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英国的民主转型即西方化，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英国西方化的具体目标就是意大利化。长期以来，英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知道英国以外还有别的世界。[1]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西风吹进英国以后，英国人开始和外面世界接触，了解到西方世界比自己更文明更精采。这时，他们首先产生了自己不如别人（意大利）的心态。14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宗教情绪的先行改革者，比如出生于约克郡的约翰·威克里夫（1330—1384年）就曾抨击教会制度并怀疑他所信仰的教义，此人还去牛津并出任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牛津大学的教授。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英国人看来，“根据欧洲人，或者完全根据意大利人的标准，威克里夫的学问及后期的牛津学究风气已经有点过时”。[2] 15世纪，英国也出现过像汉弗莱公爵（1391—1447年）这样一些引进新思想和新艺术并向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捐赠过大批书刊的新贵。同样，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英国人看来，这些人都不能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相比，连教育改革家都称不上；“相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人物达·芬奇是位科学家也是位艺术家”。[3]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当时的英国的“学者和艺术家对待传统表达方法和思想规范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复兴’和‘再兴学习’等提法表达了观点上的变化”。[4] “复兴”和“再兴学习”的提法，无疑是直接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口号，充分表达了英国社会的先进分子要向意大利大学习的愿望和决心。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这些口号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英国开展了一场真正的复兴——研究希腊文学原著和意大利文学家的作品，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都是16世纪英国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英国人对意大利学术的兴趣不限于文学”[5]，一批社会精英包括一些王室成员纷纷到意大利去学习人文、社会、自然等各门学科的学问。比如对英国的希腊文化复兴作过很大贡献并担任过圣保罗学院第一任校长的约翰·科利特，就到意大利学习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英国医药事业作过杰出贡献的林纳克（1460—1524年）曾前往意大利，主攻医学；后来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克伦威尔（1599—1658年）曾前往意大利当兵，学习意大利军事等等。与此同时，英国的商界开始学习意大利的商务，比如16世纪的英国商人采用意大利的双栏目簿记法；他们还引进意大利的符号：L．s．d．（拉丁文librae, solidi, denarii 缩写，意为：镑、先令和便士）。[6]在民间，几乎所有的英国主教教堂都开办了语法学校。语法学校用拉丁文教授修词学、辩证法（即依据逻辑规则的辩论）、语法与数学等课程。[7]总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15世纪和16世纪的英国，从僧界到俗界，从王室到民间，出现了一股崇尚意大利、学习意大利的风潮，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意大利狂”；汤因比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景。汤因比写道：“英国人当时崇拜意大利的情况非常明显。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有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根据意大利故事写成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他的《李查二世》里，就曾经讽刺过他在自己选择题材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大利狂’（Italomanie）。高贵的约克老公爵指责愚蠢的年轻的国王走上了歧路，因为他——‘听见了骄傲的意大利的种种时髦，我们这迟钝学样的国家总是模仿他们，

跟在后面，学又学不像。’[8]”[9]

 

所有东方国家在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都是像这位老公爵所说的那样，“总是模仿他们，跟在后面，学又学不像”。但是，如果像这位老公爵那样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改革派学习包括模仿西方的行为加以嘲讽和指责那就错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可以学得像，甚至可以后来居上。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学习西方中后来居上的国家。

 

 

英国在学习西方即意大利的过程中，首先取得的成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又突出地表现在金钱地位的提高。16世纪，英国农民用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现象已十分普遍。17世纪，英国人对待高利贷的态度已由此前的是否允许放贷的道德争论，转而对利息率高低的利益讨论。这时，人们已经把赚钱作为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再为此而感到羞耻。商人们追逐财富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这种状况甚至为俄国皇帝所觉察。1571年沙皇伊凡雷帝在致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们正在发财，而不为陛下所知。……商人无视其君主的利益，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润。”[10]如果说15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由鄙视金钱转而重视金钱的话，那么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人则可以说到了崇拜金钱的地步了。这可以从莎剧《雅典的泰门》中关于黄金的作用的那段说词[11]中得到证明。这段话虽然出自剧中人之口，并且剧中人是以批判的口吻讲述的，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剧作者时代相当一部分的英国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念。由鄙视金钱到重视乃至崇拜金钱，这是任何东方国家在开始西方化时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它之所以是“第一”，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别的力量来推动，它自身就是推动力，而且是任何教权和政权的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它之所以是“曙光”，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政治社会开始解体和现代的经济社会开始萌发。当然崇拜金钱会滋生腐败，但腐败中孕育着生机。当一个社会为了防止腐败不得不制定一套规则从而使人们为了达到“主观为自己”的目的不得不首先“客观为别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基本上西方化了。英国在学习意大利的过程中，正是逐步制定并完善了这套游戏规则，从而才使自己逐步西方化的。

