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20年前举起的砍头刀为什么迟迟还没有落下?

 
九八抗洪(网络图片)
 
一、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溃决
1998年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执行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启动荆江分蓄洪区降低长江洪水位,预计分洪时间是在8月7日中午12时。
在接到湖北省的报告后,江泽民指示不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理,而是调动三军将士奔赴长江大堤,严防死守。8月6日晚,江泽民一个电话调正规军八个师。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后补了集体决策的程序。
1998年8月7日下午,长江九江大堤发生溃塌。据说大堤溃塌的原因是工程质量问题,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钢筋混凝土墙中没有钢筋,替代钢筋的是竹筋,并且有“现场照片”为证。霎时间,全国新闻焦点都聚集在九江大堤的“豆腐渣工程”上,聚集在九江大堤溃塌后九江四十多万人危在旦夕。没有人去关注调动几十万正规军这个决策的程序问题,都误以为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是对九江溃堤的最及时也是最有力的应对。
正如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于1998年8月10日在江西省九江发电讯稿《总书记部署 总理督战 九江决口防洪墙牵动中南海》:“江西省九江市防洪墙今年入汛以来经受40多天高水位浸泡,8 月7 日12 时30 分在城区以西4 公里处发生基础漏水,随之一段混凝土防洪墙突然陷塌决口,江水涌入郊区。当地防汛指挥部立即组织紧急抢险。获知此事后,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指示及时调遣部队支援九江堵口抢险。朱镕基总理打电话给九江市负责人,要求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坚决堵住决口。”按照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的这篇报道,江泽民是在8月7日获知九江溃坝之后,才给张万年打电话,指示及时调遣部队。而事实却是,江泽民在8月6日晚就给张万年打电话,调遣部队抗洪,而九江溃坝是在8月7日。调兵在前,溃坝在后;调兵在前,集体决策在后。
在九江溃堤之前,朱镕基曾说过:“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 8月7日九江溃坝,8月9日朱镕基来到九江,大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就连一个事故责任人也没有找出来,自然也就无法处理了。二十年过去了,关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许多最简单的问题都还没有一个交代:
——谁负责这段九江大堤的巡防?
——谁、在什么时候发现了泡泉?
——采取了什么具体抢救措施?
——发生决口的准确时间是什么?
——为什么发生决口时没有记者在场?
——为什么没有发生决口时的现场录像?
——为什么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最早报道九江大堤决口?而不是透露个这位记者溃堤消息的军报记者?
——历史上长江大堤溃塌,都发生严重人员死亡事故,为什么九江大堤决口没有发生人员死亡事故?
——为什么九江大堤决口没有水淹九江城?
——九江大堤是否是混凝土大堤?大堤内是钢筋还是竹筋?
——谁是九江大堤的设计者?谁是九江大堤的建造者?谁是九江大堤的验收者?
——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掉了脑袋?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进了监狱?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丢了官?
二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有这么多的疑问。人们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
 
二、最早报道九江大堤溃塌的新闻记者
一般来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包括重大灾祸,都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记者报道的,因为他们和中央、地方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有直接的联系。在中国新闻界有一句行话,叫做“要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在1998年长江抗洪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也由解放军报记者或者其他军报记者报道。
最早报道九江大堤溃塌新闻的,不是新华社记者,也不是人民日报记者,也不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更不是解放军报记者,而是当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兼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向贺延光透露九江大堤溃塌消息的是南京军区《前线报》的范钦尧处长。为什么范钦尧不首先报道这个消息,因为当时他也在九江捕捉重大新闻?为什么范钦尧所在的南京军区《前线报》不首先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南京军区《前线报》不上报《解放军报》来报道这个消息?如果细想,有许多疑问。
1998年8月记者范钦尧在九江大堤采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董万瑞将军
图片来源:丁勇、王梦溪:董万瑞遗体告别仪式今日举行,记者回忆将军98抗洪往事,微信公众“人民前线”
 
