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程序“。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时，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其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多过去，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

嘉宾：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戴博；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表示，说到文化革命，如果从字面和内涵来说，每个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文化革命。但如果说到中国式文化革命，即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有分店，也就柬埔寨和北朝鲜有一些神似。把中国的文革硬往其他国家、尤其硬往民主国家身上套，可以说，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

陈破空说，一个有趣而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是，往往是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如今动不动说别的国家“搞文革”，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文革，一会儿说川普新政是文革。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文革情结。至于美国左派学者认为川普像毛泽东搞文革，也只是表象上的粗浅解读。其实，中国文革早期，美国左派曾经支持毛泽东的文革，以为那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后来才沉默下去。把今天川普时代与中国式文革扯在一起，大概是左派学者的另一种迷失。

戴博认为，美国搞文革的说法很肤浅，没有道理，没有说服力。美国与中国在文化条件方面、在法治状况上都截然不同；这样的说法只能反映人们的一知半解，他们只看到对毛的个人崇拜，而对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完全不懂。总之，这种比喻误导大众。至于川普与毛泽东之间在个性、思维和行为等方面的异同，我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文化背景都不同。而在心理需要层面上，他们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比方说都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加上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总之就是自恋自大。

有人认为川普执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改变类似于文革的颠覆作用。对此戴博认为，川普担任总统之前，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场重大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危机，而且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美国对重新认识利益观和价值观的渴望，不是从川普才开始。虽然川普代表美国的部分价值观，但是他仅仅代表某些层面，而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我们不要夸大川普一年来的影响，而要看到，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几十年。这场危机围绕的中心是，美国失去了凝聚力，一直由多数人赞同的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甚至扭曲；美国一直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美国的伟大在于富有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无法取得共识。

戴博最后说，川普与美国媒体之间严重对立，这并不是新鲜事。总统都不喜欢媒体，因为媒体总是限制总统的自由，甚至揭露总统的丑闻，所以他们之间总是有摩擦，这不奇怪。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于总统与媒体的摩擦，而在于有的领导人公然否认事实、否认逻辑。我认为，如果每天看媒体、追推特，总是会看到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厮杀，会感到美国社会很快要撕裂。只有这样，媒体才能达到高收视率的目的。媒体的这种功利主义做法是我很不以为然的。如果不看媒体，而真正走进美国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尽管人们互相之间可能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相处友好互相尊重，没有纷争。总之，我认为，要少关注电视和推特这类媒介，因为美国的很多不实兴奋感都来自它们的夸大其词。

程晓农认为，要谈美国是否出现了“文革”，必须先弄清楚中国的“文革”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文革”有四个基本制度背景，第一，共产党的极权体制（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极端化；第三，当局用政治运动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动员；第四，意识形态正确成为判断一切人言行的唯一标准。用这四条衡量，川普上任前后的美国，只有第四条沾一点边，所以，美国社会出现的支持和反对川普现象与中国的“文革”只有一点点类似，美国“文革”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勉强的比喻，经不起推敲。

程晓农表示，有人把毛泽东和川普对比，这只是抓住了一点表象，忽视了最重要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独裁者，川普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毛泽东打破政治社会秩序是为了消灭政敌，川普的施政是为了调整美国多年的政策方向，而不是为了单纯的个人目的；毛泽东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川普没有意识形态包装，也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毛泽东颠覆的是他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官僚体制，取而代之的是用军人和造反派组成的一个新官僚体制，中国的政治秩序并没有真正改变，改变的只是掌权的官僚群体，川普所触动的是建制派的奶酪和他们的价值观，但丝毫没有改变美国的基本政治结构。

程晓农最后说，一年来美国经济的明显复苏正造福于美国大众，而令一部分民众耿耿于怀的实际上是左派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最典型的是川普当选后大学校园里许多学生表现出严重的失望情绪，以至于无法正常上课。这种现象的背景是校园里占主导的左派价值观在总统大选中被选民质疑，其根源则是左派价值观与民间的传统价值观的对立通过这次总统大选而公开化、尖锐化。这种对立会持续下去，但并未影响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

