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作者提供
引言：全新政治现象
封闭的统治体系遭遇全民性开放网络诉求会出现何种情状？相信这个问题远超乎实证政治学范畴，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暨未来史学的研究对象。在专业研究范围内，我认为涉及中共高层政治的网络信息（不惟十九大前几个月作为高潮期）是一种非规范的选举现象，这正像美国的选举是世界选举一样——我称之为「泛选举」。当然，中共高级权力的内部选举与美国的政权全民选举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活动。这点需要注意。
再封闭的圈子选举也难以排除网络信息因素的介入，从二〇一六年三月的倒习公开信到二〇一七年十月的郭文贵爆料高峰都是证明。并且，泛选举的内涵远非如此，泛选举的广义爆料不可能脱离纸面阅读暨纸面资源的支持，尽管还未有相应的计量研究结果支持的我这一论点。我所能提供证据的是：我在《动向》杂志的政治评论文章《顾此反腐失彼「密联」——习近平政治的「道光气象」》有其网络转刊版【注一】，后者无疑在技术上实现了我设想的「纸网共振」【注二】效果。
一、风口浪尖：个人体验与抗争行为模式
上面的案例是广义化的，有更多的实证支持。比如，作为《动向》与《争鸣》两刊的重要撰稿人【注三】我认为它们遭遇政治压力而停办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我因此损失了主要经济收入并要经过不短时间的写作及谋生的转型期。两刊惜别读者颇有不舍之意【注四】，但它们并未直言遭到政治压力，只是到安乐业先生说出其「被停刊」【注五】的判断时，我原来认为的两刊遭遇压力才不再是胸臆与孤证。事实上，停刊迹象从二〇一六年五月份我经历「稿费危机」时已有气息，而之于个人策略我开始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目前尚未完成）以便争取到日后的可能收入。具体说来，稿费危机是指两刊的公司名（百家出版社）委托汇款公司给我的《争鸣》四月份稿费被中国银行退款。银行未会知客户而退汇显然要承担侵权后果，唯一解释其不怕的理由是有国家强力部门介入【注六】。因此，百家出版社请《动向》总编张伟国先生劝我「要低调」，因为「他可能已处在风口浪尖，香港情势亦越来越严峻」。如果不是两刊已停，我绝对不会公开这段系于商业秘密的文字。
我向百家出版社的解释有两次（邮件，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凌晨与次日中午），简述之为三点：（一）我曾计划以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名义（并联署一些有此意向的成员）致贺蔡英文就职，但现在放弃，因为已经退会；（二）我在《参与》与《新世纪》两网刊的文章引起北京高层不快已有资讯证实【注七】，此次危机后我停写；（三）当局一直从经济上压制我，因为一九九九年时它就断定我「有了钱，会组党」【注八】。在我做出这些解释之后，稿费危机得以化解。我能够理解百家出版社的苦处，尽力做好此后供稿并预料两刊之一种会先停办。到二〇一七年上半年，《动向》改为季刊从一定程度印证了我的判断。对于香港政治形势我有相当了解，至少借助公开资讯可知：在李波事件之外，另一家香港有名的政论杂志长期生存在北京压力之下。后来，在两刊停办前，那一压力再现高峰，以致出现「一个月两个人（重要写手）被逼走」【注九】的极端情形。
我的写作固然是谋生手段，但在政治抗争即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方面则是One Person Against Whole the Party（一个人挑战整个党）的行为模式。该模式的土本资源是东汉风节知识分子人格历史（为此，我还写过一本书《刀与笔——东汉文人、宦官、外戚的三角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二〇〇八【注十】），外部（普世价值）资源则是基督教内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的良心抉择【注十一】。这些内涵无须隐瞒，因为Whole the Party再愚蠢策（即实现善治无知识上的可能），它也会有专家集团通过我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判断出我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底蕴。而对应Whole the Party的判断，我个人自我判断（实为政治设计）是：政治行为亦在泛选举范畴之内，并且，充分利用了网络因素与纸面结合的优势。
需要严格说明的是：在中国，网络因素介入选举（无论中共党权还是党控国政之选举）并不在于什么人出任最高党职或国家最高行政职务，而在于它的古典意义是察举文化的延续，因而，压迫再重，民有议政之风，这也是「文革」时期大量发生「反革命案件」的传统因素；在政治现代化意义上，泛选举是整个社会对生存质量的本能反应，甚至当中的人权因素可以放得低一些。「事儿摆在哪儿，人们总还是可以说说的」是如此简单之道理，以至于乞丐与文人对下雪天气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黑暗政治：体制内左翼异议影响力