1998年8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3分电(记者贺延光)今天13时左右,九江段4号闸与5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
(下略)
1998年8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
图片来源:葛羽哲:《九八•九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报道获得了1998年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问题是,为什么南京军区《前线报》和范钦尧处长要放弃这样的机会,拱手让给《中国青年报》和贺延光呢?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一个重大新闻,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正常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除非是有其他不可言传的原因,
获奖之后,贺延光撰写了一篇名为《经历九江》的回忆文章,刊登在1998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第6版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阅读一下。
贺延光在《经历九江》一文中写道:“浔阳区外贸办一姓黄的副主任告诉我,当一点左右发现堤上泡泉时,解放军赶来了,周围工人、居民赶来了,做小买卖的个体户、下岗职工也赶来了。一位叫陈世豪的父亲及三个儿子全都跳进水里,人们拿看被套、苫布等一切可以堵漏的东西,近乎疯狂地与险情搏斗。那阵儿,真叫惊心动魄!”
在这里,贺延光描述得不是太准确,没有指明,是谁发现了泡泉。但肯定不是解放军官兵,因为解放军是得知消息后赶来的。当时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也有报道说,发现泡泉的就是这个反坦克连的战士。
三、葛羽哲《九八•九江》新书对九江溃堤的描述
2018年8月12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九八•九江》举行首发式,作者葛羽哲是亲自参与1998年九江抗洪的解放军战士。
在《九八•九江》一书中对九江溃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8月7日13时许,九班长刘意向指导员胡维君报告,发现泡泉。胡维君前去观察,在4号闸口以东约200米处,堤坝内侧底部杂草中有个泡泉,直径为3—5厘米,正在咕咕地往外冒水,水有些浑浊。胡维君感到这是一个重要险情,必须立即处置并上报!他命令战士刘松波赶回炊事班驻点,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和连长报告情况,并立即上报,要求上级派部队过来实施抢救;同时命令战士徐俊跑步到4号闸口,向共同负责守护这一堤段的九江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险情。
险情很快上报到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13时13分,团副参谋长王耀和连长贺德华带70名官兵赶到。王耀当即命令连队分成3个小组:第一组由他自己带队,在大堤内侧用沙袋堵泡泉眼,减少江水穿越堤坝的冲击量;第二组由贺德华带领13名战士跳入江中,在堤外侧寻找泡泉口;第三组由胡维君带队,组织人员装运沙石,配合第二组堵住泡泉口。数分钟后,九江水泥造船厂的工人们也陆续赶到险情现场。
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中,连长贺德华和13名突击队员,与造船厂的10名工人一道,寻找泉口,并指挥岸上的官兵朝他的身体方向,大致瞄准抛掷沙袋,试图通过高密度大面积的覆盖实现堵住泉口的目的。
13时50分,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带领一营和二营的400名官兵跑步赶到了现场,投入救险。
之后,师长裴晓光、政委邹海清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也赶到了现场。
但是一切抢救措施无效。
从《九八•九江》一书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负责九江大堤3号至8号闸口之间坝段巡查工作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与九江水泥造船厂;
第二:反坦克连的指导员胡维君、连长贺德华以及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已经
积累的一定的防汛知识和抗洪救险的基本知识;  
第三:13时许,胡维君和三位战士发现了泡泉(解放军不是闻讯赶来的);
第四:解放军官兵在堤外侧抛掷沙袋试图通过高密度大面积的覆盖实现堵口的目的;
第五:抗洪救灾物资充分。
第六:8月7日13时50分还没有发生大堤决口。
 
四、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指出九江大堤决口的原因之一是: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
刘政民,1943年7月出生,江西南丰人。196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应该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至1968年。参加工作后曾担任技术员、工程师、副院长、水利厅副厅长,1996年3月起担任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第九届(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

刘政民:《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江西水利科技》杂志,第31卷第1期,2005年3月
 
当年的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于2005年在《江西水利科技》杂志上发表的《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一文。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刘政民退休之后所写,因为中国的许多干部在位期间是人云亦云,而在退休之后,有时间思考,不想留下遗憾,往往多出中肯之言。刘政民在文章中指出造成决口的四个原因之一是: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刘政民在文章中写道:此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又交由某公司负责。该公司对防汛工作重视不够,仅在附近准备了少量的块石和碎石,物料不足,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不足,又缺乏抢险知识,未先到堤外侧去堵,而在堤后冒水点压碎石,始终未堵住漏洞,从发现险情到堤顶塌陷一个洞,约一个小时,贻误了抢险时机,致使抢险未成,造成溃口。

