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网络图片）
西贤以为：现代化性变革取决于一个国家内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一些学术专著称其为“中产阶级”，这一定义不应当仅作字面上的狭隘理解，它所指的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财产状况，还包括文化见识、政治影响、道德水准及社会责任感等诸多素质。其真正涵义指的是在社会顶层与底层之间的一股力量。与顶层的傲慢与底层的盲动相比，“中产阶级”或曰“中等阶层”既拥有明确的目标，又具备宽泛的包容心态，能设身处地体味到其它两个阶层的心境。一个在经济上一贫如洗的访民，一旦觉醒成为一名人权捍卫者，凭借这种社会责任感便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序列；或者一位失势的前官僚，当他意识到旧体制的反人类本性并与之分道扬镳时，也就自然落到了“中产阶级”中来。
中国大陆的人们更愿意将其称为“民间社会”，这一称呼听起来更加去学术化，且强调其独立姿态。民间社会在过去十余年间获得长足成长，并遭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迫害。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些迫害也许可以作为其成长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来不及思考这些，更多地沉侵在迫害所带的痛苦和痛定思痛中。新的行事风格和哲学催促着新人们一代代迅速登上舞台，正在取代旧日那些象征一般，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将过去那些旧人物称为“民间社会”多少有些牵强，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其规模实在很难与“社会”一词沾边，他们看起来曾经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人数稀少凋零直接相关。毫无疑问，这些人是今天民间社会的奠基者，其社会理想和风骨，是形成今天民间社会最坚实的基石。在过去，他们曾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今天，人们以“政治反对派”呼之。旧人物们性格、见识、修为各异，却有着一些基本共性：饱经迫害、潦倒而坚定、无所欲求且已经习惯了孤岛状态。全中国有许多此等人物，而贵州人权捍卫者们的身世命运，几乎可以道尽这一切。
陈西先生是个慢条斯理，而又有条不紊的人，无论面临多么激烈的批评甚至围攻，他都报以善意的笑容，有理者谦逊接受，无理者一抿而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贵阳的朋友，个个才学、个性十足，相互批评起来都很不留情面，绝大部分人受不了。让他们有什么不满都来对我发泄，我受得了。”他语调轻快舒畅，甚至面露幸福之色地回顾着那些场面。“这也是我为贵州民主力量团结做的贡献！”
上一次出狱距离现在已经有十一年，他刚刚服满十年刑期，说话需要一个词、一个词地从脑海里挤出来，语言功能严重障碍，几乎每说一个词，仿佛都要竭力地去想下一个词。身边的人们都在努力鼓励他说话，为此，贵阳读书会每周的集会上，都会特地留给他一段时间请他为大家讲解问题。贵州“天无三日晴”果然不虚，听闻我的汽车将在清晨时分到达，他早早便来到汽车站等候，天色未明，他手里拿了两把伞，现身候车室。初逢时的情景十一年后犹在眼前，身后乍现的晨光里，一个身量适中的男人象一团青灰色云彩，轻轻挤开候车厅玻璃门，生怕惊醒那些打瞌睡等候发车或等候天亮的人们，一双眼中有想要勉力含蓄，却又不由自主流溢而出的殷勤之色，较晨光尤为夺目。我们从未相见，他却径直望着我走来，脚步有加紧之势，又顾忌发出声响。昨夜方下过雨，他身上披着雾露，肩、顶皆有潮湿，告诉我自己从家中一路走来，并邀我一同步行入贵阳城去，他知道一条清净的小路，眼下天色乍明，正好行人稀少，最宜散步。