在现代政治含义一层，利用网络的泛选举甚至成为一项商机，其如美国的文森特·哈里斯利用网络引导民意，帮助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一些右翼政治家，更使内塔尼亚胡利用网络视频反击了极力抹黑他的反对派【注十二】。而哈里斯本人除了借助跨国泛选举间接表达自己基于基督教观念的政治见解之外，他确实是选举方面的商业天才，在中学时写博文，到大学后建立传媒公司【注十三】。所以说，泛选举现象是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表现之一，也为全球「新世代」的人们带来了政治参与契机。这一点值得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所有人效法。即便不是如此动员，节奏慢于全球甚多的中国社会出现商业化选举公司的可能性亦有之，尽管它可能是非规范的，甚至采取非常松散的兴趣活动者小群。
我虽无法实现哈里斯式的商业模式，但是，以读书人（而非仅限于异见人士）的职分对现实政治做出评论，以及进行专业的实证政治学研究，乃是正常与正当的选择。这当中优秀的分析能力与特定的消息来源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读书人一定是比普通社会成员做更多的「可以说说的」个体行动。较为具体的例子是：在专业性评价中共国家经济前景时，涉及到最高权力层应然的格局，「李克强有经济学博士名头，但实际专业方向则是意识形态掌控且态度中间偏右而受社会欢迎程度高，应当是比较好的总书记人选，其掌下配经济长才王岐山或汪洋，勉强或可寻找最后的结构调整机会，更幸运的是找到市场取向的路径」【注十四】。在经济专业分析之外，我的这个说法实质上是一次模拟投票，也表明我对习近平政治抱有希望的态度全面翻转。它当然可被归入「不低调」之列。
配合更为专业化（学术形式）的分析激怒习近平团伙已经在所难免，具体的例子是：我对习近平意识体系的理论否定，指出其儒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具体到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它是『韩非加列宁』；习近平以复兴毛思想为己任，也愿意发展马克思内容其如在经济学方面，但其未定型的思想也在『东马』范畴内，基本上是『孔丘加斯大林』。总地看，作为东马分支的儒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仍然是国家高于社会、政权高于人民，是为『圣人』之位的重要性，但它致命后果是完全违背革命初衷」【注十五】。这番严格的理论批判发表在去年二〇一七年四月中旬，结果，稿费危机在不到半月就发生了。以逻辑方式推论，上述批判也是习团伙在两个多月后的中共九十五年党庆上提出「不忘初心」的一大原因【注十六】。在另一端，不只是异议力量的泛选举会使党权集团做出反应（掩盖或者反击），体制内有泛异议色彩的力量（内部分为左右翼）同样能发挥泛选举作用，尽管他们同样无法决定狭义选举的结果。当中，微妙的是：左翼政治意愿能够经过最高党权一个任期的时间，形成新的政治提法或抉择的社会依据。比如说，在二〇一二年初我就注意到「新毛主义」问题，并认定反腐的左翼政治因素将使最高党权集团「以工农利益为幌子笼络人心，但拒绝往民主制度方向改良」【注十七】，而今，一切得到证实！
上述精准预测基于大量历史资料的精选与深刻分析（即我已经说过的「历史精炼」），而旁域同质的专制历史（尤其前苏联）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在两刊停刊号上，我详细分析苏共十九大的三个重大变量，指出了泛选举意义上的社会可能情形：「现在，北京高层悄然流传『王上习下』是有一定道理的，王岐山取代习近平至少是太子党顶端小群的一个考虑。即便『王上习下』是用意挑拔的谣言，那么，谣言产生本身仍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老百姓是『天』，则天怨可见；如果太子党顶端小群是『人』，则人怒可测。」【注十八】。虽然因为中共国家的高级政治信息高度封闭而致任何关于最高党权层面人事项目均不可避免带有八卦性质，但是，泛选举涉人事项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此亦其可称为「泛」的重要理由。
三、谁之香港：关联新疆看问题
一如安乐业先生赞赏两刊关注西藏问题，其实它们也未回避新疆问题。如此，一是此等关心令北京当局十分恼火，因为在边疆（暨少数族裔）问题上，新疆问题远比西藏问题要敏感得多，即使在没有「暴恐」因素的时代也是如此；二是自由知识分子本身存在较为普遍的去民族主义倾向，即起初他们对给定体制的不满主要针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使用的批判武器也是民族主义，但当民族主义从精英层的精神武器蜕变为群氓精神麻醉剂后，它被体制外政治与知识精英（异议群体）所放弃。后一项是无须讳避的，中共国家政要有时会拿这样的「历史先声」来私下驳斥异议，指称后者的「立场变质」；相对应，异议方面则公开讲中共革命时期的民主、宪政诉求为「历史先声」，中共建政后背叛了它。若淡去意识形态因素，仅以人文历史观象来看，两方言辞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观象。
