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看来川普当选，引发的分裂是世界性，至少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冲突卷入了。我最近在推特、脸书和微信上诅咒基辛格死掉，每日一咒。受到很多咒骂，被踢出微信群。
老一代中国人认为受毛泽东的祸害，无边无际地诅咒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年轻一代受基辛格的祸害（他延长了中共独裁的寿命），诅咒基辛格。如同老人诅咒毛泽东，我们年轻人诅咒基辛格。你们认为文革是坏的，改革是好的。我们认为改革是邪恶的，比文革更坏。基辛格是帮助中共独裁延续四十年的主犯之一，美国错误对华外交的首恶之一，美国国会友台派受其压制长达几十年，巴不得其死掉。
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敌意。昨日的太阳晒不干今日的湿衣服。对于我们来说，中共独裁的体制在改革开放中延续，是我们最首要的敌人，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的敌人。以毛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来说，后者是我们的敌人，而毛泽东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只有通过对改革的革命，才附带解决。
希拉里与川普都是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内部的各自一端。就是希特勒也没有超出这个体系。因此有跳出这个体系的桑普斯社会主义。但美国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宪法的，宪法在「左右」之上，「社资」之上，因此再激进的革命，都在宪法与革命的关系中吸纳。除了超政治的或者把世俗政治之极端渴望投射，例如弥赛亚主义激情。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弥赛亚主义也是能吸纳入宪法框架的。
川普是美国宪法的守护者，那么放到宪法与革命的美国框架内，就是宪法之下的革命派。宪法的守护等同于革命。美国的革命，国体之内的革命，是通过选举，议会和法院来进行的。川普革命是超政党政治，类似于独立候选人一样。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胜利，是政党政治。川普革命和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政党轮替，是超政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混合物，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构成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二者之间的混合，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川普有可能如马克斯‧韦伯说的，「独裁式」总统通过议会来统治。共和党作为建制派，起缓冲作用，川普作为「僭主」，起激进引擎冲锋作用。
民间学者艾胜立说，宪法意在统治革命，革命暗合着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许可，宪法意在制约这种动向。艾胜立这句话不错。阿伦特认为美国宪法是向无限可能目标开放的框架。就像一个祭台。
二十世纪所发生过的法西斯主义和共党主义，不管政治理想多高蹈，其政治实践手段和内容，还是旧事物，阳光之下无新事：内战，诛心和对外战争，以生活数据捆绑人以建立人身依附关系。一样是旧的政治事物被当作新的。高蹈的政治理想看起来是走得最远的，最前面的，甚至跨越时代限制的，其一，与现实政治实践内容和手段，是两层分开的，后者有着独立的，受现实必然性约束的逻辑；其二，这一些高蹈的政治理想从来不是新的，也是旧事物被当作新事物。西方左翼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目标的再发现，是启蒙批判运动的延续，是政治幼稚的。当然也是非政治和反政治的。
中共的意识形态说服，在89之后就是演戏。既然是演戏，就应该忽视，不予认真对待。成了名存实亡的空壳，相反对演戏的批判，注入了「人性」或者「普世价值」的依附版本，反而有了血肉，被当了真。这是批判的吊诡。本来是让其死掉的，结果救了它，还能苟活行尸走肉。反共救了共党。
89是改革之死，六四是敌我之分的确立。89六四之后，正是所谓人性的「市场化」或者中产阶级主导论，或者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的幻觉，蒙蔽了改革之死和敌我之分。也就是我说的，往名存实亡的壳里面装「人性」东西。这一些都以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面目出现，因此可以断定，推动民主转型的既有格局，延续和拯救了共党体制。帮倒忙。
批判，对共党体制的批判，无助于解决抵达目标的可行性路径困境。八九之后的改革派或者八九一代的背叛者，是知道没法革命，而其公共目标或者个人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于体制提供的缝隙和弹性空间。因为路径锁定，即使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当诉诸于行动时，还是受路径锁定的控制，一个能干的知识分子骂尽贪官，一旦走上位置，不做贪官很难。所以不是批判，而是提供路径替代，才是更好的批判。例如不说民国当归，就说改革已死，没有替代，就只能回埃及。我看到极多人最严厉的谴责批判改革，但一转眼又谈起改革应该如何。
批判的纪元已经过去，批判形成的立场，本身没有自我批判的内在审查的话，就有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诱惑缺陷，在行动渴望中妥协投射屈从于必然性。经历过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已经到了尽头，乃至走向反面，这个纪元已经终结，到了行动为中心和首要性的纪元。行动的渴望代替了行动，于是只能投射。
美国对华外交的一个中国政策，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中产阶级主导说，与改革是同构的。我的主张是改革已死。「改革已死」判断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原因在于中共借助于改革开放成了「世界老二」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