 

英国西方化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是实行了宗教改革，颠倒了教权和王权的关系，为日后政教分离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如前所述，英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教权虽然在许多方面受到王权的抵制，但罗马天主教廷并未因英国是一个岛国而对之鞭长莫及。相反，在君权神授理论的氛围下，教会因经济上强大、组织上严密和思想上独尊而牢牢控制着英国。在中世纪，英国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每年要向罗马教廷纳贡，国内的修道院拥有地产，有权向信徒征税。教会不仅干预人们的信仰，而且干预世俗事务，乃至国王的离婚都要经过教廷批准。后期，教会卖官鬻爵，图谋私利，因拥有种种特权而腐败日重，且在拒绝任何进步和任何改良的同时，以暴力手段镇压异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整个英国社会开始慢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蕴积起一股反宗教情绪，少数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抨击教会制度，批判宗教教义，要求取消教皇和教会的特权。在全国上下反宗教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以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被教廷拒绝为导火线，亨利发动了反抗罗马教廷的斗争，启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在改革中，亨利和国会联手，通过了一系列增强王权、打压教权的法案。1533年的《上诉法》规定，亨利八世是英国新的最高主宰，所有的世俗和宗教权力都归亨利国王所有，同时宣布废除教皇对英国教会事务的裁决权。1534的《至尊法令》声称，英国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是英国国王而不是教皇。1536年的《反对教皇权力法》则进一步清除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权力，其中包括对《圣经》的解释权和在英国的财产权。[12]至此，英国实现了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亨利八世则完全控制了英国教会，成为俗界和僧界的最高首领。这一系列结果表明，英国在宗教改革中终于完成了从“教（皇）权至上”到“王权至尊”的转变，把教权与王权的位置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教权与王权关系的颠倒，同时也意味着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此后有过旧教的短期复辟，但1558年11月极力复辟旧教的女王玛丽的去世，则标志着“英格兰人民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就此大功告成”[13]。

 

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其意义极其深远。在此之前，英国社会弊端丛生，灾难深重，贵族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处于痛苦和盲然之中，且谁也不能提出解救措施。“可是宗教改革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它动摇了英格兰社会的基础，鼓励各阶层人士起来反对旧制度，举起了各个阶级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非常手段的战旗。几个世纪以来饱经风霜的旧制度被一次大分裂断送了。从此，所有其它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得到排解和缓和，人民在冲突和苦难中取得一致，制度获得统一。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像英格兰那样加入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14]而且早在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前，英国国王与教皇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已长期存在，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势下，僧界人士（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教徒）势必要作出忠于教皇还是效忠国王的抉择，这样就导致了宗教的分化，而宗教的分化则为日后国会中政治势力的分化，即两个政党的产生作了准备。后来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在宗教两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导致的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还不是政教分离的实现，但是它却为日后的政教分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英国西方化的另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解决了国会和王权的关系问题亦即王权专制问题。英国国会和国王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早在十三四世纪就已开始，但在英国没有与罗马教廷分裂的情况下，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现在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自然凸显出来。长期以来，英国虽有国会存在，但如前所说，国会几乎形同虚设，被国王把玩于股掌之中。随着宗教改革的成功，国会中平民代表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国会同国王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7世纪4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以代表商人和自由民阶级的国会为一方，以代表贵族和其它上层阶级的国王为另一方的内战。由于国会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及其军队的支持，在经过长达七八年之久的两次内战和其它形式的较量后，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终，并在1649年1月30日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查理的死，标志着国会在同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3月国会通过两项法令，宣称英国为共和政体和一院制国会的自由国家。”[15]然而，正如任何国家的新兴阶级向既存贵族阶级的夺权斗争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样，1649年英国国会的两个法令颁布以后，国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没有停止。在克伦威尔任护国公期间，他利用掌握军队的权力打压乃至解散国会，但国会中的改革派从护国体制建立之初起，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探讨有关如何更好地组建政府以治理国家的问题。克伦威尔去世后，从1660年开始，英国曾经出现历时28年的王朝复辟时期。在复辟期间，此前为了继承父亲的王位曾两次举兵与克伦威尔交战，并败走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被请来担任国王，史称查理二世。据史载，查理二世对旧敌的报复范围虽然有限，却颇见成效：所有签署查理一世处决令的“弑君者”都被处以死刑，而一些曾经支持共和的主要人物则免于惩罚。尽管如此，国会还是不能对查理放心，不断削减他的权力。[16]

