个瓷盘摆成一排，按顺序一个一个地让它们立起来转动。当盘子全部旋转后，他必须反过身来，再按顺序给每个盘子加个力矩，补偿角动量因为摩擦而导致的损失，避免因为重力的作用而倒下。同样的道理，毛主席的那些运动就是防止百姓思想的变异，让他们的CPU永远BUSY，而没有机会脱离他所规划的轨道。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用不断的革命使百姓永远处于激发状态，没机会辐射出哪怕低能的伽玛射线，无从扰乱他的战略部署。

政治运动是毛主席发明的一种手段，让7亿人的CPU永远处于饱和和亢奋，里边只能充斥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达成长期的禁锢。

第四，千年造就的良民。

你说了半天思想禁锢，为什么单单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呢？比如中国和中国的世交北朝鲜。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的思想却自由自在，以致许多发明创造都来自那样的国度？

Good question!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中造就了一大批良民顺民，他们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由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劳作在黄土地上，于是他们思想狭隘自私。只要他们有地种，有口粮养活一家人，他们就会服服帖帖听凭皇家驱使。世代以来他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们不想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设计和建立一个理想的制度，用自己的牺牲去换来他人的自由。正如几十万南京同胞宁愿让几个端着刺刀的倭寇把他们一齐驱赶到大坑里，也不愿意出来怒吼几声，挽救乡亲。他们不想为了别人可能的活而让自己先死。这就是农民意识。

几千年的儒家礼教三纲五常让国人习惯于跪拜在皇帝的脚下，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凡是圣旨都是圣明的，它们必须服从。何况近代的农民曾投身于土地革命和国共战争，支持过打土豪分田地的诱人纲领。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更是温顺有加，忠心耿耿。政府分给他们田地，他们高唱大轱辘车咕噜咕噜转；政府收回土地让他们走进公社，他们高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即使食不果腹饥寒交困，他们也会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当然除了礼教，历代政府对农民的巧取豪夺疯狂镇压也促使百姓唯命是从诚惶诚恐。

这些温良恭俭让的百姓，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他们就会交出儿子；毛主席号召缴纳公粮，他们就会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毛主席鼓励他们的子女下乡，他们就会拿着大红花热烈欢送。毛主席深知他的臣民的可塑性和受暗示性，于是运动滚滚而来。运动越多，他在臣民中的威望就愈加高大。运动越多，就越能促使臣民思考能力的萎缩。

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须追溯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只不过使这种禁锢现代化，加上了马列主义堂而皇之的美好词句，和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血腥恫吓。

从短期看，思想禁锢确有可见的成果。有一位因为一句话被打成的右派，落得妻离子散。帽子摘掉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入党。金水桥边的一位房产主在拨乱反正后拿回自己的财产，他哭着感谢党和政府。好像他的房子是被蒋介石没收的。那些被伟大统帅始爱终弃的造反派，在清查的炒勺里被宫爆过几遭，甚至锒铛入狱。如今却还有人口口声声感谢主席，肯定他的丰功伟绩，怒斥那些来自国内外宣扬民主的反动势力，或曰唱衰派、带路党。

但人毕竟不是数字计算机，他们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会用模拟化的逻辑思维，他们知道比较鉴别，他们也会不断提高政治分辨和生活追求。从长远来说，这种禁锢虽然可以一时奏效，但不会长久。毕竟像毛泽东主席这样伟大的天才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我们相信，在下一位毛泽东降临的时候，中国已经民主共和，中国人的CPU已经upgraded到新的芯片，有充分独立思考的空闲。那时，中国将会获得新生，她将以全新的面貌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展开双臂，遥望那一天的到来！

每当人们为一件坏事辩解的时候，总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成了一美遮百丑的空洞的论据。那么一个专制的朝代为什么能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成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呢？

原因或许很多。但基本上有三个。第一，这样的国家有个由军警护卫的强大的政府，用来对付和震慑百姓的逆反行为。第二，这样的国家保持着占多数的一群贫穷愚昧的百姓，任凭政府的蛊惑和愚弄。第三，这样的国家能够控制百姓的思想，让他们保持对皇家或领袖的绝对信奉。

作为40后，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赶上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毛自幼熟读资治通鉴等驭民要术，以至把集权国家的治理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保险和再保险，他采用了党政双重领导机制，即使政府官员都是党内的人，他还不放心，还要在各级领导班子里安插党委系统，制约监管行政机构。自中央而下逐级延伸到基层单位和街道小区，党的慧眼像大英帝国的CCTV直盯着百姓的一举一动，没人能够逃脱。一旦有人出言不逊或胆敢造次，马上会受到铁腕的制裁。

