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网络图片）
江泽民重病的消息成为前一时间热点，人们似乎还有一些热切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细想起来，已然是没有意义的期待，江泽民无论去世与否，都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了，习近平确立核心之后，特别是习对江系军中力量的毁灭性打击，使江系势力难以对时政有任何大的影响力了。
习近平要面对的是习近平当政五年来造成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在根子上，多是江泽民时代的遗留，当然也可以说，是中共政制持续埋下的祸根。
江泽民时代没有远去、无法告别，是因为中国仍然在权贵主导的社会生态中，尽管权贵已出现裂变，并受到反腐的强力打击，但这只能将权贵的盟友关系打压到地下，更为隐秘。中共极权政制，加上市场经济，必然形成权贵合谋合力，如果真的被打压完成，那么，经济也就完全没有进步的动力了。
用社会主义特权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权贵合力，没有权贵腐败，是不可想象的。
一、八九民运悲剧成就了江泽民
江泽民成为中共一号人物，并成为核心人物，并不是他自己努力追求或竞选的结果，而是八九民主运动的畸形产物（对社会来说是悲剧性苦果）。说他与李鹏是踩着民主运动的血迹走上中南海的红地毯，这是不争的事实。江退休后在一次与老同志的座谈会上聊及自己成为总书记，觉得很意外，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是想退休后成为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
八九中共危难之时，他临危受命，当他接到命令直飞北京时，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是非常恐惧的，一是不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传人，二是当时的动荡一切未为可知。但他是陈云、邓小平们共同需要的产物，他必须坐在中共的红色龙椅上，假装自己是总书记发号施令。
当时中南海极左的力量居主导地位（陈云等极左派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李鹏是总理），江泽民只好顺水左推，陈希同甚至在京郊农村要恢复人民公社模式，因为把生产队与生产大队改成村民小组与乡镇、村，是邓小平的一种政治改革，是对文革农村政策的一种废止。
相信美国特殊渠道的游说与邓小平自己的“政治自觉”，使他断然地通过南巡来扭转左退的政局，毕竟军权掌握在自己或自己的同盟者（杨尚昆）手中，邓小平无法替换江泽民了，只有通过声势浩大的新开放宣传，１９９２年开始，江泽民被迫开始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１９９２到１９９７年，仍然是邓小平垂帘听政，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幕后主导者仍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奠定了中国打左派向右转的政治经济方向，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江泽民的第二个任期，江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让中国进入到了权贵资本主义新时代。
作为一位资深上海人，江泽民骨子里不太可能极左，因为上海充溢着商业精神，登陆北京之后左转，应该是当时中南海极左力量对其胁迫的结果，当江泽民尝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甜头之后，当他的派系人马获得丰厚的收益之后，当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并着手让自己即便在下台后，仍然掌控中南海。
二、江泽民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新时代
邓去世之后，江泽民才成为真正的中共核心。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高调反左，批判了“左”的危害，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著名左刊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均被封杀，著名极左作家魏巍公开对抗江泽民的右转，特别是反对资本家入党，挨整并降低了生活待遇。
在这个时间段，江泽民有一定的促进政治进步的倾向，譬如提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改革是比较务实的政治口号，以三个有利于为主导，在理论上抢占了制高点。 在具体改革促进不乏亮点：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而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还有：朱镕基主导了国家精简机构、裁撤了11个部委以及近50万的地方公务员，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则下岗了数百万工人。
积极的方面，江泽民促进了市场更为自由繁荣，而消极的方面，是权贵经济开始形成，三个有利于，本质上是有利于中共获得执政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权力阶层将国有企业以转制的名义，转移到利益集团手中，对下岗工人还有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积极的意义，只有一首歌让下岗工人们传唱：大不了从头再来。而农民工到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还没有城市市民待遇。中国经济发展，靠剥削了谁，牺牲了谁，一目了然。牺牲了工农阶级利益。而精简的机构，又以另外的面目出现，精简的人员，一些借助政府背景，获得致富捷径，而另一些，又以其它方式服务于政府部门。
政府职能部门与非职能部门，譬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甚至人大、政协，都是没有任何行政服务的国家供养机构，中共的政制无法摆脱行政臃肿庞大，其一是因为财政与编制由中共完全控制，只要有需要，就会增设机构与人员，没有任何制约的可能；其二是官僚体制事务下压，而增设机构却可以做大自己的体系，所以无法实质性缩减。
三、习中央无法挥别江泽民时代
邓小平保卫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形象，邓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但却以意识形态的四个坚持替代，换汤没有换药。
江泽民保卫了邓小平的改革与红色江山，改革就是致富，就是闷声发大财，这完全符合上海的商业精神，而保卫了邓及左派们的红色江山，一是陈云在六四后认为还是自己的孩子们放心，核心高层一家一个分配一个副部级位置，由红色后代直接掌管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部门，江泽民无法扭转，江泽民要致力去做的，当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做强做实自己的嫡系，特别是军方高层的任命，不仅使自己持续留任二年中央军委主席，而且在胡温当政时，在中南海与中央军委保留首长办公室，进行实质性干政与监政。
现在我们看到，江、胡时代留下的臃肿而庞大的党政体系无法改变，它吞食了改革的经济成果，这些党政人员不仅吃财政，还是贪腐的主力，也是制造经济阻力的力量。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开放党校、开放中共、开放人大政协，让资本家或富人进入，使市场主力直接进入体制，与官员形成精英权贵共同体，这些人同舟共济，共同掌控了国家政治经济命脉。
江泽民时代开始的房地产与滥印钞票，使中国经济泡沫化，严重依赖房地产与国家投资，严重的污染与经济不公，则由社会来承担，而资本大鳄与红色贪腐者则安全无忧，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被淘汰出局或被反腐。
权力对上负责，压力必向下施加，这是导致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并致力于暴力维稳的根本原因，侵略人权与产权，习时代仍然无法更改或逆转。
江时代就形成的所谓政令不出中央，那是因为中央被权贵攻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从来不承担责任，下级无法执行，或因贪腐节流，中央被实质性架空。制度问题与中央本身的问题，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
毛的思想、邓的主义、江、胡的方式都在持续累积问题，这些问题都压到习中央头上，习无论怎样亮剑挥刀，都难以断其毒流。
抽刀断水水更流，为什么？因为抽刀人也在逆流行舟，而不愿意上岸，用真诚的依法治国的方式，向民主宪政靠拢。
吴祚来 独立学者 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