 

17世纪英国国会和国王的斗争始终与反对天主教和支持天主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678年，国家又掀起了一次反天主教热潮。查理的弟弟、王位继承人詹姆士，由于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但在这场针对詹姆士继承权的“废黜危机”中，国会议员化分为两派：詹姆士的支持者大多为天主教的信仰者，被称为“托利派”(Tories)；反对詹姆士的则支持新教，被称为“辉格派”(Whigs)。查理为了壮大天主教的势力而解散了国会，国会中的辉格派为了反对查理支持天主教和解散国会，曾策划了一次谋杀查理和詹姆士的阴谋。阴谋败露后，策划者遭到处决。查理得以善终，詹姆士二世也顺利继承了王位。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继续推行支持和偏袒天主教的政策，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1688年6月，詹姆士二世得子，终于发生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导致的宫廷政变即“光荣革命”。当时国会在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人的支持下，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将王位传给刚出生的儿子，决定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并邀请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担任英国国王和女王。当年11月，威廉及其率领的军队抵达英国，12月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1689年初，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旨在限制王权的“权利宣言”。“宣言”坚持人民应享有“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国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从此，英国成为一个由国会治理的国家，王权被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一原则的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这就是专制王权的解体。随着17世纪晚期及其之后的政治改革的深入和立宪工作的不断完善，到18世纪前期，英国初步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制度，尽管当时的三权分立并不彻底。

 

国王和国会之间权位颠倒的意义，与政权和教权之间关系颠倒的意义同样深远。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英国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从中获得无穷福祉。如史家指出的，自1689年起，英国再没有一个国王敢有不要国会或违背众议院的决议而自统自治的尝试，也没有一个国王敢作蹂躏英吉利地方自由的尝试；司法因获得了独立而变得公正，出版因取消预先审查制度而使 “印行自由”得以实现；“辉格及托利两大党的均势使批评政府之人得有所庇护而无须畏慑”，铲除异己法律的废止和《容忍法》的颁布，使得“个人可有信仰的原则终获胜利”。[17]事实上，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民主制度，不仅对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汤因比说，英国人的议会民主制度和在这个制度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制度“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主要的制度。它们所以到处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们为我们西方社会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解决了把意大利城市国家文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成就移植到王国基础上的问题”。[18]这就是说，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此前的由天主教向新教转变而提供的政教分离前提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东方专制政治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转变。