1949年毛泽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到天安门上。和历代的开国皇帝一样，他忘记了在战争年月对农民的承诺。比前朝精明的是他采用农村户口制度把他们祖祖辈辈牢牢地拴在黄土地上，让他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粮食是他们生产的，但是他们没有吃商品粮的口福。58年刮起的共产风又把他们赶进公社，让他们在一场后继的人祸中忍饥挨饿，死亡千万之多。这些农民曾经是他获取政权的基本依靠，也是对他无限崇拜的虔诚信众，客观上帮他稳定了社会秩序。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成就还在于建立了一套桎梏百姓思想的完备程序，让全国人民对他膜拜臣服。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百姓的盲目拥护。毛泽东对百姓思想的控制可以说驾轻就熟空前绝后，并且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那么，毛泽东桎梏思想的巨大工程是如何启动的呢？

第一，把领袖捧上神坛。

历代的专制国家离不开人治，这个人就是皇帝，就是领袖。这个人必须非同凡响，要么是紫微星下界的真龙天子，要么则是凌驾万民之上英明的伟人。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如今他虽然死了，但为了维持江山的红色，他的思想不能死，他的尸体不能烧，他的地位不能摇。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活在中国，至少活在部分国人的心里，他的思想还在笼罩着东亚大地。

1949年建国后，对领袖的歌颂业已开始。郭沫若先生写的《少先队队歌》里就有，“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陕北民歌《东方红》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湖南民歌《浏阳河》唱道：“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国庆游行时，仿照“吾皇万岁”的隆重礼仪，老百姓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但是这些歌颂方式和文革树立起来的个人迷信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文革开始后，林彪副主席最早把四个伟大的桂冠加到主席头上，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把主席说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天才。他为再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写了再版前言。在800多字的短文中，林总提到毛的名字29次。他在开头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除了７亿人每人至少一本语录，还印刷发行了大量的雄文四卷，红色的封皮布满新华书店，号称红海洋。似乎，有了为民立极的主席著作，其他各类书籍都已经成了废纸。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于是国内全面掀起学习毛著的高潮。街头巷尾，稚童老叟都在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夫唱妇随，林副主席的夫人叶群同志也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毛主席的革命家史，九位亲人献身共产，感动了一大批人，尤其是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尽管913那天，林叶伉俪同机出逃，客死温都尔汗。个人崇拜还是成了林副主席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

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岁月，沈阳音乐学院的李劫夫先生谱写了大量的主席语录歌，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高唱语录歌成为时尚。把语录唱出来有助于记忆，也加强了宣传效果。有些语录歌还配上舞蹈动作，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北同胞还把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按二人转的模式编成舞蹈，号称忠字舞。人们不分时间场所，在学校、工厂乃至广场街道含着热泪连唱带跳，疯狂地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崇拜。这时每位国人的手里除了必须携带的语录本，他们的胸前还必须佩戴毛泽东像章。不管你走到何处，路边的布告栏都是金光四射的主席像和他的最高指示。工厂和学校树立起毛泽东的数米高的塑像，把主席当作活佛敬奉。

进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昂扬的斗志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跟着主席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另一首歌曲更加露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这首歌把毛主席说得比爹娘还亲，爹娘茹苦含辛把你拉扯大，却顶不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同时他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在同一阶级内，相互友爱；阶级之外，则充满仇恨。中国开始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

自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始，国人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同一宿舍的学生在起床之后，要列成一排，面朝贴在墙上的主席像，手持小红书，对着主席齐声朗诵：“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集体唱《东方红》，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选读几段主席语录。不久在万寿无疆后又加上一句：“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晚上睡觉前，再重复一下早晨的礼仪，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单位开大会的前后也要重复这样的礼仪。

早请示晚汇报的的形式把伟大领袖捧上神坛。人们对领袖的热爱超出了宗教界对神的崇拜。民主国家治国靠公民的选择和意愿，专制国家治国靠领袖的权威和光环。为了实行所谓的革命路线，文革中百姓对领袖的推崇和吹捧把毛主席神化。让领袖挥舞魔杖，禁锢百姓思想，让革命群众成为驯服的羔羊。

