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内战之后，台湾曾经历一段无奈和"悲情"的日子，但是对比最近两岸的一些新闻，却又好像是"似曾相识"。
在那个时候，时常有人被当局以"匪谍"或者是"中共的同路人"、"涉嫌叛乱"等罪名入狱。这段日子的记忆，后来曾经被用作舞台喜剧的桥段，目的是显示当年一般平民的无奈。
"举报匪谍"
1950年代，对台湾来讲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在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百万军民之中，可能混杂了潜伏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所以曾经发生过手榴弹攻击事件、劫机事件、铁路破坏事件等。
而蒋介石的心腹如曾经担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国防部作战次长吴石都因为"匪谍"罪名而被处决，这令蒋介石决心要肃清"中共潜伏分子"，并且在军中成立了专司"政治作战"的部门，执行思想监督、考核以及调查的任务。
此外当局经过检讨之后，决定重整台湾的情治单位，在台湾全面推行"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任何人不论是民间还是公务机关或者是军人，都"不应该透露自己工作的内容"，一开始执行的程度的确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工厂、学校、机关的外墙都有蓝色白字的口号，提醒众人小心"祸从口出"，口号中既然有"人人有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问题，就采取连坐的处罚措施，所以也鼓励单位中的同僚、同事或者同学彼此互相"注意"、如果"'言行有异"就一定要检举、不然就会有连带责任。
思想教育
从小学开始的思想教育、一路跟随到就业的思想考核记录是那段时间的常态。即便是到了1970年代，所谓的"匪谍案"好像不是那么常见了，学校的保防教育、"当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并没有停歇。
不过"涉嫌叛乱"却也成了当局对付异议分子的武器，例如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就被认定是"叛乱组织行动"，当时走上街头抗议的反对派人士，都因为"叛乱罪"而受到军法审判。
这些后来经过军事法庭判刑的反对派人士和他们当时的辩护律师，后来成了民进党建党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陈水扁、吕秀莲、陈菊、许信良。
政府当时的保防教育定调的是"台独是中共的同路人"、"台独是共匪的一体两面"，而流亡海外的台独人士则是"中共统战的传声筒"。在宣传为何大规模逮捕"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等"的时候，甚至以中国的台湾民主自治联盟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声援作为辩解的理由。
开放的威胁
1980年代政府的主要政策是促进经济，工厂外墙上的标语逐渐斑驳，只剩下军队仍然奉行"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那个每个男子都需要当兵的年代，保防教育的考试对一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士兵来讲，背诵条文和口号令他们苦不堪言，许多人测验不过关就得留营"加强教育"不能休假。
台湾民众到海外旅行也日益增多、接触"匪货"、"匪伪组织宣传品"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当局担心的就是当民众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带回来"对国家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物品或者出版物。
当年有人从美国带回台湾几件瓷器，底部的字样有"CHINA"（不是MADE IN CHINA）就被认定是中国出产的"匪货"，但是这些瓷器其实是英国某家知名瓷器厂所出的制品，官员坚持"FINE CHINA"就是"中国很好"的意思、而不是"高级瓷器"。
也有美国的侨胞用亲中的报纸包裹要带回台湾的礼物，却被警告是"夹带匪伪文宣"，险些被移送法办。这些事情现在看来或许是"啼笑皆非"，不过对当事人而言，在当下的确是要捏把冷汗。
你来我往
1990年代初，台湾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条例》，中共不再是"叛乱组织"、"匪谍"也改成了"共谍"，但是两岸之间的谍报工作反而更加地明显，台湾的军方陆续爆出了几件现役军官或者退役军官涉嫌"中共发展组织、取得情报"的案件，而人民解放军也有高层军官涉嫌提供台湾情报而被处决。
到了2000年之后，虽然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两岸之间的民间往来更加频繁、更加密切，彼此刺探对方情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而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时期甚至提高到了官方的程度。
鋻古知今
随着台湾的媒体和政治制度的开放，现在的"共谍"新闻不会像以前的"匪谍"案件那样地因为担心"打击民心士气"而被刻意隐匿不报。政府虽然有《国家安全法》，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没有明确罪证之前就罗织罪名，更不能因思想而起诉拘押任何人。
台湾现在组织政党也不是什么难事，走上街头抗议、向政府示威好像是"家常便饭"。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推动"转型正义"，要平反当年因言惹祸、政治入罪的受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