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抓捕多人仍下落不明

 

 

深圳大抓捕行动其中被监居的深圳公民王军，其妻严均均（中）及两名代表律师，周三（25日)到疑似国保办公室申请会见被拒。(照片来自维权人士，拍摄日期2017年1月25日)

 

临近春节，广东省深圳巿大抓捕行动，至今大部份人仍然下落不明。其中王军家属及律师向国保申请会见被拒，另一失踪者王建华家属到深圳寻找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海蓝 报道）

 

王军妻子严均均周五（27日）向本台表示，她与代表律师王国芳、黄沙，周三（25日）到国保一处办公地点拟申请会见丈夫，但对方否认是国保支队，拒絶接收材料，也不肯透露王军的情况，没有人理会。

 

严均均说：他们不承认那边是国保支队，然后他们说不能接受我们的资料，也没有人出来跟我们讲王军的事情，我们想去交涉，想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没有达到。

 

她又指，春节前夕，别人都全家团聚，现在不知道丈夫的具体情况，当然非常担心。

 

王军于去年12月15日被指涉嫌颠覆罪指定监视居住，但家属在1月7日才收到深圳公安局的文件。

 

此外，深圳公民王建华自去年11月24日在工作地点被人带走后，至今失踪两个多月，其妻李女士上周从河南到深圳寻找。她表示，丈夫失去联络两个多月，她曾到深圳巿公安局查询，但没有答覆，家属至今没收过任何通知书。春节后，她可能没办法再到深圳查询。

 

李女士说：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收到王建华的什么通知（文件）。春节之后，可能不方便，我1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怎么走得开。

 

在深圳工作的江西公民李南海，亦失踪逾两个月，家属没收到警方任何通知文件。李南海父亲表示，儿子的代表律师黄沙，两天前曾到深圳巿公安局查询其下落，公安还是不理睬，至今家属没收到通知文件。他又指，儿子是家中的经济支柱，现在失踪逾两个月，没有收入，家中靠借款度过春节，对他的情况也感到焦虑。

 

李父说：这样一搞的话，一家人的生活，本来是靠他生活，他不但没有赚钱，还把整个家里的钱借呀、贷呀，主要就是靠他。

 

记者曾致电深圳巿公安局，电话没法打通。

 

深圳5名同住在龙岗杨美村的公民，包括邓洪成、萧兵、王威、火焱、沈力，去年11月14日相约朋友到五和地铁附近聚餐，翌日失联。网友及朋友先后到住处寻找，其后陆续失联，包括丁岩、王军、黄安阳及邓洪成侄儿邓剑峰、李南海等，连同王建华、宋立前相继失联，至今仍然有9人失踪、邓立洪及王军确认监居，邓剑峰取保释放。

 

 

原“劳改基金会”通讯员苟中山出狱 外界发起关注行动

 

 

苟中山（记者忻霖提供）

 

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重判13年徒刑的原美国“劳改基金会”及“观察网站”指定通讯员、前香港“中国资讯中心”驻成都通讯员苟中山，去年4月提前释放出狱。但是他案子、他在狱中的情况，以及他出狱以后的处境，最近才逐渐被外界知晓。日前，中国各地的公民圈发起了对苟中山的关注和捐助行动。

 

十多年前中国当局起诉苟中山的罪状有：为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及“观察网站”等提供相关监狱及劳改场所的文图资讯并撰写与人权有关的文章；为“劳改基金会”调查“活体摘取”、“死刑犯人体器官移植”等情况，并曾先后三次到四川省境内滨江监狱、锦江监狱和新源监狱拍录下相关图片；将成都市温江区天主教堂4张外景图片发给“香港资讯中心”、撰写发布“中共政府在全国展开严厉打击异教组织行动”短讯，以及曾将一位中国核技术专家所获国防科技一等奖的奖章和证书拍照。而这些，都成为苟中山“向境外机构提供杜撰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核技术合作的资讯”的证据。

 

苟中山在发给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中称：

 

“我是2006年4月秘密失踪的。我以前在中国信息中心观察杂志社为（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弘达先生工作，那个时候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主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个就是死囚犯问题、还有一个是劳改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问题。我那个时候23岁左右。在监狱里面经历了一些苦难，我自己的身体状况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对我的身体心理打击摧残很严重。另外，我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苟中山告诉本台，他一直没有认罪，认为自己是本着良心做事：

 

“我的法律文书上我没有签字，还有审判的口供我没有签字，自始至终我没有认罪或签字确认他们的判决。我给劳改基金会发布的中国死刑、死囚犯器官还有劳改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我是20几岁进去的，我一个农民的孩子有这个能力和机会推翻国家政权、夺取国家政权吗？那个年龄阶段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了，但在监狱里面是另外一套体系管理我，你可以想像那个斗争是多么激烈，包括语言和行为思想动态这些方面都全是反的。”

