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
Pool photo by Wang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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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些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点本地媒体的鞭梢。
上周六，《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头版上的一篇文章称，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已经确定了十名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关联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选人，这是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民主体系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政治人士的名字和消息来源没有公布，但调子很明确：要小心，中国不是你的朋友。
第二天，也是在《澳大利亚人报》的头版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那种恐惧可能被误导。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约翰·布伦比(John Brumby)等人鼓励澳大利亚人记住，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他们就不可能26年没有经历过衰退。
这一次，中国有利于澳大利亚的观点也同样响亮而清晰。
所以，到底要怎样？澳大利亚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还是应该重点关注双边关系的经济利益？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朋友还是敌人？
当然，这是澳大利亚想要弄清楚的。
上周澳大利亚总理提出的针对外国干涉的立法，既是这场斗争的反映，也是引发更多辩论的导火索——我将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这些。
不过，在本周的澳大利亚来信中，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进行的一些对话，事关澳大利亚为何突然如此热烈地讨论中国。
是的，有一个原因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尤其是对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的关注。他于本周辞职，此前几个月，他一直在努力抵挡外界的指责。那些指责称，他从中国出生的政治捐款人那里获得资金后，为中国谋取外交利益。
但也有更多的全球和历史原因。著名国防分析师休·怀特(Hugh White)前不久写了一篇长文，阐述了澳大利亚目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挑战。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背景信息。
他对我说，关于中国，澳大利亚面临着“一些我们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新情况”。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生活在一个由我们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塑造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全世界都是它们塑造的——我们不太习惯与那些不是我们盟友的强大国家打交道，”他说。“我认为，你看到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在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惊讶、迷惑和恐慌。”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副所长安东尼·布巴洛(Anthony Bubalo)同意这个观点。
“过去，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商业和国家安全不存在真正的交集。现在有了。”
布巴洛说，这导致需要培养新的习惯，让视角截然不同的利益各方展开对话。但正如澳大利亚的其他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幕还没有出现。
“澳大利亚的商界和国家安全界之间缺乏真正的对话，”他说。“双方都没有真正和对方交流，其实都是在越过对方说话。谁都不真正了解对方的担忧。”
这场争论中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从非营利组织、倡导团体和高校，到大约100万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在澳大利亚政界和新闻媒体中，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本周的采访中，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
他们对反干涉法的看法各异，从强烈支持到担心该法是否会加剧种族主义（正如我本周撰文所述，中国政府也在强调这个问题）。
但大家似乎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很多华裔澳大利亚人说，澳大利亚的政界人士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各自的社区里与居民交流，哪怕他们不是捐款人。
“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加尊重中国的文化，也许可以更多地参与中国的活动和诉求，”首位在澳大利亚当选议员的华裔人士、在新南威尔士政府任职15年的何沈慧霞(Helen Sham-Ho)说。“华人喜欢接近政治和总理。”
突然变得可疑的，就包括这种接近。但何沈慧霞警告说，坚持认为这种互动会转化成干涉的想法是错误的。
“存在对文化的误解，她说。“华人想接近权力并不意味着他们想影响或改变政策。”
历史可能会再一次带来启发。何沈慧霞解释说，对那些把澳大利亚的民主与中国的过去放在一起比较的人来说，与政界人士的接触，不管是什么形式，依然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历史上中国人有皇帝，但他们永远无法接近皇帝，”她说。“只能在梦里接近。”
关于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可能被忽视的澳大利亚华人群体，你认为澳大利亚的政界人士需要了解哪些方面？你希望堪培拉在澳中关系中优先考虑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