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有如雪上加霜，除了与全世界媒体同样承受市场下滑、广告收入减少、裁员等衰势之外，还多了一重政治整肃。因此，决定中国媒体生死的不仅只是互联网时代必经的纸媒市场萎缩，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中国媒体命运的国际大背景

 

对中国媒体命运，必须放置于世界背景之下，否则很难反映其生存艰难背后的复杂因素。

 

美国的电影业仿佛预感到传统媒体已进入“夕阳产业”行列，2016年年初将影业的最高荣光奥斯卡奖授给了影片《聚焦》（Spotlight），这部无论是制作还是演员阵容都不起眼的影片，却挫败了被业界一致看好的《荒野猎人》和《大空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评论者普遍认为，《聚焦》就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用娓娓叙说的方式在悼念纸媒的昔日荣光、传统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以及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我观看这部影片时，虽然知道这个故事与其获奖时距不过14年，但恍惚间总觉得它如今已非常、非常遥远。

 

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花了一年时间，跟踪欧美数十家媒体的报道热点、业界生态，于年底分别推出两组系列报道，勾勒了全球传媒业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图景。

 

全世界的媒体日子都不好过。以财经类权威《华尔街日报》为例，过去两年都经历广告收入下降被迫数度裁员的困境。2016年10月21日

 

该报甚至发出通知，鼓励“大批”员工向公司提出离职买断申请，裁员也已经在酝酿之中。而其他几家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也在各自寻找转型之路。除了借力社交媒体平台之外，还各出高招，CNN将内部划分为三个部门：数字新闻采集节目部、数字新闻编辑部、数字产品部，全力打造移动视频产品电视记者转为全媒体记者，电视新闻机构转为全媒体新闻机构。《纽约时报》尝试过传统的摄像机直播、无人机直播、现场采访直播、音乐表演直播等，通过无人机直播过中国桂林国家公园景区山水风景全貌，引来超过22万用户围观，此外还开辟了专门的美食栏目。

 

即使如此努力，路透社以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等六国的25家商业媒体机构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报告，仍然显示了令人忧虑的结果：报纸阅读率呈现一路下滑趋势，电视的开机率也同步下跌。媒介使用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媒体广告市场的重组和变革。

 

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中国与美欧媒体同步

 

美欧等国媒体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挑战，中国媒体也都同步经历。但《人民日报》与各省党报、政府机关报可以利用自身由权力赋予的特殊地位维持订阅量，进行新闻寻租活动（主要是通过表扬稿获取赞助，或通过掌握某机构、某人黑幕秘事进行敲诈的“污点寻租”），这些我曾在《中国“新闻寻租”现象的忧思》（《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9期，2014年9月5日—9月18日）、《裁撤记者站：迟到的新闻腐败整治》（美国之音，2015年5月28日）中详细分析过。

 

而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冒头的“市场化媒体”几乎都面临数字化时代的巨大挑战，于2017年1月1日停刊的《京华时报》的停刊与其说是政治压力，不如说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这一点在那篇同行悼念文章《“京华”成烟云，纸媒未来是死亡还是重生》中说得很清楚：“《京华时报》身陷困境，亏损严重，突围未果”，“上级主管部门作出了将京华时报社主管主办单位变更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并于2017年1月1日休刊的决定”。对于报社数百名采编人员的安置问题，因为是半官方媒体，因此都按照分层分批的原则，200多个安排进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100余个安排进市属国有文化企业，对于选择自谋职业的员工，也有相应补偿。

 

但国外某著名的新闻NGO在综述中国媒体的困境时，却将《京华时报》这份因市场压力而关停的媒体与其他因政治压力关停的媒体放在一起，认为可能有政治原因。这判断多少有点夸大，因政治因素而关停的中国媒体与网站有不少，但《京华时报》确实不在其中。

 

因政治压力而纷纷凋零的那些中国媒体

 

美国“自由之家”根据2016年中国宣传主管部门下达的管制文件做了分析，政府加意控制的信息按其重视程度，排位如下：党和官员名声、健康与安全、外交事务、官员错误行为、媒体与审查、公民社会、经济。为何最吃紧的经济问题排位反在最后？我猜想是因为经济类文章多为专业性较强的文章，普通读者很难从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理出头绪，远不如其他六项敏感。

 

