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数据造假（网络图片）

201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以《“黑东北”成了时髦》为题，指责“少部分人盯住东北不放”，就差没有把“唱空唱衰” 的人打成“敌对势力”了。然而，辽宁省开始了“自黑”。1月17日，辽宁省长陈求发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比例高达23%。2013年岫岩县虚增财政收入8.47亿元，超同年实际财政收入的127%。

辽宁能够“自黑”，绝不是财政部负责人所表扬的敢于“直面问题，不遮丑，不护短”，而是当届省委领导班子不得不与原辽宁省长薄熙来和省委书记王珉的“辉煌政绩”进行切割，不得不撇清辽宁省经济增长在全国“打狼”的责任。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成为7年来中国首个报告出现负增长的省份。

财政数据造假在中国是旧常态变新常态，2012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虚假程度达到20%至30%，最高的还有50%。”

财政数据造假的后果是纳税人埋单。虚高的财政数据，不仅给国家决策带来直接危害，容易形成误判，使其对策失准，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降低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危及可持续发展。更何况，在分税制体制下，财政收入虚增的税收数额，也要按比例向中央和省上缴。因此，辽宁数字造假，纳税人没有得到好处不说，相当于平均每人要多交税收1000元。由此可明白，为什么农民种植、养殖都赔钱，为什么打工者的工资不涨，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全世界撒钱……“官员吹牛百姓上税”，不仅让纳税人付出了惨痛代价，而且更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前几年，东北曾流传这样一副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这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文化已经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其社会危害程度并不亚于贪腐。去年上半年，辽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为-1.3%。东北地区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这与长期经济数据不真实，存在大范围造假有直接关系。

中共喉舌媒体在分析财政数据造假的原因时，总是有难言之隐，只能说到“扭曲的政绩观”为止。“扭曲的政绩观”只能算是一个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饭锅属于党”。

按宪法规定，饭和锅都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做主”，政府是人民的仆人，官员的饭碗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然而，习近平有“饭锅论”：“绝对不能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在“习核心”的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天下的百姓、资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派往各地的大小官员，把老百姓看成他们的奴仆，认为老百姓的一切都是他们赐予的，所以，就有了全国人民的父亲“习大大”，就有了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共产党成为纳税人的衣食父母后，在财政数据上造个假，是顺理成章和天经地义的事，纳税人多上点税理所当然。同时，好看的统计数据，不仅为上级领导添政绩，也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饭锅属于党”的合法性提供了唯一的证据，所以一些地方尽管明知下级数据有假并造成纳税人负担过重，却视而不见，保持“思想高度统一”。

按政府属性，饭和锅都属于人民。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承担着一种公共受托的责任。纳税人向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交纳了一定的税收以后，政府就成为实实在在的大管家，作为主人的纳税人要求政府管好财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政府在收取纳税人的税收后，主要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安全、秩序、公民基本权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在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全过程，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是由纳税人与收税人的基本关系所决定的。但“饭锅属于党”后，“主人”根本没有权力去监督“仆人”，“仆人”身靠锅边先得月，靠锅吃锅吃成富可敌国，对“主人”不仅没有丝毫感恩，还要向中央政府提供虚假的财政收入数字，让中央政府无法科学地向“主人”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涨船高的税收让“主人”雪上加霜。

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饭和锅都属于人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服务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公共财政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按社会公意公益来进行的一种社会集中性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产品是满足每个人的特殊需要的，人们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即所谓的“货币投票”来抉择；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种集合性需要，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有不同的偏好，同时对承担提供公共产品成本存在漠不关心或“搭便车”的心理，所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通过公民的买卖来作出决定，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即所谓的“政治投票”作出决策。公共选择主要体现为通过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审批政府预算和决算。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制度，也赋予了它监督政府财政的权力，但是，在“饭锅属于党”的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制度成为“婊子的牌坊”。

广东省东部的一位镇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2012年镇政府财政收入为零，但在镇政府工作报告中写了1000万元，在人大会议上全票通过了。（《南方农村报》12月23日）镇政府向镇人大作报告，作为本镇人的这些人大代表，对镇级财政收入理当有基本了解，再怎么也不至于都对“零收入”与“1000万”这两个概念一无所觉。再说辽宁，各市县那些虚假的政府报告在人大会议上无不是“高票通过。2016年，随着省委书记王珉的倒台，45名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因贿赂和贿选丑闻被中国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大除名，另有523名辽宁省级人大代表因卷入丑闻而辞职或被取消代表资格，几乎使省人大瘫痪。人民代表是花钱买来的，他们不可能去关心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死活。人民代表主要由官员、黑社会老大、歌姬及御用文人组成，他们要“讲组织纪律，守政治规矩”，不可能去为人民说话。

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共财政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其收支必然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切公共财政收支活动必须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中国已经不缺法律，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预算法》、《统计法》，都明确规范“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都明确违法者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记过、撤职直至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饭锅属于党”的条件下，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无法无天的，只要有他的一句话，造假数字在“四套领导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监督审查下，一定会顺利过关。因为他们的饭碗掌握在“一把手”里，与纳税人没有任何关系。

辽宁自黑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的通稿中提出四条整改措施，在这之前已经有上百条措施了，其中有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财政部《财政管理绩效考核与激励暂行办法》……即使再出台一万条措施，也不低一条措施有效，就是还锅于民，把“饭锅属于党”变成“饭锅属于人民”。

