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许意大利在近代欧洲是第一个走向西方化的国家，因此，它的希腊化或西方化是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在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的希腊化或西方化的缺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它不像日后的英、法等国是在完成民族统一的基础上走向西方化的，而只是少数几个先进城市实现对中世纪的决裂；第二，文艺复兴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对经济和政治影响较小，就是说，文艺复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意大利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第三，文艺复兴所关注的只是社会上层的极小一部分人，并没有对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文艺复兴的这些缺陷，当然也由于此后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势，意大利西方化——尤其政治西方化——的进程并不顺利。在几百年中，意大利的各种改革也在进行，但是，所谓的改革不仅没有导向宪政民主，反而导致了本来具有有限“自由”的国家最终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18世纪，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意大利北方邦国伦巴第，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君主马里亚·特萨雷和约瑟夫二世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该国花了半个世纪时间，到1760年，在地籍制度、税收制度和地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此外，伦巴第还新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工程，如道路、医院；并扩建大学，改革劳动力市场，取消行会制度。1780年以后，约瑟夫二世即位，改革速度加快，但改革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伦巴第当地居民手中的权力被收回，并授予奥地利官员，[1]改革体现出把权利集中到专制君主手中的趋势。国家状况有所改变，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伦巴第的专制君主们应该算是开明的，但他们终究是专制君主，对于超越一定限度的变革没有任何兴趣。”[2]1780年后，伦巴第的改革局限于在旧体制的框架内收权还是放权，而实际上多是收权而不是放权。同期，意大利的中部邦国托斯卡纳也在改革；改革由弗朗西斯二世和利奥波德领导。弗朗西斯在位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放宽谷物贸易，削弱教会权利，但改革进程相当缓慢。利奥波德即位之后，改革速度明显加快。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经济领域，在1766—1773年间，对谷物贸易和土地交易的限制先后被取消。此外，利奥波德还改革行政管理和财务制度，取消了行会，甚至取消了酷刑和死刑。但是，“和他在米兰当政的本家一样，利奥波德也只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情上成功进行了改革。整个邦国专制统治的本质无疑没有改变——尽管是一种开明的专制统治；国内各集团和阶层之间的基本权力关系也没有发生变化。”[3]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改革成效较好的邦国的情况，至于那些改革成效较差的和没有改革的邦国，情况更加糟糕。
1870年，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统一；国家的统一，在意大利历史上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但是，国家统一后，除了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没有改变外，各种社会矛盾——阶层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天主教徒和世俗民众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中各派思想观点之间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家的统一激起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比以前更加突出。面对贫穷落后的局面和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意大利的统治者不是对国家过去所走的专制道路改弦易撤，釜底抽薪地进行改革，而是继续在所谓的改革中推行以维护专制政权为宗旨的路线，以致国家一步步向法西斯主义迈进。
1876年，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组阁政府。德普雷蒂斯上台后，议会先前的两党制实际上已支离破碎，党内党外在交往中随时准备采用“非常规手段”，而且相互之间拉帮结派。面临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德普雷蒂斯为争取大多数并最终达到巩固其政权的目的，采用了一种人称“变质”的手段进行统治。所谓“变质”的手段，就是通过贿赂拉拢议员，以驱使其投票支持政府。贿赂的手段有内阁席位、社会荣誉、为选民分配公共工程等。史家评论：“变质”做法遭到了严厉批判，因为它加速或者说是导致了道德水平下滑，不过它毕竟保证了政府的稳定，使德普雷蒂斯几乎是连续执政，直到1887年去世。而且在他死后“变质”手段仍作为议会运作的一种方式长期存在。德普雷蒂斯虽然保证了政府稳定，却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4]史家还认为，“德普雷蒂斯时代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果无疑是消极的，如前所述，很多长期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可事实上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5]在这种局面之下，移居国外经常被当作逃离贫困和选择自由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移居欧洲他国和跨洋移居美国的人数数额巨大且逐年飙升。[6]
