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个人主义（网络图片）
引言：特朗普的呼应
极权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人类文明的常态，尽管人类经历过不短时间以皇权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统治，并且，现存威权向极权主义退化亦极有可能。就二十世纪的文明经验来看，右翼极权以纳粹德国失败为标志、左翼极权主义以苏联解体为标志说明极权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是反人类的，因为极权主义从起点上就是以压制乃至消灭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个人主义永远不会被消灭，除非整个人类同时毁掉，如星际灾难发生或者全面核战争爆发。
所以说，我在不久前的一个论断是正确的，即是「没有任何一个压迫型统治可以永久续存」【注一】，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现代民主制度。这个论断很快得到了特朗普的呼应，尽管特朗普未必就读过我的文章，但他的呼应更具文明史的逻辑意义。他在二〇一七年九月份的联合国大会演讲时说「压迫性政权不会永久存在下去」【注二】，并呼吁伊朗人民变革本国政府。作为一个偶然的信息或者特朗普观点与我的论断偶然一致，是值得欢欣的，因为具有明显孤立主义取向的特朗普政治并未忘记美国推翻威权主义或（和）帮助威权主义社会「变革本国政府」的道义责任。狭义的「变革本国政府」在转型科学里面，就是推翻（或放弃）威权、实现民主宪政。
一、好古典：由托马斯爵士回观杨朱
任何一个威权社会或极权因素仍重的社会向民主宪政转型，少不了个人主义发挥重大作用。从历史伦理上讲，个人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资源）【注三】，真正的个人主义必须认知到个体的资源（资产）性，尽管不是认知后就一定将自身变成抗争资产。但是，有了这种认知，个体就不会成为威权主义的帮凶、炮灰，从而减少民主转型的社会阻力。
源自英国古典传统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在国家政治建构方面，出现了人与人联邦为先而不是分散政治地理区域之间联邦为先的观念。从英国历史上溯源，它出自十六世纪中三分之一的史密斯爵士（Smith, Sir Thomas），即云：「联邦者，亦可称为协会，或曰众多自由人之共同行为，他们经由共同协商及立约，为自我保护而聚集，而联合。」【注四】在中国古典传统里面，虽无如此完整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至自由联合的理论表述，但个人主义产生之早是未曾被比较政治学以及本土经典研究所注意的现象。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儒家第二位宗教领袖级【注五】的巨人孟轲严斥早期个人主义，致使杨朱的理论负面化暨边缘化，孟以后甚至连一部杨朱的著作简本都没有。不过，通过孟轲的批判性言论也可以看得出杨朱思想的时代影响力，即个人主义曾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社会伦理主张。
孟轲及其弟子指斥杨朱（与墨翟）而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注六】因此，天下的学问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注七】。杨朱「为我」理论是初级的个人主义主张，是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注八】。素有魏晋伪纂之嫌的《列子》有以「杨朱」命名的一篇（又名〈达生〉），我综合《汉书·艺文志》有《列子》书名被记与近世魏晋伪纂之论，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古典的初级个人主义到魏晋时代得到发展，出现了自律主张，即「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注九】是对「损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重要补充。而且，「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注十】的非集体主义精神实则是对君主制度的否定。这一点可由魏晋时期政论名家鲍敬言【注十一】对「曩古」的向往（其实也是建构）看得出来。鲍敬言认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注十二】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后世有了君主则造成「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注十三】的持续而无可去之的坏结果。
简练而言，由杨朱理论作为战国时代一时显学而起的古典中国个人主义是非常之好的自由主义资源。它与后世以至明末清初否定君主统治的言论【注十四】，形成了灰暗专制史中的一脉真正清流。此类文献是好古典，更是推动当下中国民主转型的高能历史资源！
二、深思辨：孟轲理论的国家主义实质
为推助当下中国民主转型，有必要进行历史精炼，即在庞多、繁杂的专制主义历史典籍表面存在之下，发现有益的历史高能资源。这项理论工作有三个层次：其一曰彰显从杨朱到唐甄的真正清流；其二曰揭示反个人主义理论的荒谬；其三曰在专制主义理论里面找到其压不住的个人主义因素。本文的第一节完成了第一项，至少是确立了一个导向。
第二项的导向发现仍与孟轲理论有关：认同孟轲理论体系的人以其「诛一夫」【注十五】与「民为贵」【注十六】之主张，确认该体系具有民本主义性质，可惜这是个浅薄的见解，因为那些人（或为大学问家）并未讨论该体系以人民群体性命为代价的国家主义，即凶暴的集权主义作为大框架管理【注十七】的政策选择，它是不在乎民众性命的。这在中共国家，不仅有大饥荒之千万人殒命作为「探索性错误」的代价，还有汶川（二〇〇八）地震亡者「纵做鬼，也幸福」【注十八】的事后建构。
