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8年4月25日讯）今天下午起来看到北大本科生岳昕同学的公开信在刷屏，大多链接被和谐了，打开一个还能看的看后，愤怒得从沙发上跳起来了！早知道北大已经堕落，可没想到会如此堕落！竟然如此打压一个在校生，仅仅因为他行驶了一下公民权利，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参与提交了一份关于对沈阳性侵案的《信息公开申请表》，他本人遭到院方不断约谈施压，直到母亲被逼得“嚎啕大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北大居然如此绑架家属打压学生的基本权利，沦落到赤裸裸的维稳治校，已经到了毫无人性、底线全无的境地。
提及北大，人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份特别的情愫和希望。那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最高学府，是践行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地方，是鲁迅笔下“北大是常为新的”的地方，是胡适激扬文字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1949年后诞生了林昭、胡石根的地方。这些年，虽然北大的丑闻经常传出，但也有一些了不起的北大人还在民间为人称道。在有识之士的观感中，它和那个专门盛产领导人的清华还是有点不一样。然而，今天岳昕同学的公开信让我们看到，在一切大学都沦为党校的语境下，天下乌鸦一般黑，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巨婴国里没有净土，北大堕落的曲线，不遑多让得让人瞠目结舌。
记忆中，我曾去过北大两次。第一次是青年时代的朝圣，失望而归，第二次是想去听讲座，愤怒而回，两次去北大，都没有愉悦的体验。尤其是第二次，去了之后发誓再也不进北大的门。第一次是2003年左右，我二十岁出头，考研结束，陪同浙大一个哲学系的博士朋友去北大游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终于辗转到了北大。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方，也是第一次去北大，那是沙尘暴肆虐下的初春的京城，在北大朋友的陪伴下，我们游览了三角地，那里已经被各种花花绿绿的广告覆盖得没有任何“角”了，我们也去了未名湖，湖小而喧闹，全无书中的那种宁静和迷人。我还在北大研究生宿舍住了一晚，所见所闻都是留学读博的各种考试消息，那时候的北大，已经完全功利化了，不是青年学子理想中的求学之地了。那次北大之行，我千里迢迢满怀希望而去，结果失望而归。
第二次去北大，是时隔六年后的2009年的秋天，我当时刚到京城工作，在《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个杂志做记者。一个周末，我从东城赶去北大听讲座，在准备进北大西门的时候，被门卫拦住了，门卫要求我出示身份证登记，我很诧异，问为什么要查身份证，门卫很粗暴的说是规定，我说：大学难道不应该是开放的吗？我以前来北大都是直接进出的，印象中连门卫都没有，更别说要查身份证了。门卫一脸不耐烦，坚持要查证件，可我没带，我只得拿出我的工作证件，谁知道门卫一看到我工作证上的“人民日报”四个字，顿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证件都没有打开，冷漠的脸瞬间笑容可掬，毕恭毕敬的把证件还给我，请我进去。
我跨进校园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感到在喉舌媒体从业给我的优越感，相反感到很受侮辱，北大一个普通门卫居然如此势利，我实在没想到。我在北大校园越想越不是滋味，闷闷的逛了几分钟后，顿时没有听讲座的心情了，很快就又从另一个门出去了。
自那以后，我在京城工作的五六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北大，即使偶尔路过北大，也没有动过走进校门的念头。那个门卫的变脸艺术，让北大在我心中彻底坍塌了。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认识了一些师友，他们身上，还存留着有北大人的血性和风骨。如中文系毕业的现在满头白发还在狱中的胡石根长老，哲学系毕业的八九一代的苦行僧李海，法学院博士毕业的周世锋律师，经济系毕业的独立导演朱日坤等人，北大虽然不可避免的沦落了，但还有北大人在延续着那不死的自由火焰。
在当下权力笼罩一切的语境下，北大当然不可能是世外桃源般的学术圣地，相反，由于它历史上的光环和曾经的异质因子，它会成为被严防死守的重灾区，变本加厉的维稳治校成为笼罩在师生头上的紧箍咒，今天上演的对岳昕同学的打压便是最新的一幕剧情。
但我相信：尽管紧箍咒会越来越紧，但自由的火焰不可能完全熄灭，会有新的青年不断接棒，续写蔡元培先生开创的自由精神。今天的岳昕，有可能是明天的蔡元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