与别国媒体不同，中国一些思想、内容都比较优秀的媒体往往寿命不长，它们的生与死往往取决于政治因素，但当局总以毫不相干的非政治理由加以整肃。如果说西方媒体正在为扩大市场而发愁，中国却有不缺市场与资金的刊物与网站，仅因政治原因而被关闭，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炎黄春秋》。该杂志创办于1991年，由退休干部主办，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党内官员各种形式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往往再现了一些官史不载的细节与内幕，让读者丰富了见闻，尤其是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历史事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某些中共高层人士甚至构成颠覆性的评价。这本杂志有稳定的读者群，现在已有十几万订户，从经济效益看，《炎黄春秋》创办21年来，未从政府那里拿一分钱财政拨款，完全依靠订阅费生存，它的被强行“接管”，只因这本杂志不见容于当局。

 

另一个网站“共识网”的关闭，涉及到的原因更复杂，意味着党内“曾庆红路线”的结束。这条“路线”确实存在，国内外中国人无人敢点破，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不知这个话题有多敏感，于2015年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原因是习近平放弃了曾庆红的开放宽容路线。他说：“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共为避免衰落命运而采取了所谓‘动态的方式’，……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伟认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但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沈大伟先生这一判断，是得自于自己的判断，还是来自中国政治高层内部人士的“耳语”，外界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确是事实。共识网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取代以美国为基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这家杂志曾以对中国实时跟进的学术研究为主旨，问题意识为主导，赢得了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喜爱。出于北京的谋划，《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在2009年实际死亡之后，共识网将这本杂志原来的作者基本接收（非全盘），宣称自己的主要功能是补房而非拆屋。由于海内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学术性刊物、网站几乎被中共扫荡一空，共识网的存在很受欢迎。但这个由中共内部资金支撑，却有一定自由度的网站被关闭，引起的惋惜情绪来自海内外多方面，也让对中共改革尚存一线期盼的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希望。

 

将2016年的状况做一总结，那就是：数字化时代对各国媒体的挑战都是相似的，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媒体则各有各的困难。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趋势来看，假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愿望能实现，中国将回到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垄断中国舆论的时代。但形势比人强，只要中国还想在网络科技时代分一杯羹，这愿望永远无法达成。

2016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有如雪上加霜，除了与全世界媒体同样承受市场下滑、广告收入减少、裁员等衰势之外，还多了一重政治整肃。因此，决定中国媒体生死的不仅只是互联网时代必经的纸媒市场萎缩，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中国媒体命运的国际大背景

 

对中国媒体命运，必须放置于世界背景之下，否则很难反映其生存艰难背后的复杂因素。

 

美国的电影业仿佛预感到传统媒体已进入“夕阳产业”行列，2016年年初将影业的最高荣光奥斯卡奖授给了影片《聚焦》（Spotlight），这部无论是制作还是演员阵容都不起眼的影片，却挫败了被业界一致看好的《荒野猎人》和《大空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评论者普遍认为，《聚焦》就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用娓娓叙说的方式在悼念纸媒的昔日荣光、传统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以及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我观看这部影片时，虽然知道这个故事与其获奖时距不过14年，但恍惚间总觉得它如今已非常、非常遥远。

 

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花了一年时间，跟踪欧美数十家媒体的报道热点、业界生态，于年底分别推出两组系列报道，勾勒了全球传媒业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图景。

 

全世界的媒体日子都不好过。以财经类权威《华尔街日报》为例，过去两年都经历广告收入下降被迫数度裁员的困境。2016年10月21日

 

该报甚至发出通知，鼓励“大批”员工向公司提出离职买断申请，裁员也已经在酝酿之中。而其他几家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也在各自寻找转型之路。除了借力社交媒体平台之外，还各出高招，CNN将内部划分为三个部门：数字新闻采集节目部、数字新闻编辑部、数字产品部，全力打造移动视频产品电视记者转为全媒体记者，电视新闻机构转为全媒体新闻机构。《纽约时报》尝试过传统的摄像机直播、无人机直播、现场采访直播、音乐表演直播等，通过无人机直播过中国桂林国家公园景区山水风景全貌，引来超过22万用户围观，此外还开辟了专门的美食栏目。

 

即使如此努力，路透社以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等六国的25家商业媒体机构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报告，仍然显示了令人忧虑的结果：报纸阅读率呈现一路下滑趋势，电视的开机率也同步下跌。媒介使用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媒体广告市场的重组和变革。