孟轲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国家主义，尽管那时尚无「国家主义」概念。他的国家主义非常理想化，以仁贤之辈得到任用（而全掌政务权力）为前提，以人民乐于牺牲自己而成全精英政治为道德成功。人民乐于为国家牺牲的状态是「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注十九】，或者说「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注二十】。实现这个今天可以类比于「纵做鬼，也幸福」的理想状态，或者「纵做鬼，也幸福」是对「杀之而不怨」的现代诠释，其必要条件还要实现，是为思想高度纯洁化即意识形态单一化。为达到意识形态单一化，就要对那些放弃墨杨异端的人进行监控，就像赶入圈中的小猪只是入圈还不行，应把它们的脚给捆住。原句是「如追放豚，既然入其苙，又从而招之」【注二十一】。且不论人身及思想监控在专制主义政治中起到了多么残酷的迫害作用（以及它对今天威权主义政治有何等滋养），只从言说逻辑上，就知道它的主体「杀之而不怨」是不成立的。这也是本节前述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案例性文献依据是《韩非子》（它将杨朱学问列入〈显学〉篇），即其所引时代俗语「予汝天下而杀汝身」【注二十二】的内在悖论。为什么是这个悖论以致「庸人不为」【注二十三】呢？原因很简单，「知必死」【注二十四】也！任何一个正常人不管他的外在价值观是利己（个人主义）还是利他（集体主义），都会面临个人价值（单个人利益的取舍）。知必死而为之的可能情况之一是博取生命保险赔偿，或者在一项重大事业中换来荣誉亦利于后人。
再绝对的专制主义、再横霸的威权主义也无从消灭个人主义，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韩非是法家，孟轲是儒家，但毫无例外，儒法都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均反对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在以韩非理论为峰值的法家「教门」（亚宗教）里面仍顽强表现。尽管是韩非在论述中为了方便言说才引用他那时代的俗语「予汝天下而杀汝身」，但它引出普通人（庸人）的个人价值（价格）的会计学算法，「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当然，韩非的本意是强化刑罚，以重刑惩轻罪，足使民众惧怕国家。
三、刀与笔：一个人决斗一个坏时代
在当代，「韩非不经意」仍有表现，「于丹逻辑」即为证明，尽管它是自由主义者批判对象。对待雾霾，于丹给了一连串的防范措施，「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窗户，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注二十五】。于丹不可能主张个人主义，但「于丹逻辑」的伦理指向却是个人价值（价格）的会计学算法。这种当下的算法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包括案发后痛哭流涕的官员——为了保住性命必须放弃尊严。
尽管「贪官算法」与「于丹逻辑」是一个社会全面堕落的信号，但它们不代表个人主义无法向社会公益投入资源。换言之，在任何残酷的时代都存在「一个人与一个坏时代决斗」的现象，东汉范滂是我在历史精炼中发现的最好案例人物之一。他及相类的时代杰出分子不但可以自己举报自己以去官（曰「自劾」），而且，宁愿付出生命代价抗击凶恶势力。因此，在那段知识分子的人格黄金时代里，「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融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注二十六】。从历史精炼的角度看，东汉晚期的知识分子人格之高尚正是战国时代个人主义高能资源的时代发挥。
坦率地说，没有大量史料阅读与哲学分析能力的人不易一下子理解从杨朱一毫之守的个人主义到范滂以生命为代价，决斗坏时代的一致性。然而，这种一致性在中国民主转型越来越现实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当代范滂去单打独斗。复数的当代范滂最终会汇集成强大的动员力。在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精炼的考虑，更多的优秀时代分子会从心性上提高自己的素质。心性的提高并非自甘边缘化或以遁世为卸责借口，而是炼就更好的历史见识能力。
在见识能力形成的过程中，有人会不以俗世之交为心灵必需，而是与自己阅读的书中人物（如范滂）形成对话关系，从而形成俗世界面的替代即阅读里的「对话关系」【注二十七】是精神升级的阶梯。精神升级阶梯会将个人导向更非富有的个人价值境界，其如：传统读书观念，「书中」的俗世资源指向只有四个【注二十八】，而没有第五个即「对话关系」带来的精神愉悦与智性积累。突破原来四个「书中」、达到第五个之「对话关系」，则可积累智性并获得即时的精神愉悦。
结语：后转型何以可能？
扩展视域，个体认知的道义本真会在不同文化里得到支持。比如说，韩非所引时代俗语「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在基督教训条里可以找到相关诠释。《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灵魂，灵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注二十九】。然而，若是为了最大化的公益（道义），好的基督徒是会为之舍弃生命的。这正是个人主义作为自身财产进行更有价值投资的道理所在。
一切伟大的道义之宏观或维护无不以个人主义的高能资源为基础。有了分散个体的价值投入，中国民主转型不仅来之必然且一定有高质量的后转型状态！
注释部分：
[一]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基于独立思考的宪政素养——批判「准斯大林主义」政治学》，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此文系该刊二〇一七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应征稿。
[二]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报道《中国对特朗普说：关于朝鲜的讲话没有任何助益》（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九月二十日译介，《中方称「摧毁朝鲜」言论有害无益》，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三]参见艾伦·麦克法兰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汉译本，管可秾译）之〈致中国读〉，第一页（与正文单另页码）；管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七。
关于个人作为资产（资源），原句是「个人作为财产」，且是译者对「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进了译注时所使用。译者的注解是准确的，即是说：个人作为财产，包括个人自己的身体、能力以及通过个人使用能力而获得的一切，「这样一种身份本身便赋予个人以自由、独立和平等」。
