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思念

 
 
   思念,属于从前
  每当清明时节
  去野草丛生的坟头
  悄然无声地
  把晶莹的泪珠点燃
     
   ……
     
   前些天,接到小弟从老家四川寄来的信及照片,信中说他和弟媳于清明日驾摩托车去贾家场上坟,特寄来照片以疗我故土之思。照片上依旧是那座令人魂绕梦牵的,葬着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照片的合葬坟。坟头上野草青青,坟四周桃李争艳,坟当面墓碑上的字迹十分清晰,看得出那是1983年清明日立的……许多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
   
   1968年4月,四川的武斗正逐步升级。那时,我在 “开气找油”的队伍中,地处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临时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闲来无事,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去观看生产队的小煤窑和守窑人的三角形窝棚,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
   
   一日,忽然接到沙君的电报,要我火速赶到成都去处理好友孙从轩君的丧事。我有些茫然,赶回成都后才知道孙君是迫于生活,蹬平板三轮车载人路过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用枪射杀的。
   
   由于孙君家中只有卧于病榻的老母,我们只好瞒着老母,通过警司,在殡仪馆的停尸房內找到了孙君的遗体。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变形。我们请人把孙君遗体上的血汚清洗干净,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运到火葬场火化了。记得当时选了一个刻有荷花的骨灰盒,正中嵌上孙君昔年的小照,如花的年岁,过往的一切就这样轻易地装去了。  
     
   料理好孙君的后事后我赶回家中。听大妹讲,父亲已经很久没有音讯了。弟妹们在五月份照例收到父亲从山西寄来的45元汇单,但过了几天又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张8元的汇单,汇单上无任何留言,从此就音信杳无。
   
   弟妹们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又茫然不知所措,这两月的生活费都是向姨妈和姑姑借的。我想,父亲每月工资不过五十余元,平常每月总是汇回45元,留下十来元生活费,手中并无积蓄。而五月汇回 45元又汇8元,这不是连生活费也汇出了吗?
   
   联想到母亲因生活艰辛不堪批斗于去年投井自杀的情况,我感到那张 8元的汇单是不祥之兆,也许就是一种暗示。
   
   但又想,去年母亲自杀后,我和父亲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左思右想,我得不到结论。只好同弟妹们一起去找姨妈和姑姑商议。谁知姨妈和姑姑都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分别拿出一封內容相同的父亲的亲笔信给我看。
   
   信中讲:“这里有人从山东带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说此次运动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要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云云,因此,张村小学的造反派组织对我进行了批斗。我虽曾在国民党成都军校任过上校筑城教官,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未有过渔肉乡民的行为,历史是清楚的;故每次运动都能改造过关,希望这次也能如此。但是这次打得很凶,所以一旦遭遇不测,请姨妈和姑姑代为照料年幼的儿女……”。
   
   读信后我立即提笔给张村小学负责人写去一信,请他们告知我父亲的情况,以便作子女的好向所在单位的领导交待,并说如果父亲已经去世,请帮忙寄回遗物。不久后我们收到从山西寄来的信及包裹,信中说父亲系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已经服安眠药自绝于人民。包裹里除了四卷毛选外,还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其中棉衣裤上满是血汚,联想到“打得很凶”和父亲绝不会自杀的诺言,使我对来信中所说的服安眠药自杀产生了疑问。
   
   父亲于1909年出生于成都小淖坝巷。小时候家里很穷,无力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遂步行到重庆,经乡亲资助才辗转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任教于武汉军校,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董必武先生,表达过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支持。
   
   1947年,父亲因厌恶不正常的政治争斗而从成都军校退伍。后来为生活计,父亲曾学过中医,也曾推过鸡公车游弋于街头巷尾,叫卖过小百货。1951年,父亲的一位共产党高官同学要父亲去北京某军校任教,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不愿再当军人。
   
