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于二月二日开幕，二月五日结束。

二月五日上午10：30—11：30，在香港铜锣湾德兴大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于提问踊跃，发布会延长了半小时。下午12：30—13：30，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国际笔会言论自由在中国的报告会。

到会嘉宾有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秘书长瓊安。阿克曼，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还有数次获得国际新闻自由奖的独立笔会会员、北京知名记者高瑜，负责翻译工作的是独立笔会会员曾铮。会议由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约二十多人到会。

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作家、编辑、记者、诗人、翻译和持不同政见者——首先讲话。他说，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参加的有诗人、小品随笔作者和小说作家，他们称这个俱乐部为“笔”，“笔”是为作家们服务。

创办者们意识到，语言被机械化理解后所引起的危险和全部后果，并注意到应当减少日益增多的“燥音”。文学处于国家政治之外，早期的创办者们从被污染了的宣传机构里提取出来的诗歌，从误用的标志性的语言里，明白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格鲁沙说，“自由”这个词由德国诗人克劳迪斯定义为，“别老是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始终明白你在说什么”。

言论自由使我们从简单的二元论里解放出来，它是说话人之间不掺杂思想体系的相互补充的自由，我们一定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才能更明确我们自己的观点。

格鲁沙认为思想交流——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通向成功的途径，已经可悲地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应当分担由此引起的痛楚。我们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讲故事的人，一定得变成倾听者，倾述和倾听两者既充满同情又富有思想。

这里必然有个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国家主义，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地方供我们准备，准备恢复我们的交流能力和放弃我们自私的欧洲中心的做法——这是当前进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最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有了最合适的地方——香港。

让我们寻求对话，特别是与那些了解由言论自由所创造的那个和平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男女平等地参与，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系统地阐述他们的人生追求。我们需要一个传递感情的东西，来清楚地表达对错误使用暴力行为的关注。我们要把 “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变成“国内（发表作品）”的作家，使处于危险的作家们成为自由人。这是我们的义务。

国际笔会秘书长瓊安。阿克曼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情况。她说，此次会议是作家们历史性的聚会，他们来自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和其他十多个国家。会议期间，国际笔会发起了关于文学和言论自由的对话，然而，大陆中国政府阻拦超过二十名中国作家出国，使本次会议受到损害。她讲到，在文学、流亡作家、妇女写作、言论审查、文学翻译、版权以及笔会策略规划等专题会议上，放在讲台上的空椅子，提醒到会的一百二十多名作家，别忘记那些不能来香港开会的缺席者。中国政府的这种作法，更突显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内容已见报，下略）。

独立笔会副主席余杰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他这个十六岁的少年。那天，许多他的同龄人被坦克、机枪夺去了生命。文学虽然战胜不了坦克机枪，但十五年之后，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出现了，他成为天安门之子。

有记者提及去年美国总统接见他们，布什是否了解真实的中国，对布什的对华政策有何评价？余杰认为布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要求布什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表示理解美国和欧洲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国的交往。他觉得，中国人在捍卫人权等方面，应作出自己的努力和更大的供献。

记者问到，胡、温上台后，新政权是否有改进，出版方面是否有松动？余杰告之，出了禁书的出版社被责令关闭，中宣部的两张黑名单，被禁作家的名单越来越长，涉及题材的禁区，西藏、新疆、文革、反右等等禁区越来越多。

记者赞扬余杰勇敢地来香港告诉大家这些情况，问他回去后将会如何？余杰答，香港的新闻自由对香港人非常重要，对中国大陆也很重要，他和刘晓波的作品不允许在大陆出版，大部分文章是在香港出版的。他指出，大陆有很多书籍进入香港、台湾，而香港、台湾的书籍却被拒绝进入大陆，这很不对等，香港台湾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这种状况。余杰形容，香港是我们被按进水里的头伸出来透口气的地方，但还是得回去被按进水里。