关心新疆问题是因为民主转型政治必须承担捍卫少数族裔的责任，否则，转型就没有科学意义，也无文明史积累效用，只不过是一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转交而已！「Their freedom just is our freedom, then to support them just do for ourselves」【注十九】是我的基本主张，且是在网络遭到一定程度封锁情况下表达的，但杂志能予刊出就是其立场反映。同在香港，有北京背景的媒体可以经审查、有选择性地做新疆情况的报道【注二十】，而即便如此，这也是胡温时代的事情，在二〇一三年及以后，这种情况消失了。新疆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最无法知情的信息分域，其实证政治学的理论分层有三：其一，北京当局拿新疆当资源产出地的战略方针不会改变，与政权命运相始终；其二，新疆内部的南北差别是文化、宗教心理上的差别，它与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教派分立是同质的；其三，维稳采取宗教压制方式加大了少数族裔与汉族人的裂痕，当地民族主义（次民族主义之一种）本质上不反全球化（现代化），只是反对汉化。由此也可以预见：中美关系中的新疆因素仍然会发挥作用，绝非二〇一六年五月初的一次交锋【注二十一】而止。
读书人的职分行为必然涉及国家政治活动的诸多方面。选举者，选制为首，举人为次。如果不是为了好制度出现，转型活动必然是娱乐化的，转型科学只是智力体操而已！拿出新疆问题作一个专节来论述，支持少数族裔权利并认定其为转型要素，已经表达清楚。与它相关联的是特定地区、总人口相对中共国家人口基数绝少者亦有同类性质，理应受到转型科学的关注。香港，是最重要的地方。《争鸣》与《动向》两刊办在香港，更停在香港。在实证政治学意义上，这是中共国家对港人知情权的剥夺，是对泛选举的极大蔑视。因此，一方面封堵有泛选举性质的特定信息资源，一方面又要求港人提高对中共国家的政治认同，岂非南辕北辙乎！
在上面悖论之下是香港居民尤其青年一代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近乎空白（同时，对港英政治遗产也没「情感羁绊」【注二十二】）。他们要的是自己的香港，而以打压信息自由为能事的北京政策显然是在告诉前者「香港不是你们的」。所以说，两刊被迫停止之于我个人是习近平政治精准打击型政治迫害，也是敌基督行为，而之于香港居民无疑是一种真正的身份强加行为。讽刺的是：不仅二〇一七年上半年的社会调型报道指出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分离主义」【注二十三】，而且，习近平香港政策在二〇一三年上半年就导致了港人「中国人身份认同感」的大降，「百分之三十八的受访者喜欢『香港人』这一身份，人数是选择『中国人』的近两倍」【注二十四】。
结语：两崩即将发生
中共国家无论是对某些个人（如我者之自由知识分子、异见人士）还是对某些族群（如新疆穆斯林，香港居民）的恶毒打击，完全出于他们恨恶自由的情绪。他们恨恶自由，可以把一个严肃话题，其如好莱坞性侵事件给放在纸媒的围观栏目（或曰「文体看台」），而不知此为重大女权事件。再如，他们可以把枪毙一个妇女由数十名警员押送过程【注二十五】描写得很壮观，并配上图片。在对香港自由的恨恶上，表现到了极端也导致了巨大讽刺：在习近平猖獗的香港政策实施初期，报道说「香港竞争力从中国第二位跌到第五位」【注二十六】，「被江苏、山东、浙江超过」【注二十七】，但数据生产者「（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在研究报告公布二十七天后被中国民政部宣布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注二十八】，名列第九批二百二十家的第一百九十一位。
质而论之，说山寨（离岸）社团细节是个「讽刺」都有些用词不当，因为恨恶自由的情绪根本没有戏剧性，只有丑陋与凶恶！此等丑陋与凶恶更由国际公信力颇强的机构来印证：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二〇一七年二月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位居全球之首【注二十九】，而中国内地仅获第一百一十一名。这还是「比去年上升三十三位」【注三十】的结果。 在异见身份之外，我作为经济学家看不到习近平团伙做好经济改革的任何可能，经济崩溃导致政治崩溃则越来越有可能。当然，两崩之状对民主转型而言，是不错的历史机会。
注释部分：
[一]原发于《动向》杂志二〇一四年九月，《民主中国》网刊转刊于九月十九日，只用副题〈习近平政治的「道光气象」〉无疑加强该文的网络传播效果。
[二]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从和平盈余到碎片集成——网络冷助益转型政治》，《零八宪章》网刊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转刊[一]网刊原文。[一]网刊原文系该刊二〇一六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之应征稿。「纸网共振」有两层含义：其一，后历史补充性发现之重要路径是纸面信息往网络方面传输；其二，将大量知识碎片集成一体，积累成异议力量的优势资源。