当然,刘政民这个责任推给了某公司,并没有点出某公司的具体名字,更不敢指出,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一个连队巡查约500米长的江堤,应该不算十分艰巨的任务,应该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并及时排除。长江大堤基本是土堤,部分堤段是砌石。大堤的基础是松软的河流沉积物,很容易发生泡泉、管涌。长江一次洪水过程,会发生很多泡泉、管涌等事故,只要及时巡查,采取正确的措施,发生大堤溃塌的概率很小。例如,1998年7月27日19时15分,一位名叫苏振华的铁道部大桥局五处职工,在九江大堤56号闸附近发现东侧部位有一个管涌,直冒浑水,而且水流渐渐变大,夹着泥沙,洞口迅速扩至碗口大。经过几百名职工、家属等抢险,特别是采用帆布覆盖大堤,在帆布外侧用土包封严的措施,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力搏斗,至22时30分堵住了管涌。好像没有什么新闻记者报道过7月27日夜这场防洪抢险的过程。1998年在长江洪水期间,长江大堤发生管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有的就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
按照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的报道,江泽民是在获知8月7日下午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之后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指示及时调遣部队支援九江堵口抢险。而江泽民给张万年打了一个电话,调动正规军八个师的事情是发生在九江大堤决口之前的8月6日。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的这个反坦克连,原来的驻地是浙江省金华市,他们属于正规军,但不可能是江泽民8月6日晚一个电话调来的部队。
1998年7月间反坦克连所属部队正在安徽省黄山至浙江省临安一线执行国防光缆施工任务。7月26日下午5时55分,在临安师指挥所的师长裴晓光接到集团军转南京军区紧急命令:立即赶赴九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5分钟后,七团团长和炮兵团团长接到师长命令:收拢部队,立即出发!这是一支摩托化的部队,7月28日2时30分部队到达江西省九江市。反坦克连就驻扎在九江大堤百米开外的一处民房里,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坝段巡查工作。
 