在15—17世纪的二三百年间，英国学习意大利所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除此而外其它主要成就有：持续三个世纪且善恶参半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必备的前提；从圣经史的族长制中引申出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和根深蒂固的“皇恩浩荡”思想得到了彻底清算；政教合一和王权专制解体这种政治体制连续性的中断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事实证明，英国在西方化即意大利化的过程中并非如莎剧中那位高贵但却保守的老公爵所说的那样，“学又学不像”；相反，不仅学得很像，而且取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从而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果说意大利人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儿子中的长子，那么，英国人则是近代欧洲儿子中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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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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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英国的民主转型即西方化，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英国西方化的具体目标就是意大利化。长期以来，英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知道英国以外还有别的世界。[1]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西风吹进英国以后，英国人开始和外面世界接触，了解到西方世界比自己更文明更精采。这时，他们首先产生了自己不如别人（意大利）的心态。14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宗教情绪的先行改革者，比如出生于约克郡的约翰·威克里夫（1330—1384年）就曾抨击教会制度并怀疑他所信仰的教义，此人还去牛津并出任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牛津大学的教授。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英国人看来，“根据欧洲人，或者完全根据意大利人的标准，威克里夫的学问及后期的牛津学究风气已经有点过时”。[2] 15世纪，英国也出现过像汉弗莱公爵（1391—1447年）这样一些引进新思想和新艺术并向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捐赠过大批书刊的新贵。同样，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英国人看来，这些人都不能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相比，连教育改革家都称不上；“相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人物达·芬奇是位科学家也是位艺术家”。[3]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当时的英国的“学者和艺术家对待传统表达方法和思想规范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复兴’和‘再兴学习’等提法表达了观点上的变化”。[4] “复兴”和“再兴学习”的提法，无疑是直接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口号，充分表达了英国社会的先进分子要向意大利大学习的愿望和决心。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这些口号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英国开展了一场真正的复兴——研究希腊文学原著和意大利文学家的作品，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都是16世纪英国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英国人对意大利学术的兴趣不限于文学”[5]，一批社会精英包括一些王室成员纷纷到意大利去学习人文、社会、自然等各门学科的学问。比如对英国的希腊文化复兴作过很大贡献并担任过圣保罗学院第一任校长的约翰·科利特，就到意大利学习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英国医药事业作过杰出贡献的林纳克（1460—1524年）曾前往意大利，主攻医学；后来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克伦威尔（1599—1658年）曾前往意大利当兵，学习意大利军事等等。与此同时，英国的商界开始学习意大利的商务，比如16世纪的英国商人采用意大利的双栏目簿记法；他们还引进意大利的符号：L．s．d．（拉丁文librae, solidi, denarii 缩写，意为：镑、先令和便士）。[6]在民间，几乎所有的英国主教教堂都开办了语法学校。语法学校用拉丁文教授修词学、辩证法（即依据逻辑规则的辩论）、语法与数学等课程。[7]总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15世纪和16世纪的英国，从僧界到俗界，从王室到民间，出现了一股崇尚意大利、学习意大利的风潮，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意大利狂”；汤因比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景。汤因比写道：“英国人当时崇拜意大利的情况非常明显。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有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根据意大利故事写成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他的《李查二世》里，就曾经讽刺过他在自己选择题材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大利狂’（Italomanie）。高贵的约克老公爵指责愚蠢的年轻的国王走上了歧路，因为他——‘听见了骄傲的意大利的种种时髦，我们这迟钝学样的国家总是模仿他们，

跟在后面，学又学不像。’[8]”[9]

 

所有东方国家在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都是像这位老公爵所说的那样，“总是模仿他们，跟在后面，学又学不像”。但是，如果像这位老公爵那样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改革派学习包括模仿西方的行为加以嘲讽和指责那就错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可以学得像，甚至可以后来居上。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学习西方中后来居上的国家。

 

 

英国在学习西方即意大利的过程中，首先取得的成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又突出地表现在金钱地位的提高。16世纪，英国农民用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现象已十分普遍。17世纪，英国人对待高利贷的态度已由此前的是否允许放贷的道德争论，转而对利息率高低的利益讨论。这时，人们已经把赚钱作为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再为此而感到羞耻。商人们追逐财富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这种状况甚至为俄国皇帝所觉察。1571年沙皇伊凡雷帝在致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们正在发财，而不为陛下所知。……商人无视其君主的利益，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润。”[10]如果说15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由鄙视金钱转而重视金钱的话，那么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人则可以说到了崇拜金钱的地步了。这可以从莎剧《雅典的泰门》中关于黄金的作用的那段说词[11]中得到证明。这段话虽然出自剧中人之口，并且剧中人是以批判的口吻讲述的，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剧作者时代相当一部分的英国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念。由鄙视金钱到重视乃至崇拜金钱，这是任何东方国家在开始西方化时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它之所以是“第一”，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别的力量来推动，它自身就是推动力，而且是任何教权和政权的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它之所以是“曙光”，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政治社会开始解体和现代的经济社会开始萌发。当然崇拜金钱会滋生腐败，但腐败中孕育着生机。当一个社会为了防止腐败不得不制定一套规则从而使人们为了达到“主观为自己”的目的不得不首先“客观为别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基本上西方化了。英国在学习意大利的过程中，正是逐步制定并完善了这套游戏规则，从而才使自己逐步西方化的。