德普雷蒂斯死后，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出任总理。据史载，他执政的主要特点有：支持德国；殖民扩张；支持新兴的地主和工业中产阶级；从不容忍反对意见；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他被日后的法西斯主义者视为同宗。虽然克里斯皮在行政改革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他的措施的本质是牺牲议会以加强行政管理，扩大国家独裁权力——这种权力逐渐集中到他个人手中”。[7]在他执政期间，反对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大，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代表这些思潮的政党纷纷出现。从19世纪80年代起，暴力抗议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显着的有：佛罗伦萨和比萨的炸弹事件、佩萨罗起义、那不勒斯刺杀翁贝托国王事件。19世纪90年代初期，西西里爆发了严重暴乱，克里斯皮为了达到所谓社会稳定而实质巩固政权的目的，派大批部队前往岛上粉碎一切反抗活动，并设置了军事法庭，将有同谋嫌疑的人一律处以极其严重的刑罚。他还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了发生在卡拉拉的一起大理石工人暴动。那么，克里斯皮的这些暴力的和军事的镇压手段，是否解决了问题呢？史家告诉我们：“这种笨拙的手段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因为它解决的实际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根源其实是自由国家未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未能解决困扰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意大利人逐渐看透了这个国家：一帮腐化堕落的人一心想着保护个人利益，保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大多数人因此与国家越来越离心，他们觉得这个国家跟自己的期望和需求毫无关系——国家的体制显然没能‘创造一个意大利人的意大利国家’。因此，克里斯皮的镇压只能使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社会主义者。可以想见，克里斯皮发现自己的这一套不管用后，就变本加厉。1894年10月，他一共取缔了271个社会主义组织。克里斯皮此时愈加退缩到自设的堡垒里，更改选民名册以保证选举结果，将政府运行的权利越来越多地控制在自己手中。”[8]我要对这里最后的一句话加以修正的是，用更改选民名册的方法以保证选举结果，这不是“退缩”，而是更加猖狂地向人民“进攻”，公然的强奸民意。
1900年，乔瓦尼·焦利蒂接任总理后，不仅继续推行德普雷蒂斯和克里斯皮两届政府的政治路线，而且处理议会问题的手段也更加圆滑世故。焦利蒂堪称名副其实的滑泥鳅，同时代人、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则称他为“黑社会总理”。为了巩固政权，也为使自己稳居其位，他沿用“变质”的做法，甚至还变本加厉。他既与左翼做交易，又与右翼做交易，用这种手段，焦利蒂确保了自己在议会几乎一直占有多数。“焦利蒂圆滑世故的另一个表现是，一旦情况不妙，他就老练地从政坛前台退下，把难题留给别人，他自己则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凭借他精心策划并成功维持的多数，焦利蒂成为20世纪初意大利政治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可以说，不在位时亦当权。从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显然就是主导意大利的风云人物。”在改善民生、扩大公民选举权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焦利蒂毫无原则地滥用任免官吏的职权，经常引发质疑；此外，他还操纵议会，这些最终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失望与疏远。相比之下，他那些本不可小视的国内成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定程度上说，他只不过是沿用并完善了统一以来自由国家的前任们确立的传统做法，结果却使议会国家与其声称所代表的人民彻底决裂。”[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种国家与人民彻底决裂背景下，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居然有了改善。有人将20世纪初的几年称作意大利的“美好时光”。所谓“美好时光”，就是在这段时间经济大为繁荣，工业革命处于全盛时期，工人、农民和政府雇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然而，所谓美好，也仅此而已。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一短暂的黄金时期内，人们的生活与政治、议会是互不相关的。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就在这段“美好时光”，一个不幸的特点——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渐增长。推动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杂志。“它们鼓吹意大利种族的伟大与优越，提倡国家控制、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10]焦利蒂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最终导致了政府垮台，使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与他的前任们一起，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播下了种子。而这颗种子经过尼伊凡诺埃·博诺米和路易吉·法克塔当政时的短期孕育，终于在墨索里尼时代疯狂长成。在法西斯统治之下，意大利人民的生存状态极为悲惨，史学家林特纳这样揭示：