记者问他，你如何逃避他们（监视的）？余杰回答，我被严密监视，电话电脑言行等等；六四、十一等敏感日子，更多的秘密警察监视我，但他们不把有名的作家关进监狱。两年前胡锦涛说过，不要关有名作家，不要制造中国的哈维尔、曼德拉、昂山素姬。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是香港记者追踪的对象，问题主要集中在她传奇的经历和为什么入狱上。第一次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一天，她被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第二次是1993年9月，她被判刑七年，坐了五年零四个半月后，保外就医。两次坐牢都是因为写文章讲了真话。高瑜说，胡锦涛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江泽明时期恶化了，现在有三十三位作家、记者被关押在监狱里。目前，我个人已经无职业无收入，尽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仍然保留我访问学者的邀请，但我无法前去，丈夫由于我入狱的打击得了严重的糖尿病，他需要我的照顾。在中国，真实的情况需要记者用笔写出来，虽然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但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的。高瑜说，我已经坐过两次牢，如果一定要再付出代价，我准备坐第三次。

高瑜对记者感兴趣的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一书被禁的提问作了回应，她支持章诒和的声明，反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因人废书的恶劣行径。高瑜指出，《伶人往事》被禁是因为触动了反右这个禁区，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许多伶人在运动时中箭落马。胡荣发的《如焉》被禁，则是揭了萨斯这个疮疤。要不是中国政府掩盖萨斯病情，中国不会死那麽多人，香港也可能一个人不死。

高瑜还高度评价了国际笔会的作用和它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支持，她说，如果没有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早就被查禁，不可能持续到今天了。

记者问起章诒和为什么没有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邀请出席这次大会，笔会秘书长张裕作了回答。他说，在开会的前几天，有人对章诒和建议，不要赴会。问，是政府官员还是朋友，答，都有。问，几个？答，一个以上。

新闻发布会按预定时间结束，但记者们仍对格鲁沙、余杰、高瑜穷追不舍，继续访问了超过半小时。

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于二月二日开幕，二月五日结束。

二月五日上午10：30—11：30，在香港铜锣湾德兴大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于提问踊跃，发布会延长了半小时。下午12：30—13：30，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国际笔会言论自由在中国的报告会。

到会嘉宾有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秘书长瓊安。阿克曼，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还有数次获得国际新闻自由奖的独立笔会会员、北京知名记者高瑜，负责翻译工作的是独立笔会会员曾铮。会议由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约二十多人到会。

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作家、编辑、记者、诗人、翻译和持不同政见者——首先讲话。他说，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参加的有诗人、小品随笔作者和小说作家，他们称这个俱乐部为“笔”，“笔”是为作家们服务。

创办者们意识到，语言被机械化理解后所引起的危险和全部后果，并注意到应当减少日益增多的“燥音”。文学处于国家政治之外，早期的创办者们从被污染了的宣传机构里提取出来的诗歌，从误用的标志性的语言里，明白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格鲁沙说，“自由”这个词由德国诗人克劳迪斯定义为，“别老是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始终明白你在说什么”。

言论自由使我们从简单的二元论里解放出来，它是说话人之间不掺杂思想体系的相互补充的自由，我们一定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才能更明确我们自己的观点。

格鲁沙认为思想交流——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通向成功的途径，已经可悲地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应当分担由此引起的痛楚。我们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讲故事的人，一定得变成倾听者，倾述和倾听两者既充满同情又富有思想。

这里必然有个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国家主义，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地方供我们准备，准备恢复我们的交流能力和放弃我们自私的欧洲中心的做法——这是当前进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最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有了最合适的地方——香港。

让我们寻求对话，特别是与那些了解由言论自由所创造的那个和平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男女平等地参与，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系统地阐述他们的人生追求。我们需要一个传递感情的东西，来清楚地表达对错误使用暴力行为的关注。我们要把 “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变成“国内（发表作品）”的作家，使处于危险的作家们成为自由人。这是我们的义务。