 

苟中山说，他坐牢整整10年，合计有三年时间是关在禁闭室，期间曾遭到虐待，还曾因营养不良差点死掉：

 

“我在监狱里面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禁闭室里度过的，我左眼受的伤现在还有。在川东监狱不准上厕所，我偏要上厕所，你知道监狱监管体系，他枪打出头鸟很严厉的。现在出来以后我常晕厥，极度缺乏营养，人整个就差点死掉。”

 

苟中山告诉本台记者，他出来后很想靠自己改善目前的境况，积极找工作，但因为坐牢的经历被很多公司拒之门外，而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

 

“我出来以后确实极度艰难，住在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巴中那个地方住的是危房。再一个我家里面父母年龄也大了，我坐了十年牢，对他们心理和经济上打击很大。我弟弟也是因为我坐牢考上大学没有读。我的堂姐说家族的孩子参军、考公务员、读重点大学受到挫败，始终是认为是因为我。中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使这些都受到严重影响，摧毁了亲情。”

 

苟中山被捕后的遭遇一直鲜为人知，其家人从未获取任何援助。他的事迹直至2016年他出狱后才逐渐被世人知晓。日前，各地公民圈对苟中山发起了关注和捐助行动。

 

关注苟中山的四川异议人士黄晓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苟中山间谍案就是一个冤案，他是一个专职记者，当局指他刺探到有损国家形象和国防安全的信息。黄晓敏认为，如果死囚器官买卖不属于违法，那么他的“偷拍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而他接近核专家获取所谓的“绝密信息”，内容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他把青春交给自由事业，如今出狱却面临生活困境，希望外界关注：

 

“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做了对人类、对社会也包括对我们这个民族非常正义勇敢地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蒙受了十年失去自由，被外人所不知、被家人甚至也不理解、也不支持这样的困苦卓绝的环境里面走了出来，小苟和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惊心动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故事，还值得我们去挖掘总结。那时候的劳改基金会吴弘达先生，他（苟中山）为他进行工作，秘密在大陆调查、采证，现在中国政府也是把它作为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信息，被中央政府鉴定为机密文件，就把它定性为谍报、与敌对势力勾结。”

深圳大抓捕多人仍下落不明

 

 

深圳大抓捕行动其中被监居的深圳公民王军，其妻严均均（中）及两名代表律师，周三（25日)到疑似国保办公室申请会见被拒。(照片来自维权人士，拍摄日期2017年1月25日)

 

临近春节，广东省深圳巿大抓捕行动，至今大部份人仍然下落不明。其中王军家属及律师向国保申请会见被拒，另一失踪者王建华家属到深圳寻找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海蓝 报道）

 

王军妻子严均均周五（27日）向本台表示，她与代表律师王国芳、黄沙，周三（25日）到国保一处办公地点拟申请会见丈夫，但对方否认是国保支队，拒絶接收材料，也不肯透露王军的情况，没有人理会。

 

严均均说：他们不承认那边是国保支队，然后他们说不能接受我们的资料，也没有人出来跟我们讲王军的事情，我们想去交涉，想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没有达到。

 

她又指，春节前夕，别人都全家团聚，现在不知道丈夫的具体情况，当然非常担心。

 

王军于去年12月15日被指涉嫌颠覆罪指定监视居住，但家属在1月7日才收到深圳公安局的文件。

 

此外，深圳公民王建华自去年11月24日在工作地点被人带走后，至今失踪两个多月，其妻李女士上周从河南到深圳寻找。她表示，丈夫失去联络两个多月，她曾到深圳巿公安局查询，但没有答覆，家属至今没收过任何通知书。春节后，她可能没办法再到深圳查询。

 

李女士说：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收到王建华的什么通知（文件）。春节之后，可能不方便，我1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怎么走得开。

 

在深圳工作的江西公民李南海，亦失踪逾两个月，家属没收到警方任何通知文件。李南海父亲表示，儿子的代表律师黄沙，两天前曾到深圳巿公安局查询其下落，公安还是不理睬，至今家属没收到通知文件。他又指，儿子是家中的经济支柱，现在失踪逾两个月，没有收入，家中靠借款度过春节，对他的情况也感到焦虑。

 

李父说：这样一搞的话，一家人的生活，本来是靠他生活，他不但没有赚钱，还把整个家里的钱借呀、贷呀，主要就是靠他。

 

记者曾致电深圳巿公安局，电话没法打通。

 