[三]这个「重要」主要是以撰稿量为标准的。比如说，两刊停刊号有我的六篇笔名文章。
[四]参见《争鸣·动向》二〇一七年十月号合刊，告别语《难说再见》。
[五]参见[一]网刊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五文章《跋涉民主路上的楷模——惜别温辉先生以及记〈争鸣〉和〈动向〉停刊》（作者：安乐业）。
[六]尽管中国银行是国有性质，但它的经营面目是完全商业化的。因此，它所参与的政治迫害行为应当被记录在案，在民主转型后将得到应有的责任追溯。
[七]尤其是《参与》网刊的《封锁「巴拿马文件」背后的政治危机——反腐王莽化或者马克科斯化》，[一]网刊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转刊。
[八]参见《大参与》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总第一一二二期）报道《綦彦臣的言论罪：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全文）》（记者：李洪宽）。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它可证实中共当局对我「有了钱，会组党」的担心，其如所「犯有下列罪行」（总计十六项）中之第六项曰：「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綦彦臣以姬离笔名，在美国反动电子刊物《小参考》(总第四百二十六期)上发表文章《金钱与民主运动》，此文提出在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共产党政权时，要舍得花钱，并号召海内外反共势力要联合起来。」第十五项的后半部分则指曰：「诬蔑人民民主专政是『暴政』，号召『组织党派，筹集经费，举行抗议』，颠覆国家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宪政』政治体制。」
[九]同[一]网刊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转刊RFI报道《香港〈前哨〉老总吐苦水 「强力部门」恐吓无日无之》（记者：甄树基）。
[十]在胡温时代，我能出版一些通俗历史著作有很大因素是当局「怀柔」策略——总得有个挣养家糊口费用的出路。此策略也基于减少中共总体罪责的考虑，其如有情治单位官员承认当时（一九九九年，将临「五十年大庆」，又出了「法轮功事件」）抓人是无奈之举，最高层也不愿背上打压言论自由的坏名声。我的剥政期限是从二〇〇三年五月一日至二〇〇六年四月三十日，但在二〇〇五年就出版了《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等书目。而就目前因于两刊停办所带的经济影响，我确信习近平政治远坏于胡温时代，其残暴性才刚刚显露。所以，我的未来数年处境会更加困苦。不过，我已有心理准备，再次入狱亦非畏途。
[十一]这一项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其如对AOMS之Justice与Righteousness观念的坚决信奉，以及对Deuteronomy之Wages与Redeemed含义的深刻理解。
依这个基础来判断习近平政权对我实行的精准迫害，它实质上是敌基督(Antichrist)行为，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不宣而战！
[十二]与[十三]参见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十月八日文章《右翼民族主义的怂恿者》（作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十月十三日译介，《哈里斯：右翼竞选的网络推手》，第十一版〈副刊天地〉。
[十四]参见[一]杂志二〇一五年九月号，《中国经济——「上帝哭了」》（实名；綦彦臣）。
[十五]同[一]网刊，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儒马」崩溃 「深思」扩展——网络时代反威权政治指要》。
[十六]同质的，还可参见[二]学术文章引起的反应。在文中我指出：「然而，列宁主义的政权政治（绝对执政地位）历史表明：『党的领导』与『民的意愿』是不可能一致的，只在列宁主义宣传政策（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所有的宣传政策及其调整不过是愚钝化的后革命时代之自我安慰，它与社会现实绝无正相关之可能。」作为一个反击（或者模拟的逻辑推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诠释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毫无疑问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是「党的领导」造成的。