 

英国西方化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是实行了宗教改革，颠倒了教权和王权的关系，为日后政教分离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如前所述，英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教权虽然在许多方面受到王权的抵制，但罗马天主教廷并未因英国是一个岛国而对之鞭长莫及。相反，在君权神授理论的氛围下，教会因经济上强大、组织上严密和思想上独尊而牢牢控制着英国。在中世纪，英国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每年要向罗马教廷纳贡，国内的修道院拥有地产，有权向信徒征税。教会不仅干预人们的信仰，而且干预世俗事务，乃至国王的离婚都要经过教廷批准。后期，教会卖官鬻爵，图谋私利，因拥有种种特权而腐败日重，且在拒绝任何进步和任何改良的同时，以暴力手段镇压异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整个英国社会开始慢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蕴积起一股反宗教情绪，少数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抨击教会制度，批判宗教教义，要求取消教皇和教会的特权。在全国上下反宗教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以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被教廷拒绝为导火线，亨利发动了反抗罗马教廷的斗争，启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在改革中，亨利和国会联手，通过了一系列增强王权、打压教权的法案。1533年的《上诉法》规定，亨利八世是英国新的最高主宰，所有的世俗和宗教权力都归亨利国王所有，同时宣布废除教皇对英国教会事务的裁决权。1534的《至尊法令》声称，英国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是英国国王而不是教皇。1536年的《反对教皇权力法》则进一步清除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权力，其中包括对《圣经》的解释权和在英国的财产权。[12]至此，英国实现了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亨利八世则完全控制了英国教会，成为俗界和僧界的最高首领。这一系列结果表明，英国在宗教改革中终于完成了从“教（皇）权至上”到“王权至尊”的转变，把教权与王权的位置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教权与王权关系的颠倒，同时也意味着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此后有过旧教的短期复辟，但1558年11月极力复辟旧教的女王玛丽的去世，则标志着“英格兰人民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就此大功告成”[13]。

 

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其意义极其深远。在此之前，英国社会弊端丛生，灾难深重，贵族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处于痛苦和盲然之中，且谁也不能提出解救措施。“可是宗教改革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它动摇了英格兰社会的基础，鼓励各阶层人士起来反对旧制度，举起了各个阶级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非常手段的战旗。几个世纪以来饱经风霜的旧制度被一次大分裂断送了。从此，所有其它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得到排解和缓和，人民在冲突和苦难中取得一致，制度获得统一。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像英格兰那样加入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14]而且早在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前，英国国王与教皇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已长期存在，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势下，僧界人士（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教徒）势必要作出忠于教皇还是效忠国王的抉择，这样就导致了宗教的分化，而宗教的分化则为日后国会中政治势力的分化，即两个政党的产生作了准备。后来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在宗教两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导致的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还不是政教分离的实现，但是它却为日后的政教分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英国西方化的另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解决了国会和王权的关系问题亦即王权专制问题。英国国会和国王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早在十三四世纪就已开始，但在英国没有与罗马教廷分裂的情况下，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现在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自然凸显出来。长期以来，英国虽有国会存在，但如前所说，国会几乎形同虚设，被国王把玩于股掌之中。随着宗教改革的成功，国会中平民代表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国会同国王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7世纪4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以代表商人和自由民阶级的国会为一方，以代表贵族和其它上层阶级的国王为另一方的内战。由于国会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及其军队的支持，在经过长达七八年之久的两次内战和其它形式的较量后，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终，并在1649年1月30日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查理的死，标志着国会在同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3月国会通过两项法令，宣称英国为共和政体和一院制国会的自由国家。”[15]然而，正如任何国家的新兴阶级向既存贵族阶级的夺权斗争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样，1649年英国国会的两个法令颁布以后，国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没有停止。在克伦威尔任护国公期间，他利用掌握军队的权力打压乃至解散国会，但国会中的改革派从护国体制建立之初起，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探讨有关如何更好地组建政府以治理国家的问题。克伦威尔去世后，从1660年开始，英国曾经出现历时28年的王朝复辟时期。在复辟期间，此前为了继承父亲的王位曾两次举兵与克伦威尔交战，并败走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被请来担任国王，史称查理二世。据史载，查理二世对旧敌的报复范围虽然有限，却颇见成效：所有签署查理一世处决令的“弑君者”都被处以死刑，而一些曾经支持共和的主要人物则免于惩罚。尽管如此，国会还是不能对查理放心，不断削减他的权力。[16]