第二，教育-宣传-灌输

自建国以来，当权者利用多种渠道向少年儿童灌输正统思想。把领导人、英雄模范放到教科书里，比如朱德的扁担、任弼时二三事、关向应、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刘文学、雷锋以及王老九歌颂领袖的打油诗等；在歌曲中宣扬领袖，把毛泽东称为“亲爱的父亲”，形容为“像太阳在当空照”。在历史教学里树立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光荣形象，把共产党说成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而国民政府则是卖国汉奸。这些说教直接植入少儿空白的大脑，以至这代人头发白了之后，依然认为毛主席是民族英雄，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抗美援朝可歌可泣。尽管死去了几十万青年，尽管耗费了60%的国家收入。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所谓的思想工作，在小学成立少先队，在中学成立共青团，在大学开始吸收所谓优秀的学生入党。除了班主任的日常关心，还要设立辅导员制度，执行专职的思想教育。这些政治思想工作者鼓励学生汇报思想，暴露私心杂念，然后再进行说教，把学生的思想扭转到党指明的康庄大道。学生思想工作和辅导员制度以清华最为出色。以至于几十年后，这些辅导员们成为政治局委员、总书记。他们的确不辱使命，努力捍卫了红色江山。尽管贪官四起，把国家搞得越来越乱。

学校借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要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老师们鼓励学生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把学生分成进步和落后两部分。一部分听党的话，经常向组织汇报，不光学习好，还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思想也得好。这样的人被树立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并吸收为队员或团员。至于那些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则被归类为只专不红，思想落后。如今的许多国家干部都是从少先队共青团时培养出来的典型，他们绝对效忠党。不过在国家崛起之后，开始见钱眼开，一个个堕落为国家的硕鼠蠹虫。

在学校设立发展党团的基层组织有两个副作用。第一影响了学生的智育发展，分散了注意力。第二，学生为了光荣上进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旧常态，伪装积极，骗取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这部分学生具备阴阳脸或两面派，口是心非，从小就愿意当干部，热衷做人上人，滋生政治野心。一旦窃居庙堂之高，则会假公济私，作威作福。

除了日常教育，学校还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邀请英雄模范作报告，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热情。访问贫下中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吃忆苦饭，唱忆苦歌，增加对地主资本家的仇恨，树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观念。共产党和毛主席把贫苦的工人、农民解放出来，当家作主。不光要胸怀祖国还要放眼世界，还要想到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上大学后先要接受入学教育。以清华为例，系分团委、辅导员和政治课老师三管齐下，狠抓学生活思想，丢掉私心，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观。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是思想教育的必修课，把57年反右斗争的激烈场面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然后把又红又专的党员干部树立为学生的榜样。这次教育使得新生坚决跟党走、听校党委的话。

至于学校之外的广大群体则被舆论宣传包围。执政党为了做到全国只有一种声音，严格掌控着广播和报纸，甚至各类杂志期刊。每有新的政策出台，多管齐下，到处敲锣打鼓，大肆宣传，绝对压倒各种反对的意见。反右时，批判右派的文章如雪片在报上刊登，反复强调右派的险恶和斗争的伟大意义。谣言重复多次会成为真理，久而久之，人们便接受了右派分子居心叵测向党夺权的定论。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序曲，自此舆论界如暴风骤雨阵阵扑来，516通知、批判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吹响文革进军的号角。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深刻的革命，自然离不开舆论。

由于各级领导班子瘫痪，文革主要靠领导人的讲话和最新指示来掌控方向的。毛主席经常会冷不伶仃地吐出一句金口玉言。比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比如“在订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三要三不要”，“ 要认真总结经验”。不管这些最新指示多么空乏，军代表都会滔滔不绝地宣讲一个多小时。然后分组讨论，宣传不过夜。当然有的指示也十分具体，比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此外，每次传达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基层单位都要组织学习讨论。比如批判刘少奇的三党黑六论，批判林彪的571工程，批判孔子和宋江，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基层单位闻风而动，一方面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一方面组织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直到群众对中央的精神“心领神会”，畅通无阻。把中央的精神转换成百姓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思想禁锢。

禁锢人的思想如同启动一台新的计算机或重新启动一台旧的计算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大脑开始时是空的。当权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思路直接把操作系统、必要的信息文件输入到孩子大脑中。

对于成年人，他们的头脑已经塞满了各种文件并且有了自己独特的操作系统。这时，首要的工作是格式化大脑中的硬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格式化后，再建立当权者所独尊的操作系统及各类单色的文件信息。

