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经多年经济变革，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转型的因素成长的可能，进而希望在现有体制下，以一种非对抗、零碎、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转型。大约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遂成为当代中国民间对于转型的主要寄托和想象。（路透）

曾金燕女士的《韩寒们和莫之许们的虚假希望》一文，重新点燃了大陆网络花话语场的「口炮党」与「改良公知」之间的争论，也看作是事关未来转型路径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如同大陆话语场的其他热点一样，这一争论也如方生方死的漩涡，转瞬即逝，于实际的进程未必有多少帮助。不过，反复出现的论争剧幕，却可能反映了思潮版图的消长，对应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倒是可以梳理一番。

 

在许多人看来，「革命」话语的抬头，主要是最近几年来高压路线的产物，但这并不成立。确实，针对新公民运动、网络言论、NGO组织、维权律师的迭次打压，重创了一度昂扬的公民社会建设图景，从南周事件到《炎黄春秋》的被强占，更消灭了温和改良话语的既有空间，在一些人眼里，渐进改良主义既然走到了尽头，「革命」话语遂应运而生。

 

但是，众所周知，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这一场争论，发端于2010年温家宝「七次政改讲话」期间，于2011年打压所谓「中国茉莉花」事件后走向激烈，并于2013年4月底的「肉夹莫」事件中彻底摊开，显然，双方的争议并非最近几年打压的产物，相反，在现行高压路线自2013年中展开之后，所谓「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争论近乎偃旗息鼓，上述改良不通、革命抬头的解释，更像是改良公知一方从自身经验总结、面壁虚构的产物。

 

由此上溯，「革命」与「改良」话语之争，更是其来有自。伴随着中国民间反对思潮的兴起，即告出现。在西单民主墙期间、在1980年代的民运群体当中，一再爆发相似的争论。面对一个全面压制基本权利的专政极权政体，反对者欲举而去之，并根本变革制度，这样的转型想象，并非难以理解。而自从魏京生先生提出」民主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以来，当局对于这种「另起炉灶」的制度变革主张，也从来都是加以严厉的镇压。

 

天安门事件暴露体制的暴力本质

 

不过，类似的话语争论走出民运或异议小圈子，为更大群体认识所直面、所思考、所选择，成为一种持续的思潮，还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1989年天安门事件，暴露了体制的暴力本质，以及拒绝一切改变的用心。同时，残酷的流血悲剧，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当时，一个将中共比作劫机犯的比喻悄然流传，不击毙劫机犯，永远都是人质，可如果击毙了，又难免玉石俱焚，这样矛盾的心理，体现在王力雄先生的名著《黄祸》之中，也促使大陆知识分子发出了所谓的天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天问终须人来答，分歧于焉展开。在一些人看来，六四镇压确凿无疑地宣布了体制的刚性，同时也宣告了根本转型、制度变革的正当性。从1992年胡石根先生等人秘密组织自由民主党、刘文胜先生等人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党、到1998年全国各地中国民主党人的公开组党、2006年高智晟律师等人推动的政治化维权、再到2008年刘晓波先生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都贯穿着政治反对、制度变革这一根本主题，作为民运和异议的核心价值。

 

而在另一方面，六四镇压的悲剧结局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也使得一些人做出了相反的反思，将悲剧解决归咎于所谓激进的主张和对抗，从而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

 

同时，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开端，经过1997年中共15大承认民营经济、积极申请加入WTO，并推动相关法制建设，大陆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转型的因素成长的可能，炮制出「法治先行论」、「公民社会发育论」、「党内民主论」，「递进民主论」，「中产阶级壮大」等等转型图景，希望在现有体制下，以一种非对抗、零碎、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转型。「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约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对转型的主要寄托和想象。

 

不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相去不久，中共也并未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改良，针对民运群体、政治异议的打压依旧一波接一波，在此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抱了渐进改良主义，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尽管限于当时的政治高压，相比之下近乎微弱，如1999年，笔者曾发表「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一文，对「告别革命」的呼声加以反驳：「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要求。」

 

就这样，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出发，不同的反思角度，以及对现实进程的不同认知，早就在大陆的思潮版图中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几乎每一个时政论坛上，都曾爆发过与口炮公知之争类似的话语冲突，这表明，以异议反对为同情的激进转型话语，与主张改良和渐进、发育、互动路线的泛自由派公知话语，早就存在长期直接的观念分歧，并非最近高压路线的产物。

 

渐进改良主义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口炮党和改良公知，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后裔，口炮党做为民运和异议的同情者，从六四镇压出发，认清体制刚性、支持制度变革，对于渐进路线，从价值上和可行性上都持怀疑态度。相反，改良公知受1989悲剧的刺激，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更以1992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认定体制仍有柔性，最终选择了渐进改良主义。

 

双方分歧一目了然，针锋相对，且由来已久，只是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亲民运和异议的类口炮主张被严密屏蔽，双方没有直接冲突的平台，也没有可供类口炮主张要求的受众。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新浪微博的流量红利期，既极大地放大了改良公知的话语影响力，口炮与改良双方早已存在、且在新的现实进程下正在急剧扩大的分歧，也在这一平台上不期而然地展开。

 