财政数据造假（网络图片）

201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以《“黑东北”成了时髦》为题，指责“少部分人盯住东北不放”，就差没有把“唱空唱衰” 的人打成“敌对势力”了。然而，辽宁省开始了“自黑”。1月17日，辽宁省长陈求发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比例高达23%。2013年岫岩县虚增财政收入8.47亿元，超同年实际财政收入的127%。

辽宁能够“自黑”，绝不是财政部负责人所表扬的敢于“直面问题，不遮丑，不护短”，而是当届省委领导班子不得不与原辽宁省长薄熙来和省委书记王珉的“辉煌政绩”进行切割，不得不撇清辽宁省经济增长在全国“打狼”的责任。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成为7年来中国首个报告出现负增长的省份。

财政数据造假在中国是旧常态变新常态，2012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虚假程度达到20%至30%，最高的还有50%。”

财政数据造假的后果是纳税人埋单。虚高的财政数据，不仅给国家决策带来直接危害，容易形成误判，使其对策失准，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降低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危及可持续发展。更何况，在分税制体制下，财政收入虚增的税收数额，也要按比例向中央和省上缴。因此，辽宁数字造假，纳税人没有得到好处不说，相当于平均每人要多交税收1000元。由此可明白，为什么农民种植、养殖都赔钱，为什么打工者的工资不涨，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全世界撒钱……“官员吹牛百姓上税”，不仅让纳税人付出了惨痛代价，而且更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前几年，东北曾流传这样一副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这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文化已经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其社会危害程度并不亚于贪腐。去年上半年，辽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为-1.3%。东北地区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这与长期经济数据不真实，存在大范围造假有直接关系。

中共喉舌媒体在分析财政数据造假的原因时，总是有难言之隐，只能说到“扭曲的政绩观”为止。“扭曲的政绩观”只能算是一个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饭锅属于党”。

按宪法规定，饭和锅都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做主”，政府是人民的仆人，官员的饭碗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然而，习近平有“饭锅论”：“绝对不能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在“习核心”的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天下的百姓、资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派往各地的大小官员，把老百姓看成他们的奴仆，认为老百姓的一切都是他们赐予的，所以，就有了全国人民的父亲“习大大”，就有了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共产党成为纳税人的衣食父母后，在财政数据上造个假，是顺理成章和天经地义的事，纳税人多上点税理所当然。同时，好看的统计数据，不仅为上级领导添政绩，也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饭锅属于党”的合法性提供了唯一的证据，所以一些地方尽管明知下级数据有假并造成纳税人负担过重，却视而不见，保持“思想高度统一”。

按政府属性，饭和锅都属于人民。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承担着一种公共受托的责任。纳税人向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交纳了一定的税收以后，政府就成为实实在在的大管家，作为主人的纳税人要求政府管好财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政府在收取纳税人的税收后，主要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安全、秩序、公民基本权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在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全过程，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是由纳税人与收税人的基本关系所决定的。但“饭锅属于党”后，“主人”根本没有权力去监督“仆人”，“仆人”身靠锅边先得月，靠锅吃锅吃成富可敌国，对“主人”不仅没有丝毫感恩，还要向中央政府提供虚假的财政收入数字，让中央政府无法科学地向“主人”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涨船高的税收让“主人”雪上加霜。

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饭和锅都属于人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服务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公共财政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按社会公意公益来进行的一种社会集中性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产品是满足每个人的特殊需要的，人们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即所谓的“货币投票”来抉择；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种集合性需要，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有不同的偏好，同时对承担提供公共产品成本存在漠不关心或“搭便车”的心理，所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通过公民的买卖来作出决定，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即所谓的“政治投票”作出决策。公共选择主要体现为通过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审批政府预算和决算。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制度，也赋予了它监督政府财政的权力，但是，在“饭锅属于党”的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制度成为“婊子的牌坊”。

广东省东部的一位镇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2012年镇政府财政收入为零，但在镇政府工作报告中写了1000万元，在人大会议上全票通过了。（《南方农村报》12月23日）镇政府向镇人大作报告，作为本镇人的这些人大代表，对镇级财政收入理当有基本了解，再怎么也不至于都对“零收入”与“1000万”这两个概念一无所觉。再说辽宁，各市县那些虚假的政府报告在人大会议上无不是“高票通过。2016年，随着省委书记王珉的倒台，45名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因贿赂和贿选丑闻被中国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大除名，另有523名辽宁省级人大代表因卷入丑闻而辞职或被取消代表资格，几乎使省人大瘫痪。人民代表是花钱买来的，他们不可能去关心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死活。人民代表主要由官员、黑社会老大、歌姬及御用文人组成，他们要“讲组织纪律，守政治规矩”，不可能去为人民说话。

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共财政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其收支必然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切公共财政收支活动必须纳入法制规范的范围。中国已经不缺法律，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预算法》、《统计法》，都明确规范“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都明确违法者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记过、撤职直至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饭锅属于党”的条件下，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无法无天的，只要有他的一句话，造假数字在“四套领导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监督审查下，一定会顺利过关。因为他们的饭碗掌握在“一把手”里，与纳税人没有任何关系。

辽宁自黑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的通稿中提出四条整改措施，在这之前已经有上百条措施了，其中有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财政部《财政管理绩效考核与激励暂行办法》……即使再出台一万条措施，也不低一条措施有效，就是还锅于民，把“饭锅属于党”变成“饭锅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