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境外中文網出於維護習近平形象目的，稱「茅于軾被全面封殺與周強有關」，即是說茅聯署敦促周強辭職公開信是被封殺的主要原因。此類曲意說法一是讓人聯想到周強是團派，猜測周高調反對司法獨立是在給習攪局；二是無形中淡化了「北京市」概念，以使習的親信蔡奇不被知識界指責。事實上，對茅微博以及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其他機構網站進行封殺的執法單位正是北京市網信辦，而這是在蔡奇正式當選市長翌日。
消息證實蔡奇在由國安委下設辦公室副主任升為常務副主任（明確為正部級）時，曾於內部會議點名說：「茅于軾是第一個公開為邪教『鳴冤』的人，他們現在還有聯繫；他想放下天則的殼子，另組人文經濟學會來做成知識界的『團結工會』。」有據可查的是，茅在內部雜誌《天則通訊》上批評過當局的打擊「邪教」政策，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另有消息說：「人文經濟學會註冊於香港、活動於大陸，本該被民政部『打假』，但民政部怕引起較大國際影響而沒動手。」相關資訊則證明國安委一直認為人文經濟學會既與「國際敵對勢力」關係密切，又與某個「邪教」有牽扯。
江澤民因素仍被深度忌憚
北京資深觀察人士對蔡奇下令封殺茅于軾並不吃驚，私下稱：「看看他們怎麼對待人文經濟學會吧。」據悉：國安委對成立於二○○四年的香港獅子山學會正在進行「側面摸底」，該學會被國安委認為是人文經濟學會的最重要支持者暨合作方，也與某個「邪教」關係密切。公開信息則表明獅子山學會是一個崇尚哈耶克思想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沙龍，效仿哈耶克的朝聖山學社而已。
對茅于軾有好感的經濟研究人士透露：「茅老對團派相對有好感，認為李克強可以勝任，而對太子黨體系只說『他們重要』而未予好評。在經濟政策方面，他比較認同江澤民的半自由方向。」另有知情人指出：十多年前，茅批評江打擊「邪教」政策而未致後者採取封殺措施，一則是茅認同江的半自由經濟政策，二則江茅同為上海交大傑出校友。不過，江是一九四七年畢業生，專業為機電；茅是一九五○年畢業生，專業為機車。雖然在學校時，茅不認識江且在傑出校友平臺與江亦無交流，但習近平派系一直私下認為他在為江的經濟政策張目，而對習的經濟政策多有間接批評。
外界難以真實瞭解習近平派系與江澤民派系的關係現狀，但有兩種說法可供參考：其一，習派反腐不再專門針對江系，且以掃尾為主（已抓貪官盡快交付審判程序）；其二，江系心有不安，準備在十九大時發動絕對地反擊，「程序性解決習近平專政」。在這種大背景下，蔡奇拿最著名自由主義學者茅于軾「開刀」也不奇怪。
北京詭異方法解套公安
儘管周強屬副國級，但在黨內其仍是中央委員，沒有權能指揮北京市（地方）的網信辦去封殺茅于軾。另一端，周的反司法獨立言論傳達了習近平的政治願望，並且，該種願望終在北京市法院體系真切表達出來。西城區法院副院長劉建勳在公開表態時，說了兩大要點：一個是維護政權安全，必須防止國際敵對勢力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另一個是警惕個別公知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在國內激化社會矛盾。總的看，蔡奇於去年十月份由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轉任北京代市長後，北京市的極左色彩日益明顯。
雷洋案「意外了結」，被維護習近平的某些境外中文網指為反習勢力攪局，但它們忘了兩點：其一，習近平是分管政法的常委，孟建柱名義上是中央政法委書記，實質上只起傳達指示的作用，雷洋案「意外了結」之拍板權非習莫屬；其二，雷洋案「意外了結」是蔡奇調任北京（黨職為市委常委、第一副書記）後的兩個月內，「元旦之前必辦」情形不言自明。儘管沒有可靠官場資訊證明北京市政法系統，在雷洋案處置上發生巨大分歧以致越拖越引發社會輿論不滿，但蔡以「欽差御派」方式介入，快刀斬亂麻是有根本原因的。北京市自成體系「對抗中央」的習慣非只在習近平這任總書記時才有，江澤民與鄧系的陳希同激鬥過，胡錦濤到任期末才擠走江系的劉淇，讓自己的親信郭金龍做「長期善後」。
雷洋案之初，習派的公安局長、副市長王小洪曾聲言絕不姑息，以借此收拾郭金龍在公安方面的佈線，但終因經驗不足而被套住。為了給北京公安解套，一月十八日，蔡奇以北京市代市長身份邀請孟建柱、郭聲琨參加「北京榜樣‧最美警察」表彰活動，對外宣示中央政法委對北京公安的肯定與支持。其他參會政要還有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傅振華，但王小洪未得出席，儘管他有公安部副部長之銜級。
兩千萬畢業生沒穩定工作
周強沒有權能指揮北京市網信辦封殺茅于軾，但身為排在書記孟建柱、副書記郭聲琨之後的中央政法委第一委員，可以協助蔡奇在北京市執行習近平的命令。而且，封殺茅于軾不算大動作，儘管造成的輿論衝擊效果非常強烈。習要打擊某個「邪教」，也不再考慮後者「逢江必罵，逢習必捧」的一貫態度。在封殺茅于軾四天後，最高法與最高檢聯合發出司法解釋，明確「七種邪教犯罪行為將從重處罰」，其包括「以貨幣為載體宣揚邪教」。這一點表明「習近平會平反乃至在利用某個『邪教』的說法」徹底破產。
對習近平仍抱希望的人士指出：「即便江系一直利用境外反習網站指責習總利用某個『邪教』，特別是某個『邪教』披露的預測性反腐信息比較準確，但在維護政權安全方面，習總不敢大意。」北京情治系統認為某個「邪教」會在關鍵時期發動請願行動，從而引發大規模社會騷亂。情治人員還故意放風說「信息來自邪教內部」。在公開層面上，無論情治放風管道還是網信辦針對性封網均不涉及「邪教」問題。倒是有一件事很是蹊蹺：從美國傳回消息說「一個五歲小女孩被母親毆死」，毆死親生女兒的婦女可能是某個「邪教」的成員，至少以此在美國申請過難民身份，云云。另有消息否定了封殺茅于軾的決策涉及「邪教」因素，認為主要原因是人文經濟學會要發動新啟蒙運動，「這對沒有穩定工作的大學生可以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
人文經濟學會要發起新啟蒙運動不是茅于軾的說法，而是該學會成員、重量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致詞內容。《環球時報》在評論茅被封殺事件時，指責茅等人在以自由主義思潮對公眾洗腦。在社會現實層面，今年將有七百九十萬高校畢業生走出校門，但順利就業的希望渺茫，「這些人上街的可能性要比『邪教』請願的概率大得多」。習近平確是時運不濟，從二○一四年以來，高校畢業生已是第四個年頭突破七百萬。到十九大召開前，「沒穩定工作的大學生」群體規模將突破兩千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