 

 

 

中国历经多年经济变革，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转型的因素成长的可能，进而希望在现有体制下，以一种非对抗、零碎、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转型。大约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遂成为当代中国民间对于转型的主要寄托和想象。（路透）

曾金燕女士的《韩寒们和莫之许们的虚假希望》一文，重新点燃了大陆网络花话语场的「口炮党」与「改良公知」之间的争论，也看作是事关未来转型路径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如同大陆话语场的其他热点一样，这一争论也如方生方死的漩涡，转瞬即逝，于实际的进程未必有多少帮助。不过，反复出现的论争剧幕，却可能反映了思潮版图的消长，对应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倒是可以梳理一番。

 

在许多人看来，「革命」话语的抬头，主要是最近几年来高压路线的产物，但这并不成立。确实，针对新公民运动、网络言论、NGO组织、维权律师的迭次打压，重创了一度昂扬的公民社会建设图景，从南周事件到《炎黄春秋》的被强占，更消灭了温和改良话语的既有空间，在一些人眼里，渐进改良主义既然走到了尽头，「革命」话语遂应运而生。

 

但是，众所周知，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这一场争论，发端于2010年温家宝「七次政改讲话」期间，于2011年打压所谓「中国茉莉花」事件后走向激烈，并于2013年4月底的「肉夹莫」事件中彻底摊开，显然，双方的争议并非最近几年打压的产物，相反，在现行高压路线自2013年中展开之后，所谓「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争论近乎偃旗息鼓，上述改良不通、革命抬头的解释，更像是改良公知一方从自身经验总结、面壁虚构的产物。

 

由此上溯，「革命」与「改良」话语之争，更是其来有自。伴随着中国民间反对思潮的兴起，即告出现。在西单民主墙期间、在1980年代的民运群体当中，一再爆发相似的争论。面对一个全面压制基本权利的专政极权政体，反对者欲举而去之，并根本变革制度，这样的转型想象，并非难以理解。而自从魏京生先生提出」民主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以来，当局对于这种「另起炉灶」的制度变革主张，也从来都是加以严厉的镇压。

 

天安门事件暴露体制的暴力本质

 

不过，类似的话语争论走出民运或异议小圈子，为更大群体认识所直面、所思考、所选择，成为一种持续的思潮，还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1989年天安门事件，暴露了体制的暴力本质，以及拒绝一切改变的用心。同时，残酷的流血悲剧，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当时，一个将中共比作劫机犯的比喻悄然流传，不击毙劫机犯，永远都是人质，可如果击毙了，又难免玉石俱焚，这样矛盾的心理，体现在王力雄先生的名著《黄祸》之中，也促使大陆知识分子发出了所谓的天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天问终须人来答，分歧于焉展开。在一些人看来，六四镇压确凿无疑地宣布了体制的刚性，同时也宣告了根本转型、制度变革的正当性。从1992年胡石根先生等人秘密组织自由民主党、刘文胜先生等人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党、到1998年全国各地中国民主党人的公开组党、2006年高智晟律师等人推动的政治化维权、再到2008年刘晓波先生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都贯穿着政治反对、制度变革这一根本主题，作为民运和异议的核心价值。

 

而在另一方面，六四镇压的悲剧结局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也使得一些人做出了相反的反思，将悲剧解决归咎于所谓激进的主张和对抗，从而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

 

同时，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开端，经过1997年中共15大承认民营经济、积极申请加入WTO，并推动相关法制建设，大陆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转型的因素成长的可能，炮制出「法治先行论」、「公民社会发育论」、「党内民主论」，「递进民主论」，「中产阶级壮大」等等转型图景，希望在现有体制下，以一种非对抗、零碎、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转型。「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约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对转型的主要寄托和想象。

 

不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相去不久，中共也并未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改良，针对民运群体、政治异议的打压依旧一波接一波，在此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抱了渐进改良主义，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尽管限于当时的政治高压，相比之下近乎微弱，如1999年，笔者曾发表「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一文，对「告别革命」的呼声加以反驳：「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要求。」

 

就这样，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出发，不同的反思角度，以及对现实进程的不同认知，早就在大陆的思潮版图中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几乎每一个时政论坛上，都曾爆发过与口炮公知之争类似的话语冲突，这表明，以异议反对为同情的激进转型话语，与主张改良和渐进、发育、互动路线的泛自由派公知话语，早就存在长期直接的观念分歧，并非最近高压路线的产物。

 

渐进改良主义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口炮党和改良公知，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后裔，口炮党做为民运和异议的同情者，从六四镇压出发，认清体制刚性、支持制度变革，对于渐进路线，从价值上和可行性上都持怀疑态度。相反，改良公知受1989悲剧的刺激，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更以1992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认定体制仍有柔性，最终选择了渐进改良主义。

 

双方分歧一目了然，针锋相对，且由来已久，只是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亲民运和异议的类口炮主张被严密屏蔽，双方没有直接冲突的平台，也没有可供类口炮主张要求的受众。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新浪微博的流量红利期，既极大地放大了改良公知的话语影响力，口炮与改良双方早已存在、且在新的现实进程下正在急剧扩大的分歧，也在这一平台上不期而然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