施于他身的那些政治迫害，未亲历者只好想象。然我并未从他身上嗅到寻常的“牢狱味”。这股味道据说非常神奇，人曰“够咬狱耗子”。我的兄长和朋友欧阳懿先生的夫人罗碧珍女士，曾告诉我：在欧阳懿刚从监狱放出来的那段时间，街上的狗远远地冲着他们夫妇吠咬，直到他回家几个月后，方才渐渐平息。那是一股不可言说的气息，牢狱之内，人心最阴暗之处，被赤赤裸地表现出来，它对人的摧残远不止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更关乎人格和内在生机。从那种严酷环境里走出来的人，身上会带有一股令狗儿们异常敏感的“倒霉味”。我和陈西沿着小河行进，天色阴寒，沿河拂来的微风中却有神奇的清爽，他是中国政治反对派中那种极少数：不需要任何休整，能从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瞬间，随即投身进反对事业中来的人。据说这类人仅有许万平、杨天水、秦永敏等寥寥数人，这类人最大的共同点是执着、热忱，他们浑身好象有耗不完的精力，除了推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事业之外，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得失从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有人称，红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系自贵阳始，一九七八年底，一群青年想要将自己创作的政论性文稿（当时称为“大字报”者），张帖到大庭广众之处。他们认为，那些内容很有可能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抓去坐牢甚至枪毙皆有可能。既然如此，在贵阳贴也是“反革命”，到北京去帖也不过如此，何不上北京去帖？一声吆喝说干就干，把大字报卷成大捆，扛上北京，贴在西单附近一座高墙之上，这便是中国当代民主化运动的开端。李家华著名的大字报《对毛泽东的评价应三七开》，甚至直接被邓式拿去做党内论调。有些人连夜抄录，有些人则拿大粪往上泼，其火爆程度三十年未见。
曾经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莫建刚，性情可爱，酒后更是本真大作。这位为追求自由饱经迫害的诗人，有一天忽然为一句名言惊炸。有个被称为“文坛黑马”的刘姓书生，爆出“殖民三百年”之说。莫建刚时正在北京，便邀了一群愤愤不平的诗友，要去找刘博士理论。结果刘博士不在家，他们就在刘家窗台下拉了一泡屎以示抗议。那书生便是后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多年以后，莫建刚与刘晓波皆年过五旬，北京相逢时他提起这段往事。刘晓波哈哈大笑，仰翻在椅子上，用筷子指着莫建刚：“我一直纳闷是哪里来的孙子干的，原来是你们！”
民主墙运动很快从帖大字报的形式发展成读书会和民办刊物形式，虽然遭到镇压却势头不减。贵州的人权活动在八十年代非常活跃，光读书沙龙有上百个，这些沙龙更多承载的是思想交流与启蒙作用，和近代欧洲的政治性沙龙存在天渊之别。陈西曾经是个文艺兵，那时还叫陈有才，复员后在某学校里负责后勤。因为他掌管着某些空置教室的钥匙，还有乐器、宣传用的红布等物，经常利用“职权之便”，为大型沙龙活动提供场所。能乐呵呵地挨批、有求必应的个性，使他在这股读书、求知风里颇受各种不同观点人们的喜爱。待到这些沙龙成立“沙龙联谊会”时，他被推举为“联谊会长”。
“选我当会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我继续给他们拿钥匙开门、借乐器。”提起往事，他不由自主沉浸在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中。轻柔温和的语气令人情不自禁想象起他年轻时的形象，慈爱、怜惜，每一刻都在提醒着自己不要去伤害到任何人。有些人将其描述为红中国思想史上最开放的一个时代，从贵阳火爆的读书会中，我们可以管窥一斑。不过那个时代的残酷却不太为人注目，因为毛时代刚刚过去，人们似乎觉得和毛时代相比，那些酷政是可以接受的。杜和平系这些读书会主持人之一，他住在贵阳城相对“热闹”的地带，家业留下的房子。八十年代，他被当作励志青年的典型，曾经上过官方的宣传，称他为“身残志坚的小杜”，经营一爿书店并以读书为业。除了官方宣传之外，在朋友间无人将这位身长四尺、脊柱弯曲、厚健而壮实、双目闪耀的读书人当作一位“残疾人”，熟识者对他既没有特殊的尊敬也没有特殊的垂怜。他赢得尊敬是靠的学识和品性；获得怜惜则是因为政治迫害。