   1952年,父亲被山西省招聘团招聘赴山西任教;开始在太原市教高中,后来调到临汾地区教初中,再后来就到了张村小学;虽然父亲从未提起过其中的缘故,但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
   
   1963年,我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机会时,父亲利用假期返蓉的机会带我到斧头巷姓方的中医家拜师。父亲说一技可以养家,一言可以灭族,要我少读点文学作品,多帮助困难的家庭。
   
   父亲又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的接力棒仍然交不出去,要我一旦到了法定年龄就和当时的一位女友完婚。我不以为然, 心想父亲不是能背诵千余首古诗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么?于是 ,我天天去泡省图书馆,整日编织着自己年轻又渺茫的文学梦。
   
   1978年,我先后发出几十封信,要求对父亲的死因重新调查。1982年,山西方面终于来人。专案组的结论是:父亲是在批斗会上被踢破下身致死的; 自杀的现场是伪造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是父亲在 “向党交心”时写了三首诗,当时认为是反党的。
   
   我们要求追回父亲的遗骸,来人捧出一个用红绸裹着的骨灰盒,盒里只装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说当时是软埋的,由于无任何标志,事隔多年现已无法找到软埋的地址。
   
   父亲的下半生欲避开残酷无益的政治争斗,然而,无情的斗争并没有放过父亲。
   
   如今,为使生活的接力棒能够顺利交接下去,我举家移居美国,留下那座坟,在故乡的龙泉山上。
   
   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
   
   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他(她)们或死于异族的侵凌,或死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或死于彼伏此起的天灾人祸。无论日出日落冬去春来,年年岁岁他(她)们何曾享受过一次祭奠、一缕烟火?!比起他(她)们,父母亲算是幸运的。
   
   我更思念,在那块世世代代播种仇恨,朝朝代代争夺皇冠的土地上,悲剧并没有结束。

   思念,属于明天
   虽然明天难以预见
   但每一朵自在的云霓
   每一顶葱绿的树冠
   就能叫暴烈的天体逆转
   
    
    
   199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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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思念

 
 
   思念,属于从前
  每当清明时节
  去野草丛生的坟头
  悄然无声地
  把晶莹的泪珠点燃
     
   ……
     
   前些天,接到小弟从老家四川寄来的信及照片,信中说他和弟媳于清明日驾摩托车去贾家场上坟,特寄来照片以疗我故土之思。照片上依旧是那座令人魂绕梦牵的,葬着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照片的合葬坟。坟头上野草青青,坟四周桃李争艳,坟当面墓碑上的字迹十分清晰,看得出那是1983年清明日立的……许多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
   
   1968年4月,四川的武斗正逐步升级。那时,我在 “开气找油”的队伍中,地处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临时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闲来无事,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去观看生产队的小煤窑和守窑人的三角形窝棚,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
   
   一日,忽然接到沙君的电报,要我火速赶到成都去处理好友孙从轩君的丧事。我有些茫然,赶回成都后才知道孙君是迫于生活,蹬平板三轮车载人路过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用枪射杀的。
   
   由于孙君家中只有卧于病榻的老母,我们只好瞒着老母,通过警司,在殡仪馆的停尸房內找到了孙君的遗体。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变形。我们请人把孙君遗体上的血汚清洗干净,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运到火葬场火化了。记得当时选了一个刻有荷花的骨灰盒,正中嵌上孙君昔年的小照,如花的年岁,过往的一切就这样轻易地装去了。  
     
   料理好孙君的后事后我赶回家中。听大妹讲,父亲已经很久没有音讯了。弟妹们在五月份照例收到父亲从山西寄来的45元汇单,但过了几天又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张8元的汇单,汇单上无任何留言,从此就音信杳无。
   
   弟妹们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又茫然不知所措,这两月的生活费都是向姨妈和姑姑借的。我想,父亲每月工资不过五十余元,平常每月总是汇回45元,留下十来元生活费,手中并无积蓄。而五月汇回 45元又汇8元,这不是连生活费也汇出了吗?
   