格式化的过程就是落实毛泽东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指示，而且要先破后立。他是怎么破四旧的呢？这就是文化灭绝，把许多不符合他的思想的书籍封存，把不利于他的名声的历史遮掩，把历史遗留的民俗取缔，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把宗教信仰淡化，拆除众多的庵观寺院和各类庙宇，甚至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各类牌楼，停办诸如天桥一类贫苦大众的娱乐场所，利用反右斗争把敢于讲话的人打成右派，充军发配到青海，把老知识分子赶进牛棚，甚至砸烂闹市区商铺的霓虹灯。

然后，报纸广播把毛泽东选集鼓吹成灵丹妙药，可以用来解决各类矛盾，甚至指导科学研究。学校和社会群体只能唱红色歌曲，歌颂领袖毛主席，歌颂执政党的英明伟大，歌颂新中国的各项成就，歌颂打下江山和捍卫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歌颂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舞台上则创作新戏，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等。除此之外的文化艺术则一律被斥之为毒草。”

50和60年代对一部部电影戏剧的批判实际上乃是文革前的未雨稠缪。点名痛批的《清宫秘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海瑞罢官》都是屠杀百花之前的预警。这种肆意的封杀不过是给文艺工作者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放规矩点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了文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从百花齐放到百花凋零，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过毛泽东与黄巢先生不同的是，他的脾气更急，他对“旧社会”更加仇恨，因此他要的是“我花开前杀百花”。比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更加毒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先创造一种真空的环境，然后再把他的思想理念一股脑儿地输入到七亿臣民的脑中。

第三，不断的运动。

话剧《左邻右舍》中有句台词，“直当一吃上这窝窝头，就得要折腾了。”

自49年建国以来，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折腾，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大炼钢铁、除四害讲卫生，……。除了三年饥饿，主席略有收敛。可刚一吃上八成饱，他就又要重操旧业，反对投机倒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随即开始了四清，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而在四清中爆发了毛刘之间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以致触发了十年的浩劫。

到了文革，运动的密集程度已经从分离状态发展到连续光谱。批《海瑞罢官》、评三家村、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批工作组、四大自由、革命串联、7-20事件、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九大接班人、文攻武卫、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整党清队、上山下乡、清查516、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判右倾翻案妖风、批判安东尼奥尼、教育革命、批判湘江之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靠一个人的回忆很难把这些在希尔伯特空间密密麻麻的波函数一一凑齐。

可惜的是，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怎么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最后科教界青黄不接，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水准集体滑坡。这就是毛泽东得意自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辉煌成果。

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既然是人民的大救星，既然那么英明伟大，为什么要热衷于运动呢？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列主义与农民意识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抓住了两件法宝，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老人家走火入魔，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老人家不知疲倦地跟天、地、人斗了一辈子。与天斗和与地斗，他失败了。唐山地震以后，本来可以活一万岁的他却带着满腹惆怅和对革命事业的担忧匆忙地走了。让他的继承者只能靠“你办事，我放心”仓促登基上位。他唯一的成功之处就是斗倒了两位他亲手培育的储君，刘与林。但反过来说，这也正是他的失败。

除了政治绑架，主席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百姓思想的禁锢。他实施每人每月大约30斤的定量制，迫使低薪的百姓沉湎于中国特色的哥德巴赫猜想，即如何精打细算，合理安排一日三餐，从而在31号那天还能留下个窝头充饥。除了填饱肚子，他们几乎没有物质欲望，也没有可追求的理想。面临收入和定量的双重拮据，他们怎么会有空闲去判断一场运动的对错，去探寻理论上的是非。

从实践上说，毛的运动狂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运动可以用来造声势，拉帮结伙，拉拢臣民百姓，帮助他拿掉他眼中的那些钉子。包括高饶反党集团、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反革命胡风、知识分子中那些右派、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德怀、以及在文革中被撂倒的那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毛发动的运动都有深思熟虑的个人目的。

第二，运动的结果可以用来威慑文武同僚及平民百姓。让他们充分意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要想安全度日，你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跟着我走。除我之外，跟任何人都是穷途末路。至于老百姓，他们不过是蝼蚁之辈，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枪打出头鸟，箭射开口燕。所以他们只能歌功颂德，膜拜在主的脚下。否则，你们会在任何一次运动中成为5%，挨斗或者丧生。10年浩劫批斗了反革命无数，冤假错案盈箱。