按照南京军区的命令,到达江西省九江市正规军将士有二万多人,除了有驻浙江的部队,还有驻福建32435部队,南京军区的首长好像预感到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九江市附近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当时记者也云集九江市,仿佛知道这里会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爆发。
江泽民8月6日晚一个电话调动了正规军八个师,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但是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反坦克连已经在7月26日下午接到命令,赶赴江西省九江市去抗洪。所以,1998年江泽民实施渡江战役以来最大一次的部队调动计划,并不是在8月6日晚形成的,可能早在1998年4月或者5月期间就已经形成。参与这个决策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起码象李鹏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则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
五、是谁发现了泡泉?
葛羽哲在《九八•九江》一书中指出,最早发现泡泉的反坦克连的指导员胡维君、九班长刘意、战士刘松波和徐俊,时间为8月7日13时许。
陈昌本在《水患中国》一书中指发现时间为8月7日12时。发现人员为胡维君和三个
战士。
另外一种说法是九江钢铁公司退休女工廖林梅发现了泡泉:“8月7中午12时30分,九江钢铁公司的一位名字叫廖林梅的退休女工,52岁,退休后在家属区的路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为了节省生活开支,还在江边大堤防浪墙的脚下种了一片小菜园。此时正值中午做饭时间,先去菜园摘些青菜回来。当她刚刚踏进菜园,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咕嘟咕嘟!”声音很响、很急。凭着经验,她意识到这是冒水泡的声音。再寻声望去,是从水塘那边的草丛中发出来的,水塘紧靠江堤。不好,大堤漏水!她顾不得为自家摘菜了,转就往厂里跑去。跑到食堂门口碰见原厂总机话务员、已退休在家的表嫂丁水珍。廖林梅一把拉住丁水珍,惊慌地说:“表嫂,水塘那边冒水泡,可能要破坝呀,你快去打电话报告,我去喊人。”丁水珍听说要破堤。吓了一跳。她不敢相信是事实,“这么大的事,不能搞错,你先带我去看看。”二人奔到现场一看,果然从堤脚下冒出三股碗口那么大的黄泥巴水头。丁水珍说了声:“是长江里的水!”掉转、边跑边大声喊道:“不好啦,快来人哪,要破坝呀!”这一喊,石破天惊!这一喊,正是九江决口发出的第一声警报!时间:1998年8月7日12时55分。廖林梅、丁水珍二位女工喊声立刻惊动了全厂。厂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奔向出事地点。13时05分,水泥船厂老干部陈志豪、老职工梁树清、厂防汛抢险队队长夏长生以及某部反坦克连指导员胡维君、巡堤战士刘意、刘松波最先赶到现场。这时,三个出水点喷出的浑水高达30厘米,且夹杂着泥块,显然泡眼已经发展成管涌,况十分危急!”
第三种说法是一个名叫夏长生的老公安于13时12分在九江长江大堤4、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3个泡泉,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不到1米距离内的3个鸡蛋大的泡泉突然涌成一条直径1米的水柱。
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可靠,因为这个说法中包括了三种说法的所有人员以及出现的时间次序。正如贺延光所描写的,发现泡泉后,解放军赶来了,周围工人、居民赶来了。这第二种说法支持了刘政民文章中指出的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原因之一,对防汛工作重视不够,查险不力,因为发现泡泉的不是解放军或者九江水泥船厂的巡查队,而是一位去菜园摘菜的退休女工。
六、关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故的时间序列的混乱
如果说,两位新闻记者记述1998年的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故,时间上出现一些差错或者混乱,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新闻记者在记述这个事故时,出现时间序列的混乱,就说明一些问题,就是记者想掩盖一些不想让读者知道的事实。
葛逊撰写了《惊涛裂岸》一文,记录较为详尽。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现摘录在下:
13时许,胡维君像往常一样,带领刘意、刘松波、徐俊三名战士上堤巡查。七、八分钟后,他们巡至4号闸口至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3至5厘米的泡泉,涌出的水已经发浑,凭着十多天来在实践中学到的泡泉知识和抢险经验,胡维君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一个险情。
胡维君抓起电话就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报告。接着,又向守护这一堤段的责任单位九江市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消息很快逐级传到了河西指挥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在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员周才权记录的当天值班日志上记载:市防总电话:4—5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13:10分发现泡泉和混水,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
13:35分,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大校和动员科长邓新生乘车奔赴4至5号闸口之间。13:36分,市防总通知驻守在大堤附近的步兵某师炮团350人火速前往抢险。
13:45分,邓新生自现场打回电话,报告缺口发展到5米。14:15分,任江西省军区赴九江抗洪抢险部队指挥协调小组组长的省军区副司令员季崇武少将和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王平大校赶到军分区作战值班室。3分钟后,军分区司令员吕录庭大校和王平赶往险情现场。此时,决口现场已有部队官兵和民兵900余人,正在与汹涌而下的洪水作殊死的拼搏。
最早赶到险情现场的是王耀和贺德华带领的炮团反坦克连70名官兵。他们到达的时间是13:13分。一直在蓄势整装待发的官兵们,从驻地民房赶到出事地点,仅用了3分钟。
驻扎在九江市农业学校的炮团指挥所接到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电话命令后,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当即碰头,决定洪永生带领机关人员火速赶往险情现场,察看险情,计划区分各分队任务;王申东和团参谋长金建国带机动分队两个营400人紧随其后。13时50分,炮团官兵上来了。此时,泡泉正在扩大,逐步形成管涌。洪永生指挥部队迅速展开抢险,一营和二营的四连、六连从4号闸口装运土石袋向进水口外侧的长江边境堵漏洞,王申东带领5连党员突击队跃入长江和反坦克连堵泡泉人员一起展开填堵排险。13时58分左右,堤坝进水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投入的沙石袋一下子就被激流卷入堤外,为防止发生意外,王申东被迫命令水中堵口分队撤离上堤。就在这一瞬间,大堤中央突然下沉,出现了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大洞,洪水咆哮着从洞口向外喷涌。紧接着如雷鸣般一声巨响,长江大堤混凝土防洪墙轰然断裂,正站在水泥堤坝上指挥部队抢险的王申东脚踏下沉的水泥墙沿用力一跃,左脚跨上了东侧大堤,右腿被断裂的水泥墙刮出了一个长约14厘米的大口子,鲜血直流。卫生员赶来简单包扎后,他又站起来投入抢险战斗。
决口越撕越大,情况万分危急。这个最初仅3米左右的决口,由于长江水位与市面落差高达6至7米,洪水倾泻而下,如脱缰的野马群嘶鸣着直向城区扑去。
中午1时40分,代市长刘积福接到市防总的紧急电话:“在巨大的水压下,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
——摘录完毕——
 