[四]同[三]，第二百三十一页。
[五]这里是个借用式表达。我从来不认为儒家体系是标准的宗教体系，而它含有的亚宗教因素过于形而下，不能建立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被儒家体系称为「亚圣」的孟轲，其理论表达里有一些形而上的因素（心学之源），但不足以构筑一个最简单的体系。从形而上角度看问题，「中国传统里不存在哲学」是个真命题。
[六]与[七]参见方勇译注《孟子》，第一百二十一页（〈滕文公下〉篇，第一百〇六至第一百二十六页）；方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〇。
[八]同[六]，第二百七十一页（〈尽心上〉篇，第二百五十六至第二百八十二页）。
[九]与[十]参见叶蓓卿译注《列子》，第一百九十三页（〈杨朱〉篇，第一百七十六页至第二百〇五页）；叶注版本：同[六]，二〇一一。
[十一]今人任继愈认为鲍敬言「可能是东晋人」，依据则是葛洪《抱朴子·诘鲍篇》把鲍敬言的言论作为攻击对象。参见任著《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各册单另页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第二版），第二百〇三页内小注。另，东晋葛洪有准确生卒年份，是为公元二百八十四年至公元三百六十四年。
[十二]参见马振铎等编撰《诸子百家名篇欣赏辞典》，第五百九十九页（鲍敬言<无君论>，第五百九十九至第六百〇三页）；马等撰版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三。就这部（及其类似的）资料性书目出版而言，应当说，起自江泽民政治后期、续至胡锦涛政治前三分之二，非意识形态标准之古典整理是一件有心与无心之间恢复历史原貌的努力。这当中，好古典即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非君）主义得到随机表现。然而，这在以知识上无可能而力推褊狭意识形态来衡量古典（标志是以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习近平政治之下，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以「立此存照」方式来写上这段评价，旨在说明：江胡政治好于习，习必以其意识形态之暴虐留丑于史。
[十三]同[十二]，六百〇一页。
[十四]明末清初的非君主义著名论者有三人，分别是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就思想深度而论，唐胜于前两者，唐一曰「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皆人也」（出自〈抑尊〉一文），二曰「帝王皆贼也」（出自〈室语〉一文）。唐甄的《抑尊》与《室语》两文，可参见[十二]第一〇一七至第一〇二三页。
[十五]同[六]，第三十三页（〈梁惠王下〉篇，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三页）。
[十六]同[六]，第二百八十九页（〈尽心下〉篇，第二百八十一至第三百〇五页）。
[十七]「大框管理」是我在实证政治学研究中创立的一个概念，将在本文写成之后有专文论述。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我在推特（綦彦臣@sihoens3）上回复@gaoyu200812@dongfang-USA时，谈到了这个概念：「就是国家层面制定宏观计划，中微观不计代价，杀掉多少、饿死多少只是一部分，浪费多少资源也在所不惜。所以，毛时代有大饥馑，对时代有开枪，现在有七〇九。」
[十八]参见子夜星网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九日转刊新华博客文章《怒谈王兆山的「纵做鬼，也幸福」》（作者：云樵[网名]）。名为《汇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作(作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王兆山)虚拟一位地震遇难者的死后心情，而言：「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十九]同[六]，第二百六十二页（〈尽心上〉篇）。
[二十]同[六]，第二百六十三页（〈尽心上〉篇）。
[二十一]同[六]，第二百九十六（〈尽心上〉篇）。
[二十二]、[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第三百三十三页（<内储说上>篇，第三百一十七至第四百五十六页）；高王张注版本：同[六]，二〇一〇。
[二十五]参见[一]刊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章《珍惜有中国特色的海底捞 绝不搞西方卫生监督那一套》（作者：王五四）。
[二十六]参见我的博文《东汉范滂：一个人与一个坏时代的决斗》，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十七]同[二十六]，《经济学的要点是替代与私人效用》，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二十八]参见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二百七十七页（总注序二十三）；林著版本：上海三联出版社，一九九二。该注所引四个「书中」通俗诗作，据说流传于宋真宗时代，其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入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这首通俗诗作鼓励读书自不待言，而且，它还被浓缩为《增广贤文》中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突出食色两项，弃掉居行两项，对学子更有吸引力。而对于学生的供养者（家长），《增广贤文》则非常功利地激励曰：「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二十九]原文：「For what will it profit a man if he gains the whole world and forfeit his soul?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return for his soul?」[MATTHWE，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