 

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中国与美欧媒体同步

 

美欧等国媒体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挑战，中国媒体也都同步经历。但《人民日报》与各省党报、政府机关报可以利用自身由权力赋予的特殊地位维持订阅量，进行新闻寻租活动（主要是通过表扬稿获取赞助，或通过掌握某机构、某人黑幕秘事进行敲诈的“污点寻租”），这些我曾在《中国“新闻寻租”现象的忧思》（《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9期，2014年9月5日—9月18日）、《裁撤记者站：迟到的新闻腐败整治》（美国之音，2015年5月28日）中详细分析过。

 

而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冒头的“市场化媒体”几乎都面临数字化时代的巨大挑战，于2017年1月1日停刊的《京华时报》的停刊与其说是政治压力，不如说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这一点在那篇同行悼念文章《“京华”成烟云，纸媒未来是死亡还是重生》中说得很清楚：“《京华时报》身陷困境，亏损严重，突围未果”，“上级主管部门作出了将京华时报社主管主办单位变更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并于2017年1月1日休刊的决定”。对于报社数百名采编人员的安置问题，因为是半官方媒体，因此都按照分层分批的原则，200多个安排进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100余个安排进市属国有文化企业，对于选择自谋职业的员工，也有相应补偿。

 

但国外某著名的新闻NGO在综述中国媒体的困境时，却将《京华时报》这份因市场压力而关停的媒体与其他因政治压力关停的媒体放在一起，认为可能有政治原因。这判断多少有点夸大，因政治因素而关停的中国媒体与网站有不少，但《京华时报》确实不在其中。

 

因政治压力而纷纷凋零的那些中国媒体

 

美国“自由之家”根据2016年中国宣传主管部门下达的管制文件做了分析，政府加意控制的信息按其重视程度，排位如下：党和官员名声、健康与安全、外交事务、官员错误行为、媒体与审查、公民社会、经济。为何最吃紧的经济问题排位反在最后？我猜想是因为经济类文章多为专业性较强的文章，普通读者很难从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理出头绪，远不如其他六项敏感。

 

与别国媒体不同，中国一些思想、内容都比较优秀的媒体往往寿命不长，它们的生与死往往取决于政治因素，但当局总以毫不相干的非政治理由加以整肃。如果说西方媒体正在为扩大市场而发愁，中国却有不缺市场与资金的刊物与网站，仅因政治原因而被关闭，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炎黄春秋》。该杂志创办于1991年，由退休干部主办，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党内官员各种形式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往往再现了一些官史不载的细节与内幕，让读者丰富了见闻，尤其是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历史事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某些中共高层人士甚至构成颠覆性的评价。这本杂志有稳定的读者群，现在已有十几万订户，从经济效益看，《炎黄春秋》创办21年来，未从政府那里拿一分钱财政拨款，完全依靠订阅费生存，它的被强行“接管”，只因这本杂志不见容于当局。

 

另一个网站“共识网”的关闭，涉及到的原因更复杂，意味着党内“曾庆红路线”的结束。这条“路线”确实存在，国内外中国人无人敢点破，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不知这个话题有多敏感，于2015年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原因是习近平放弃了曾庆红的开放宽容路线。他说：“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共为避免衰落命运而采取了所谓‘动态的方式’，……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伟认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但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沈大伟先生这一判断，是得自于自己的判断，还是来自中国政治高层内部人士的“耳语”，外界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确是事实。共识网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取代以美国为基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这家杂志曾以对中国实时跟进的学术研究为主旨，问题意识为主导，赢得了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喜爱。出于北京的谋划，《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在2009年实际死亡之后，共识网将这本杂志原来的作者基本接收（非全盘），宣称自己的主要功能是补房而非拆屋。由于海内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学术性刊物、网站几乎被中共扫荡一空，共识网的存在很受欢迎。但这个由中共内部资金支撑，却有一定自由度的网站被关闭，引起的惋惜情绪来自海内外多方面，也让对中共改革尚存一线期盼的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希望。

 

将2016年的状况做一总结，那就是：数字化时代对各国媒体的挑战都是相似的，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媒体则各有各的困难。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趋势来看，假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愿望能实现，中国将回到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垄断中国舆论的时代。但形势比人强，只要中国还想在网络科技时代分一杯羹，这愿望永远无法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