 

17世纪英国国会和国王的斗争始终与反对天主教和支持天主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678年，国家又掀起了一次反天主教热潮。查理的弟弟、王位继承人詹姆士，由于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但在这场针对詹姆士继承权的“废黜危机”中，国会议员化分为两派：詹姆士的支持者大多为天主教的信仰者，被称为“托利派”(Tories)；反对詹姆士的则支持新教，被称为“辉格派”(Whigs)。查理为了壮大天主教的势力而解散了国会，国会中的辉格派为了反对查理支持天主教和解散国会，曾策划了一次谋杀查理和詹姆士的阴谋。阴谋败露后，策划者遭到处决。查理得以善终，詹姆士二世也顺利继承了王位。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继续推行支持和偏袒天主教的政策，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1688年6月，詹姆士二世得子，终于发生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导致的宫廷政变即“光荣革命”。当时国会在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人的支持下，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将王位传给刚出生的儿子，决定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并邀请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担任英国国王和女王。当年11月，威廉及其率领的军队抵达英国，12月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1689年初，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旨在限制王权的“权利宣言”。“宣言”坚持人民应享有“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国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从此，英国成为一个由国会治理的国家，王权被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一原则的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这就是专制王权的解体。随着17世纪晚期及其之后的政治改革的深入和立宪工作的不断完善，到18世纪前期，英国初步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制度，尽管当时的三权分立并不彻底。

 

国王和国会之间权位颠倒的意义，与政权和教权之间关系颠倒的意义同样深远。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英国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从中获得无穷福祉。如史家指出的，自1689年起，英国再没有一个国王敢有不要国会或违背众议院的决议而自统自治的尝试，也没有一个国王敢作蹂躏英吉利地方自由的尝试；司法因获得了独立而变得公正，出版因取消预先审查制度而使 “印行自由”得以实现；“辉格及托利两大党的均势使批评政府之人得有所庇护而无须畏慑”，铲除异己法律的废止和《容忍法》的颁布，使得“个人可有信仰的原则终获胜利”。[17]事实上，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民主制度，不仅对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汤因比说，英国人的议会民主制度和在这个制度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制度“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主要的制度。它们所以到处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们为我们西方社会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解决了把意大利城市国家文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成就移植到王国基础上的问题”。[18]这就是说，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此前的由天主教向新教转变而提供的政教分离前提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东方专制政治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转变。

在15—17世纪的二三百年间，英国学习意大利所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除此而外其它主要成就有：持续三个世纪且善恶参半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必备的前提；从圣经史的族长制中引申出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和根深蒂固的“皇恩浩荡”思想得到了彻底清算；政教合一和王权专制解体这种政治体制连续性的中断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事实证明，英国在西方化即意大利化的过程中并非如莎剧中那位高贵但却保守的老公爵所说的那样，“学又学不像”；相反，不仅学得很像，而且取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从而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果说意大利人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儿子中的长子，那么，英国人则是近代欧洲儿子中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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