华盛顿 — 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程序“。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时，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其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多过去，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

嘉宾：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戴博；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表示，说到文化革命，如果从字面和内涵来说，每个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文化革命。但如果说到中国式文化革命，即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有分店，也就柬埔寨和北朝鲜有一些神似。把中国的文革硬往其他国家、尤其硬往民主国家身上套，可以说，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

陈破空说，一个有趣而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是，往往是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如今动不动说别的国家“搞文革”，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文革，一会儿说川普新政是文革。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文革情结。至于美国左派学者认为川普像毛泽东搞文革，也只是表象上的粗浅解读。其实，中国文革早期，美国左派曾经支持毛泽东的文革，以为那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后来才沉默下去。把今天川普时代与中国式文革扯在一起，大概是左派学者的另一种迷失。

戴博认为，美国搞文革的说法很肤浅，没有道理，没有说服力。美国与中国在文化条件方面、在法治状况上都截然不同；这样的说法只能反映人们的一知半解，他们只看到对毛的个人崇拜，而对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完全不懂。总之，这种比喻误导大众。至于川普与毛泽东之间在个性、思维和行为等方面的异同，我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文化背景都不同。而在心理需要层面上，他们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比方说都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加上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总之就是自恋自大。

有人认为川普执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改变类似于文革的颠覆作用。对此戴博认为，川普担任总统之前，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场重大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危机，而且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美国对重新认识利益观和价值观的渴望，不是从川普才开始。虽然川普代表美国的部分价值观，但是他仅仅代表某些层面，而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我们不要夸大川普一年来的影响，而要看到，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几十年。这场危机围绕的中心是，美国失去了凝聚力，一直由多数人赞同的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甚至扭曲；美国一直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美国的伟大在于富有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无法取得共识。

戴博最后说，川普与美国媒体之间严重对立，这并不是新鲜事。总统都不喜欢媒体，因为媒体总是限制总统的自由，甚至揭露总统的丑闻，所以他们之间总是有摩擦，这不奇怪。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于总统与媒体的摩擦，而在于有的领导人公然否认事实、否认逻辑。我认为，如果每天看媒体、追推特，总是会看到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厮杀，会感到美国社会很快要撕裂。只有这样，媒体才能达到高收视率的目的。媒体的这种功利主义做法是我很不以为然的。如果不看媒体，而真正走进美国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尽管人们互相之间可能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相处友好互相尊重，没有纷争。总之，我认为，要少关注电视和推特这类媒介，因为美国的很多不实兴奋感都来自它们的夸大其词。

程晓农认为，要谈美国是否出现了“文革”，必须先弄清楚中国的“文革”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文革”有四个基本制度背景，第一，共产党的极权体制（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极端化；第三，当局用政治运动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动员；第四，意识形态正确成为判断一切人言行的唯一标准。用这四条衡量，川普上任前后的美国，只有第四条沾一点边，所以，美国社会出现的支持和反对川普现象与中国的“文革”只有一点点类似，美国“文革”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勉强的比喻，经不起推敲。

程晓农表示，有人把毛泽东和川普对比，这只是抓住了一点表象，忽视了最重要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独裁者，川普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毛泽东打破政治社会秩序是为了消灭政敌，川普的施政是为了调整美国多年的政策方向，而不是为了单纯的个人目的；毛泽东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川普没有意识形态包装，也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毛泽东颠覆的是他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官僚体制，取而代之的是用军人和造反派组成的一个新官僚体制，中国的政治秩序并没有真正改变，改变的只是掌权的官僚群体，川普所触动的是建制派的奶酪和他们的价值观，但丝毫没有改变美国的基本政治结构。

程晓农最后说，一年来美国经济的明显复苏正造福于美国大众，而令一部分民众耿耿于怀的实际上是左派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最典型的是川普当选后大学校园里许多学生表现出严重的失望情绪，以至于无法正常上课。这种现象的背景是校园里占主导的左派价值观在总统大选中被选民质疑，其根源则是左派价值观与民间的传统价值观的对立通过这次总统大选而公开化、尖锐化。这种对立会持续下去，但并未影响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