第三，一个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百姓的大脑永远处于满载的状态，没空去作合理的思考推断。当你的计算机异常缓慢的时候，你会用Control–Alt-Del去检查一下中心处理机（CPU）的运行状态。察看那些应用、过程和服务占据了你的CPU的大量时间。如果要增加速度，你就必须停止这些应用或过程。可惜在文革时代，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知道Control–Alt-Del这样的招数。他们只能让毛泽东的意旨和指令充塞于CPU之内。他们没有自己时间和空间去考虑对错，去明辨是非，去删除毛左的影响。因此，运动从客观的角度也导致了百姓思想呆滞，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设计的思想禁锢。

毛的许多政治路线和政策都是违背自然的，是反人类的。杂技团里有个节目叫翻盘子。演员把10来个瓷盘摆成一排，按顺序一个一个地让它们立起来转动。当盘子全部旋转后，他必须反过身来，再按顺序给每个盘子加个力矩，补偿角动量因为摩擦而导致的损失，避免因为重力的作用而倒下。同样的道理，毛主席的那些运动就是防止百姓思想的变异，让他们的CPU永远BUSY，而没有机会脱离他所规划的轨道。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用不断的革命使百姓永远处于激发状态，没机会辐射出哪怕低能的伽玛射线，无从扰乱他的战略部署。

政治运动是毛主席发明的一种手段，让7亿人的CPU永远处于饱和和亢奋，里边只能充斥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达成长期的禁锢。

第四，千年造就的良民。

你说了半天思想禁锢，为什么单单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呢？比如中国和中国的世交北朝鲜。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的思想却自由自在，以致许多发明创造都来自那样的国度？

Good question!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中造就了一大批良民顺民，他们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由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劳作在黄土地上，于是他们思想狭隘自私。只要他们有地种，有口粮养活一家人，他们就会服服帖帖听凭皇家驱使。世代以来他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们不想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设计和建立一个理想的制度，用自己的牺牲去换来他人的自由。正如几十万南京同胞宁愿让几个端着刺刀的倭寇把他们一齐驱赶到大坑里，也不愿意出来怒吼几声，挽救乡亲。他们不想为了别人可能的活而让自己先死。这就是农民意识。

几千年的儒家礼教三纲五常让国人习惯于跪拜在皇帝的脚下，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凡是圣旨都是圣明的，它们必须服从。何况近代的农民曾投身于土地革命和国共战争，支持过打土豪分田地的诱人纲领。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更是温顺有加，忠心耿耿。政府分给他们田地，他们高唱大轱辘车咕噜咕噜转；政府收回土地让他们走进公社，他们高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即使食不果腹饥寒交困，他们也会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当然除了礼教，历代政府对农民的巧取豪夺疯狂镇压也促使百姓唯命是从诚惶诚恐。

这些温良恭俭让的百姓，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他们就会交出儿子；毛主席号召缴纳公粮，他们就会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毛主席鼓励他们的子女下乡，他们就会拿着大红花热烈欢送。毛主席深知他的臣民的可塑性和受暗示性，于是运动滚滚而来。运动越多，他在臣民中的威望就愈加高大。运动越多，就越能促使臣民思考能力的萎缩。

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须追溯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只不过使这种禁锢现代化，加上了马列主义堂而皇之的美好词句，和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血腥恫吓。

从短期看，思想禁锢确有可见的成果。有一位因为一句话被打成的右派，落得妻离子散。帽子摘掉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入党。金水桥边的一位房产主在拨乱反正后拿回自己的财产，他哭着感谢党和政府。好像他的房子是被蒋介石没收的。那些被伟大统帅始爱终弃的造反派，在清查的炒勺里被宫爆过几遭，甚至锒铛入狱。如今却还有人口口声声感谢主席，肯定他的丰功伟绩，怒斥那些来自国内外宣扬民主的反动势力，或曰唱衰派、带路党。

但人毕竟不是数字计算机，他们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会用模拟化的逻辑思维，他们知道比较鉴别，他们也会不断提高政治分辨和生活追求。从长远来说，这种禁锢虽然可以一时奏效，但不会长久。毕竟像毛泽东主席这样伟大的天才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我们相信，在下一位毛泽东降临的时候，中国已经民主共和，中国人的CPU已经upgraded到新的芯片，有充分独立思考的空闲。那时，中国将会获得新生，她将以全新的面貌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展开双臂，遥望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