   联想到母亲因生活艰辛不堪批斗于去年投井自杀的情况,我感到那张 8元的汇单是不祥之兆,也许就是一种暗示。
   
   但又想,去年母亲自杀后,我和父亲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左思右想,我得不到结论。只好同弟妹们一起去找姨妈和姑姑商议。谁知姨妈和姑姑都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分别拿出一封內容相同的父亲的亲笔信给我看。
   
   信中讲:“这里有人从山东带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说此次运动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要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云云,因此,张村小学的造反派组织对我进行了批斗。我虽曾在国民党成都军校任过上校筑城教官,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未有过渔肉乡民的行为,历史是清楚的;故每次运动都能改造过关,希望这次也能如此。但是这次打得很凶,所以一旦遭遇不测,请姨妈和姑姑代为照料年幼的儿女……”。
   
   读信后我立即提笔给张村小学负责人写去一信,请他们告知我父亲的情况,以便作子女的好向所在单位的领导交待,并说如果父亲已经去世,请帮忙寄回遗物。不久后我们收到从山西寄来的信及包裹,信中说父亲系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已经服安眠药自绝于人民。包裹里除了四卷毛选外,还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其中棉衣裤上满是血汚,联想到“打得很凶”和父亲绝不会自杀的诺言,使我对来信中所说的服安眠药自杀产生了疑问。
   
   父亲于1909年出生于成都小淖坝巷。小时候家里很穷,无力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遂步行到重庆,经乡亲资助才辗转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任教于武汉军校,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董必武先生,表达过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支持。
   
   1947年,父亲因厌恶不正常的政治争斗而从成都军校退伍。后来为生活计,父亲曾学过中医,也曾推过鸡公车游弋于街头巷尾,叫卖过小百货。1951年,父亲的一位共产党高官同学要父亲去北京某军校任教,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不愿再当军人。
   
   1952年,父亲被山西省招聘团招聘赴山西任教;开始在太原市教高中,后来调到临汾地区教初中,再后来就到了张村小学;虽然父亲从未提起过其中的缘故,但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
   
   1963年,我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机会时,父亲利用假期返蓉的机会带我到斧头巷姓方的中医家拜师。父亲说一技可以养家,一言可以灭族,要我少读点文学作品,多帮助困难的家庭。
   
   父亲又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的接力棒仍然交不出去,要我一旦到了法定年龄就和当时的一位女友完婚。我不以为然, 心想父亲不是能背诵千余首古诗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么?于是 ,我天天去泡省图书馆,整日编织着自己年轻又渺茫的文学梦。
   
   1978年,我先后发出几十封信,要求对父亲的死因重新调查。1982年,山西方面终于来人。专案组的结论是:父亲是在批斗会上被踢破下身致死的; 自杀的现场是伪造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是父亲在 “向党交心”时写了三首诗,当时认为是反党的。
   
   我们要求追回父亲的遗骸,来人捧出一个用红绸裹着的骨灰盒,盒里只装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说当时是软埋的,由于无任何标志,事隔多年现已无法找到软埋的地址。
   
   父亲的下半生欲避开残酷无益的政治争斗,然而,无情的斗争并没有放过父亲。
   
   如今,为使生活的接力棒能够顺利交接下去,我举家移居美国,留下那座坟,在故乡的龙泉山上。
   
   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
   
   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他(她)们或死于异族的侵凌,或死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或死于彼伏此起的天灾人祸。无论日出日落冬去春来,年年岁岁他(她)们何曾享受过一次祭奠、一缕烟火?!比起他(她)们,父母亲算是幸运的。
   
   我更思念,在那块世世代代播种仇恨,朝朝代代争夺皇冠的土地上,悲剧并没有结束。

   思念,属于明天
   虽然明天难以预见
   但每一朵自在的云霓
   每一顶葱绿的树冠
   就能叫暴烈的天体逆转
   
    
    
   199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