他的祖屋是栋两层小楼，财产也许是兄弟们共有，书店的营生早已关门大吉，如今出租给饭馆。他自己则在顶楼自建一层简陋木屋栖身，木屋的大部分用来做读书会的活动场所，一间三、四平米的局促小屋作为起居室和书房，其余皆作藏书室。
到了1989年学运期间，一个支持学运的民间松散团队出现在贵阳，名曰“爱国民主联盟”。“爱民联”的主要成员大多系成年人，“沙龙联谊会”是其重要源头。学运被镇压之后，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不同，在贵州，“爱民联”系当局的头号镇压对象，因为他们系“长胡子”的。陈西获刑三年，杜和平也未幸免获刑两年。
迫害只令他们更加执着坚定。1995年，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在安全局宿舍里成立。黄燕明、卢永祥在北京撒下宣告民主党成立的传单，当即被捕，后各获刑五年。陈西则被当作民主党案的“首犯”，获刑十年，此案牵连广众，有司震怒曰：“反革命组织都在我们单位宿舍里成立了！”我初见到他时，恰逢其刚刚出狱不久，待到半年后再见，他已经可以流畅地与人交流。这些年来他完全放弃了在共产党当局“法律范围”之外的一切活动，他认为上一次组建反对党、挑战当局政治底线的做法，并不成功。人权活动必须停留在那个“法律范围”之内，才可能获得出路。国家机器本身的违法行为，是对中国人权进步最大的危害，通过遵守共产党当局的法律，来引导共产党当局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他称之为“驯兽”。我暗自哀叹与他的迂腐，却也深知，只有执着地去追求，中国的人权事业才可能取得进步，哪怕其逻辑看起来多么与现实相悖。尽管我并不认为他所坚信的，是一条成功之道，然我明白真正的成功之道并非他所信守的方法，而是其背后教人肃然起敬的执着精神。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为人权事业奔走呼告，从未有片刻停歇。每逢“敏感”日子，他和贵阳大多数人权捍卫们会遭到软禁。有时候是绑架到某个旅游地去关禁闭，有时候则派人堵住家门，想要外出有二十四小时随时贴身跟踪。跟踪者都是年轻力壮、看起来还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据说是一旦需要，随时以武力制服他。我去他们家好几次都遇上过这种堵门软禁，门口走廊里放着桌椅板凳甚至行军床，俨然一个小型办公室。
在他临被捕前几天，我还登门造访过，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即将来临的抓捕，尽管连我都已经嗅到了不祥的气息。或者是因为早已置之度外，他仍一如既往地轻松，一起憧憬着中国的未来，迅速兴起的新一代已经生气勃勃地主导了反对运动，人民的觉醒已不可遏抑。贴身跟踪早已熟视无睹，他们似乎并没有驯服“野兽”，但他们的坚持不懈迎来了一片预料之外的欣喜现状，他正沉浸在喜悦中。
而我知道，对新一代的大规模镇压即将来临，当镇压来临时，他们这些旧时代的引领者、新时代的追随者，也必将遭到波及，命运甚至比新一代力量更加多舛。但我亦坚信，当新一代遭到镇压，变成旧人时，又会有更新的一代以我们难以预测的方式出现，其势头将更加汹涌，我们难以预计的新方法和新哲学将一次次涌上潮头，最终成长为决定性的力量，唯有执着之精神，将永存于潮起潮落之中。
不久，他果不其然又被捉了进去，这一次面临的是十二年刑期，他总共已经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向监狱内贡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监狱并非他这样柔和而又不知变通者的乐园，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究竟会在我们国土上留下何种印记？上帝原谅我的无知，我并不知道。我只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他头颅上留下的道道沟壑，有些来自狱霸、有些来自管教、有些来自武警。若有人告诉我“天佑良人”，我愿相信，那必在天国和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