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夜话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习仲勋居然是毛泽东反右“阳谋”部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中，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了被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黑色五七年”的六月六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无疑是奉毛泽东之命召开的“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习仲勋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并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其中有指责他 “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的内容，最严重的莫过于“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令当时的与会者更为吃惊的是，当时的会议主持人习仲勋在卢郁文讲话后居然会煞有介事地为卢郁文作证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随时留意，全家留意”。
笔者日前又从邓小平生前亲自题写刊名的《党史博彩》杂志纪实版2017年第五期上正面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1957：整风与反右》一文中找到了关于当年习仲勋和“匿名信”的介绍内容。该文章作者胡新民开篇明义：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出版的关于反右的著作，以及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的，鲜有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当年那场斗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以及怎样继续发扬成绩和防止错误，应该很有必要。因为习近平早在2010年7月即已经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该文章作者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云霓，就是 鉴于1957年反右的消极影响，党吸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该文在“关于1957年反右的功过是非”一节中中介绍说，2011年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亲自审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正是因为当年那个“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打下的基础，才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场反右斗争和“难以避免”的“扩大化”，早已经亡党亡“国”……这正是习近平所谓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一。
关于那个成为毛泽东正式发动反右斗争导火索的“匿名信“事件的出笼经过，胡新民在他的这篇被人民网、《党史文汇》等多家中共主要媒体竞相转载的文章中描述说： 1957年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揭露有人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并当场宣读了一封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收到匿名信的并不只是卢郁文一人，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那一天，习仲勋和齐心的长子习近平还差九天就过四岁生日了。按照意见前文作者胡新民的逻辑分析下去，假如没有毛泽东以此“匿名信”事件为借口“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习仲勋收到的“匿名信”中的恐吓内容兴许就会变成行动，那么不但不可能再会有习近平成为“毛主席的最合格的接班人”的今天，他本人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已经和全家人性命不保了----要不怎么说“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呢！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介绍了中国大陆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过的一篇题为《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文章记载说：事实上，习仲勛、习近平两父子对韶山“感情深厚”。有资料显示，习近平曾经三次上韶山拜毛，最近一次是2011年3月，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湖南调研，首站就是韶山。就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留下了一句至今仍挂在韶山官员嘴上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笔者读到乌有之乡这篇文章后即在本专栏撰写分析过：习近平这话显然还可以被解读出另外一层涵意，那就是“没有毛主席打江山，哪有我坐江山”？除了去韶山，习近平无论是回延安还是重上西柏坡，都不忘一次又一次地表达自己“吃水不忘掘井人”的感念。如此说来，他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推崇和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也还真是有些真情实感的动机在里面----无论是从政权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
如今中共政权自己的党史权威杂志刊登的权威党史工作者的权威文章中故意对外彰显习仲勋在那场反右斗争中所起到的“关键”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非凡”的作用，让笔者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这是习近平下手的御用文人们又在为习近平所谓“没有毛主席，那会有今天的我”提供更充实的“事实根据”。
有消息说，2013年即习近平上台一年后借一百二十年“毛诞”“之机，令手下将他2011年三上韶山时的颂毛表态”宣传出去“。这段最初也是由乌有之乡率先对外引用的的习近平在韶山向毛泽东像叩首之后对在场湖南和长沙、韶山各级地方官员发表的讲话是：“毛泽东”这个名字是最响亮、最有震憾力的。因为毛泽东有一颗太阳的心，孕生的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寻求和坚持正义、爱心、良知和社会道德责任。毛泽东的家庭和亲人为践行他的教育思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总让我们泪流满面而感动。在当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和价值观扭曲的现实下，追忆毛泽东对家庭和亲人教育的故事，品读中国“第一家庭”的人格故事，更让我们坚信：“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诞“一百二十年被习近平彻底隆重了一把之后，习近平便正式对外宣布了日后成为他的”习近平新思想“最重要的组织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如上讲话再次引来国内左派和毛帮的万众欢呼，甚至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终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人手中”、“事实已经证明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合格接班人”这样的语言来欢呼和称颂。乌有之乡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号召左派信众“坚决拥护习近平主席这个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动员大会上激动无比地讲话说：大家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感受到了毛主席那样自信大度的风采，领悟到了毛主席当年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战略意义。我们也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更有左派人士自称是传达一个鞍山老退休工人的话说：“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
前文介绍的胡新民在他的“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文章中评述说：形势确实到了不得不发动“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在卢郁文、李仲公和习仲勋谈收到匿名信的第三天，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立刻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特别是《这是为什么？》中提到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就连许多民主人士也对写匿名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了......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引用的站在批判角度回顾和介绍那场反右斗争的“导火索”----“匿名信”事件时分析说：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有理由怀疑：象卢郁文这样在民主党派内无甚名气之人，不论他作了什么样的发言，值得有人给他写匿名信吗？而习仲勋收到匿名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谁吃了豹子胆敢给当政的中共高官写匿名信？“匿名信事件”的当事人都已作古，此事件已经成了千古之迷，但是因其手法太拙劣，此迷却并不难破译。中共高官习仲勋以自己收到匿名信来证明卢郁文匿名信的存在，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最大的可能是习仲勋授意卢郁文捏造了一个“匿名信事件”！
确实，既然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刊发社论，并由此挑起全面反右斗争，那么“匿名信”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公安部当时为什么没有奉命“破案”？叶永烈先生曾对此进行了专门考证，结论是已经“破案”，但不是当时，而是1960年。
叶永烈先生在《历史的注脚》一书中介绍说：中据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7 级的王曾瑜回忆：杨秉功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因而获知广西在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具体情况。1960 年夏，杨秉功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介绍了广西饿死人的情况。这张“匿名小字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无意中发现笔迹竟然与 1957 年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相同。“匿名小字报”案件发生在未名湖，搜索范围更小了——在毕业分配前夕，此案(连同卢郁文收到匿名信的所谓“案件”)告破，杨秉功被捕，在监狱里渡过了整整二十年非人的日子。
另外叶永烈先生也已经在电话里采访过杨秉功先生，所以应该可以证明关于卢郁文的“匿名信“纯粹就是他为了巴结执政党编造出来的故事或者卢郁文捏造“匿名信“是习仲勋亲自部署的说法都属猜测。而当时代表执政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招集民主人士座谈并“听取意见”的习仲勋之所以当场附和卢郁文，用自己也接到威胁自己甚至威胁自己全家当然包括他自己四岁儿子习近平的匿名恐吓信说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猖狂和危险程度，藉此向毛泽东献媚的用心良苦，但如果不是毛泽东也感觉实在是太假的话，肯定会当即下令查出个水落石出。道理再简单不过，有民主党派人士胆敢给中共中央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寄上威胁他本人甚至威胁他全家的恐吓信一经查出是何人为之并立马诏告天下，那开展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必要性”的说服力一定要比只是一个民革中央委员的卢郁文的那封“匿名信”的说服力强上百倍。
而当时的习仲勋之所以出此沦为后人笑柄的下下策，显然是因为高岗事件发生之后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让毛泽东相信他的政治忠诚。中共建政之后他先是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继而进京出任中宣部长，而后又是国务院秘书长，但在中共八大上却只被安排为一届普通中央委员，即未进政治局，也未进书记处，连个候补都没有捞上。所以八大之后他更必须随时接受毛泽东的严格政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