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论》共同作者 杨庭辉）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强调牢牢掌握对港澳「全面管治权」。这种把一国两制重构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的论述，一如既往地获得以强世功为首的亲北京学者全力护航。
强世功在10月下旬，就连接在《明报》发表三篇文章强调：一、中国文化向来推崇有容乃大的朝贡体系，而非西方具侵略性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枪炮殖民主义；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更史无前例地成功利用这种主义建构「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三、港人须具备所谓的时代感和大局观，才能领略到习近平对港政策的奥妙。
然而，古时的朝贡体系实非如强世功所指般具平等性和包容性。在这个体系下，中原王朝会以天朝自居，藩属国须对其顶礼膜拜和进贡，天朝会因应特殊的情况以钱收买藩属国，但这并非出于平等尊重它们的缘故。如今北京制订一带一路战略，正正是这种朝贡体系的写照。此外，朝贡体系经常强调华夷之别，而非强世功所认为的「多元一体系统」。
对强世功等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更是用以掩饰国家专制独裁的幌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强调民主是实践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而非以实践社会主义的名义集权于国家。由俄国十月革命至今，所有大搞个人崇拜和独裁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无不以酿成大灾难收场。今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以过往的悲剧为鉴，中共却把国家集权写入中共宪章，可谓是天大的讽刺。
说穿了，强世功之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乃把纳粹法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极右国家主义中国化，即以全面管治权之名，要香港等边陲地区全面臣服于国家集权。在这种极右国家主义中国化的进路下，施密特理论大幅度被中共吸收，例如施密特强调以恒常的紧急状态去区分敌我和进行斗争，十九大报告中就23次提到「斗争」一词。
与此同时，《国歌法》正成极右国家主义延伸至香港之利器。上周，马恩国引述李飞指，日后香港就《国歌法》作本地立法后，马场在播放国歌期间，所有马迷也须肃立，与此同时强调会有例外的情况，只要不构成刻意公然侮辱国歌，执法机构大多会宽松处理。可是，正如施密特所指，紧急和例外状态的诠释权，往往牢牢地掌握在主政者的手上，如主政者认为有额外的需要，他随时可扩大紧急和例外的范畴，被统治的人只能处于被动状态。现时沙田马场固然只有在重要的赛事日才会奏起国歌，但倘若中共日后认为有加强「洗脑赢心」的必要，它随时可把沙田马场奏起国歌的例外常规化，甚至要求香港赛马会「日日播，天天播」。
如此下去，主权移交不足50年，香港便由「马照跑，舞照跳」，变成「马照跑，要肃立」。所谓50年不变的承诺，在强世功之流的极右国家主义者眼中，不过是一张束缚不了国家集权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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