国际笔会秘书长瓊安。阿克曼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情况。她说，此次会议是作家们历史性的聚会，他们来自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和其他十多个国家。会议期间，国际笔会发起了关于文学和言论自由的对话，然而，大陆中国政府阻拦超过二十名中国作家出国，使本次会议受到损害。她讲到，在文学、流亡作家、妇女写作、言论审查、文学翻译、版权以及笔会策略规划等专题会议上，放在讲台上的空椅子，提醒到会的一百二十多名作家，别忘记那些不能来香港开会的缺席者。中国政府的这种作法，更突显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内容已见报，下略）。

独立笔会副主席余杰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他这个十六岁的少年。那天，许多他的同龄人被坦克、机枪夺去了生命。文学虽然战胜不了坦克机枪，但十五年之后，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出现了，他成为天安门之子。

有记者提及去年美国总统接见他们，布什是否了解真实的中国，对布什的对华政策有何评价？余杰认为布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要求布什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表示理解美国和欧洲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国的交往。他觉得，中国人在捍卫人权等方面，应作出自己的努力和更大的供献。

记者问到，胡、温上台后，新政权是否有改进，出版方面是否有松动？余杰告之，出了禁书的出版社被责令关闭，中宣部的两张黑名单，被禁作家的名单越来越长，涉及题材的禁区，西藏、新疆、文革、反右等等禁区越来越多。

记者赞扬余杰勇敢地来香港告诉大家这些情况，问他回去后将会如何？余杰答，香港的新闻自由对香港人非常重要，对中国大陆也很重要，他和刘晓波的作品不允许在大陆出版，大部分文章是在香港出版的。他指出，大陆有很多书籍进入香港、台湾，而香港、台湾的书籍却被拒绝进入大陆，这很不对等，香港台湾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这种状况。余杰形容，香港是我们被按进水里的头伸出来透口气的地方，但还是得回去被按进水里。

记者问他，你如何逃避他们（监视的）？余杰回答，我被严密监视，电话电脑言行等等；六四、十一等敏感日子，更多的秘密警察监视我，但他们不把有名的作家关进监狱。两年前胡锦涛说过，不要关有名作家，不要制造中国的哈维尔、曼德拉、昂山素姬。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是香港记者追踪的对象，问题主要集中在她传奇的经历和为什么入狱上。第一次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一天，她被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第二次是1993年9月，她被判刑七年，坐了五年零四个半月后，保外就医。两次坐牢都是因为写文章讲了真话。高瑜说，胡锦涛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江泽明时期恶化了，现在有三十三位作家、记者被关押在监狱里。目前，我个人已经无职业无收入，尽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仍然保留我访问学者的邀请，但我无法前去，丈夫由于我入狱的打击得了严重的糖尿病，他需要我的照顾。在中国，真实的情况需要记者用笔写出来，虽然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但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的。高瑜说，我已经坐过两次牢，如果一定要再付出代价，我准备坐第三次。

高瑜对记者感兴趣的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一书被禁的提问作了回应，她支持章诒和的声明，反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因人废书的恶劣行径。高瑜指出，《伶人往事》被禁是因为触动了反右这个禁区，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许多伶人在运动时中箭落马。胡荣发的《如焉》被禁，则是揭了萨斯这个疮疤。要不是中国政府掩盖萨斯病情，中国不会死那麽多人，香港也可能一个人不死。

高瑜还高度评价了国际笔会的作用和它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支持，她说，如果没有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早就被查禁，不可能持续到今天了。

记者问起章诒和为什么没有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邀请出席这次大会，笔会秘书长张裕作了回答。他说，在开会的前几天，有人对章诒和建议，不要赴会。问，是政府官员还是朋友，答，都有。问，几个？答，一个以上。

新闻发布会按预定时间结束，但记者们仍对格鲁沙、余杰、高瑜穷追不舍，继续访问了超过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