深圳5名同住在龙岗杨美村的公民，包括邓洪成、萧兵、王威、火焱、沈力，去年11月14日相约朋友到五和地铁附近聚餐，翌日失联。网友及朋友先后到住处寻找，其后陆续失联，包括丁岩、王军、黄安阳及邓洪成侄儿邓剑峰、李南海等，连同王建华、宋立前相继失联，至今仍然有9人失踪、邓立洪及王军确认监居，邓剑峰取保释放。

 

 

原“劳改基金会”通讯员苟中山出狱 外界发起关注行动

 

 

苟中山（记者忻霖提供）

 

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重判13年徒刑的原美国“劳改基金会”及“观察网站”指定通讯员、前香港“中国资讯中心”驻成都通讯员苟中山，去年4月提前释放出狱。但是他案子、他在狱中的情况，以及他出狱以后的处境，最近才逐渐被外界知晓。日前，中国各地的公民圈发起了对苟中山的关注和捐助行动。

 

十多年前中国当局起诉苟中山的罪状有：为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及“观察网站”等提供相关监狱及劳改场所的文图资讯并撰写与人权有关的文章；为“劳改基金会”调查“活体摘取”、“死刑犯人体器官移植”等情况，并曾先后三次到四川省境内滨江监狱、锦江监狱和新源监狱拍录下相关图片；将成都市温江区天主教堂4张外景图片发给“香港资讯中心”、撰写发布“中共政府在全国展开严厉打击异教组织行动”短讯，以及曾将一位中国核技术专家所获国防科技一等奖的奖章和证书拍照。而这些，都成为苟中山“向境外机构提供杜撰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核技术合作的资讯”的证据。

 

苟中山在发给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中称：

 

“我是2006年4月秘密失踪的。我以前在中国信息中心观察杂志社为（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弘达先生工作，那个时候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主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个就是死囚犯问题、还有一个是劳改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问题。我那个时候23岁左右。在监狱里面经历了一些苦难，我自己的身体状况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对我的身体心理打击摧残很严重。另外，我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苟中山告诉本台，他一直没有认罪，认为自己是本着良心做事：

 

“我的法律文书上我没有签字，还有审判的口供我没有签字，自始至终我没有认罪或签字确认他们的判决。我给劳改基金会发布的中国死刑、死囚犯器官还有劳改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我是20几岁进去的，我一个农民的孩子有这个能力和机会推翻国家政权、夺取国家政权吗？那个年龄阶段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了，但在监狱里面是另外一套体系管理我，你可以想像那个斗争是多么激烈，包括语言和行为思想动态这些方面都全是反的。”

 

苟中山说，他坐牢整整10年，合计有三年时间是关在禁闭室，期间曾遭到虐待，还曾因营养不良差点死掉：

 

“我在监狱里面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禁闭室里度过的，我左眼受的伤现在还有。在川东监狱不准上厕所，我偏要上厕所，你知道监狱监管体系，他枪打出头鸟很严厉的。现在出来以后我常晕厥，极度缺乏营养，人整个就差点死掉。”

 

苟中山告诉本台记者，他出来后很想靠自己改善目前的境况，积极找工作，但因为坐牢的经历被很多公司拒之门外，而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

 

“我出来以后确实极度艰难，住在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巴中那个地方住的是危房。再一个我家里面父母年龄也大了，我坐了十年牢，对他们心理和经济上打击很大。我弟弟也是因为我坐牢考上大学没有读。我的堂姐说家族的孩子参军、考公务员、读重点大学受到挫败，始终是认为是因为我。中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使这些都受到严重影响，摧毁了亲情。”

 

苟中山被捕后的遭遇一直鲜为人知，其家人从未获取任何援助。他的事迹直至2016年他出狱后才逐渐被世人知晓。日前，各地公民圈对苟中山发起了关注和捐助行动。

 

关注苟中山的四川异议人士黄晓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苟中山间谍案就是一个冤案，他是一个专职记者，当局指他刺探到有损国家形象和国防安全的信息。黄晓敏认为，如果死囚器官买卖不属于违法，那么他的“偷拍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而他接近核专家获取所谓的“绝密信息”，内容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他把青春交给自由事业，如今出狱却面临生活困境，希望外界关注：

 

“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做了对人类、对社会也包括对我们这个民族非常正义勇敢地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蒙受了十年失去自由，被外人所不知、被家人甚至也不理解、也不支持这样的困苦卓绝的环境里面走了出来，小苟和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惊心动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故事，还值得我们去挖掘总结。那时候的劳改基金会吴弘达先生，他（苟中山）为他进行工作，秘密在大陆调查、采证，现在中国政府也是把它作为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信息，被中央政府鉴定为机密文件，就把它定性为谍报、与敌对势力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