[十七]同[一]杂志，二〇一二年一月号，《俄罗斯危机冲击中国——苏联解体事件有待重新认识》（笔名：荆冬雨）。
[十八]题目《神秘的主席团名单——回眸苏共十九》（笔名：燕奇）。
[十九]参见《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四月号，《中国「第一大V」的新疆观》（实名：綦彦臣）。在这篇纸面杂志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与文章描述相关的诗作，名曰：《新疆草茶·新加坡来信》。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七日。全诗录如左：「楼兰残垣被黄沙深埋/猥琐小人疯狂歌唱/歌唱一次赫赫武功/掩盖从中原到海岛的逃亡。开封也罢，崖山也好/都没理会西域草茶/各样花茎与茫茫戈壁同在/为马蹄和兜鍪叫醒朝霞。长安没有电/昏黄油灯下是贪婪的笑脸/汗血马来了/它们并未驮来草茶的甘甜。电灯亮了，宫娥消失/愚味却顽强地赖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处/泡好一杯数千里外的浓香/低头为未来留下一段怀古。」「新加坡来信」则是指定居新加坡的中国公民陈磊老先生通过《争鸣》杂志编辑部写给我的求助及答谢函（由《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先生代转，PDF格式）。对于其所诉求，我除了进行详尽答复外，还给中共国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写了公开信（发表于《参与》网刊二〇一四年五月十日）。
[二十]参见《凤凰周刊》二〇一一年第十九期文章《中共新疆新政》（特约撰稿员：张驰）。以实证政治学理论解析该文，它一是为团派与江系共同接受的政治新星张春贤「柔性治疆」造势，另则是将文化认同问题提到全新高度。不过，这两项均败。张春贤卸任回京，习近平亲信接掌新疆，一改「柔性治疆」策略；由于北京政策改易之快，争取少数族裔对汉文化认同（实则是「儒马」体系）至少心理上不现实。
[二十一]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电（记者未详）；同[十二]译介报五月六日（含五月五日中央社台北电，非译介），《中方抗议美借宗教问题指手画脚》，第一版（无版标）。美国联邦政府下属「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说：「宗教少数派，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对于政府对其信仰的严格控制不满，活动人士称这引起了社会动荡和暴力活动。中国政府称，旨在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煽动穆斯林和佛教徒反对政府的统治。」
[二十二]与[二十三]参见FT中文网·中国/政经版块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文章《香港回归二十年反思》（作者：白杰明；译者：何黎）。
[二十四]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报道（记者未详）；同[十二]译介报（非译介）六月二十日，《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降低》，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十五]参见我的推特（綦彦臣@sihoen3）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荆中秀被押送行刑的图片以及我对孟建柱的评价：「孟建柱本来公共形象还可以，其败形象是枪毙一个杀警妇女。一者，警察不当开枪杀其家人在前（名义上是追盗窃逃犯，非暴力犯罪，不至于用枪）；二者，一个妇女激愤反应而杀人，罪不至死；三者，枪毙一个妇女，大力度宣传，严重践踏女权。我想，如果有一天孟写回忆录，很可能回避这个事情。」
[二十六]同[二十四]，《香港竞争力跌至全国第五》。
[二十七]与[二十八]参见中国社团组织网·通知公告版块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公告《民政部公布第九批「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对于「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之「离岸」性质，应从三方面看待：第一，权贵势力的谋利（含政治与历史声誉）工具，其如「中国周恩来研究会」；第二，一些有远期政治考量的群组为避开北京极苛的管制条款而去香港登记，但这是极少；第三，为了好看、好听的名义到香港注册，其如「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但缺乏专业技能。
[二十九]与[三十]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香港电（记者未详）；同[十二]译介报，《香港再次获评最自由经济体》，第五版〈财经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