从1925年1月到1929年初，意大利完成了向独裁统治的转变，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属于国家，不得超越国家，不得反对国家。”新闻自由受到限制，限制途径一是审查制度，一是驯服的经营者解雇不听话的编辑。各地民选的市长被国家指派的长官代替，地方政府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尽管反对派们此时在“领袖”面前已基本无所作为，但仍然在1926年遭到取缔。主要的反对者要么被流放国外，要么被流放到南方偏远地区。……谁要是有与墨索里尼意见相左的嫌疑，必将受到警察和秘密警察（……）的迫害。最典型的一周，“夜半敲门”和其它类似的事情就出现过大约20000次。包括共济会在内的“秘密组织”都遭解散，所有可疑分子都被清理出官僚机构……。入“党”（国家法西斯党）成为活下去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即便是国家法西斯党也未能幸免，党员好几次被大规模开除出党。让工人们安于现状的方式有体育活动、“思想健康”的流行音乐和工人俱乐部，而最后一个自由工会组织也被国家以伪社团主义的名义解散了。法西斯金字塔的顶端是“领袖”本人——一个永远正确的人。他使用各种途径对人民进行说教：发表广播讲话、在他可以俯视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发表演讲、传播各种口号，比如“劳动使人高贵”和“宁做狮子一载，不做羔羊百年”。1929年，教会也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在《拉特兰协议》中，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同意建立梵蒂冈国，教皇则承认意大利王国。[11]
国家至上，没有新闻自由，人民的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权被剥夺，且不允许有反动派；入党成为活下去必不可少的前提，但党员本身也不得安宁；工人被体育活动、“思想健康”的流行音乐所麻痹，且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被解散；党的“领袖”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并且惟一正确和永远正确，……这些就是法西斯统治期间意大利人民的生存状态。这是一副多么悲惨的生存状态！
这种悲惨的生存状态的出现，或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有其偶然的因素，但就根本而言，则是自国家统一以来历届政府所推行的以反民主宪政为宗旨的改革路线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说，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国家统—后，长期实行的是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治制度；由于民主制度的徒具虚名，种种形式主义的民主化手段无可避免地被法西斯利用，最后导致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并使意大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意大利的自由党争、三权分立、出版自由等全面的和实质性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的，并且是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干预之下完成的。意大利统一后，长期实行以反民主宪政为宗旨的改革路线，最后导致法西斯统治并发动世界大战，这是意大利长期拒绝西方化的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西方文明史从反面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善于吸取这一教训，并利用这笔宝贵财富，将使整个人类受益无穷。
以上我们用了相当的篇幅，对意大利在文艺复兴后政治改革的艰难历程作了简单的考察。然而，就整个系列文章的脉络而言，我们关注的重点更在于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化。虽然意大利的政治西方化的过程艰难曲折且教训深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狭义的）的发展并不平衡，其近代经济体系和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晚于英、法等国；但是，它在文艺复兴期间，由于价值观的转变而引起的文化的首先希腊化即首先西方化，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同布克哈特的说法：如果说希腊和罗马文化是近代欧洲文化的母体，那么，“意大利人（则）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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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时的伦巴第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为奥地利人控制。——引者注
2、［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3、［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4、［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5、［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6、19世纪70年代晚期，每年大约有80000人移居欧洲各地，另有约20000人移居美国。到19世纪80年代，每年移居欧洲的人数增至100000人，而跨洋移居美国的人数则飙升至惊人的每年200000人。起初移民大多来自北方，后来南方人成群离开的现象日益严重；没过几年，随着北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心，南方地区更是成了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7、［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
8、［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9、［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10［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11、［意］林特纳：《周末读完意大利史》，郭尚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