在葛逊的《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中提到:“在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员周才权记录的当天值班日志上记载:市防总电话:4—5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13:10分发现泡泉和混水,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这是标准的电话记录,电话是市防总打来的,接话员是周才权。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
13:45分,邓新生自现场打回电话,报告缺口发展到5米。
葛逊又写道:“中午1时40分,代市长刘积福接到市防总的紧急电话:‘在巨大的水压下,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那么市防总得知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的时间应该在13时40分之前。
而在13时50分,炮团官兵上来了。此时,泡泉(笔者注:不是决口)正在扩大,逐步形成管涌。可见13时50分时尚未形成5米的缺口或者大堤发生决口。下面还有时间,许多英雄行为需要展示。
笔者猜测,《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的作者和《九八•九江》一书的作者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他要顾及每一位首长和领导到达抗洪第一线的时间,不能是在大堤决口后,而是必须在大堤决口前;他必须留足时间,展示抢险的英雄行为,否则就证实了刘政民所指出的: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导致大堤决口。所以他就采用时间跳跃式的描述,有时前后次序颠倒。
笔者发现,所有关于1998年长江抗洪的纪实文学,都是采用时间跳跃式的描述,一会儿倒叙,一会儿正叙,让读者找不到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
七、九江大堤决口,为什么没有水淹九江市中心?
张万年在《自述指挥98抗洪全过程》中说:“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决口。滚滚洪水像脱缰的野马,直逼古城九江,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看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溃堤洪水非常之大,如脱缰的野马,后果十分严重,威胁九江古城几十万人的生命安全。
共产党员网刊登《98抗洪九江堵口:防洪史上的奇迹》一文,关于长江大堤决口的后果,文章写道:“40米、60米……随着决口不断扩大,狂泻的洪水向九江城扑去,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京九大动脉也会被拦腰切断……”
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除了九江人和江西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一场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如果……
其实那里的地理状况并非如此。
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的后面是老永安河的古河道形成的宽20米到60米不等的水塘,地势较低。再后面就是一个大湖,叫赛湖。在没有九江大堤时,汛期长江水位高,江湖连成一片;在枯水期,长江水位低,这里河漫滩,有许多水塘。
在人定胜天思想的指导下,1964年九江市政府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编写了《九江长江防洪工程设计方案》,1966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九江大堤工程的建设方案。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利用群众对毛泽东的忠心,进行义务劳动,建造了长江九江大堤。1976年至1996年又对大堤多次加高加固。到1998年,九江大堤从赛湖闸到乌石矶共17.46公里长。这样九江市就从长江那里夺取了许多土地,包括九江大堤3号至8号闸口后面到赛湖的大片土地。
后来在九江大堤与赛湖之间靠近赛湖处修建了九瑞公路和九瑞铁路。九瑞公路和九瑞铁路的路基均高于原河漫滩,这就形成了一条分割长江与赛湖的东西向的第二道防洪大堤。
在这块从长江夺取的土地与九江老城之间,有一条历史上形成的防洪大堤——龙开河堤与龙开河路。龙开河是从庐山流出的河流,流入赛湖、长江。这就是防止洪水从西边入侵九江城市中心的第二道防洪大堤。
对古城九江的几十万人民来说,古城九江的临江大堤和龙开河堤的重用性远远超过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当年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后面只有很少的建筑,如九江钢厂等的宿舍楼,不象现在这样热闹,有什么98抗洪纪念广场,98抗洪纪念碑、98抗洪纪念馆等等。
所以,贺延光在8月7日16时5分的第一报道中写道:“市区内满街都是人。”在后续的报道中,贺延光写道:“据悉,市中心距决堤处的直线距离约5公里。市区内目前还未进水。记者赶回市区时看到,一些店铺还在营业。市民们的情绪较下午平稳了一些。”好像九江的几十万人民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并不担心。
贺延光在8月8日零时45分的报道中还写道:“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万余名解放军战士正在龙开河连夜奋战,构筑一道10公里长、5米宽的拦水坝,作为市区的最后防线。至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只要守住这道防线,古城九江就没有什么大的风险。8月7日14时左右长江九江大堤溃塌,两小时后,万余名解放军战士已经出现在龙开河第二道防线上。这就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江泽民等会神机妙算,把几万名解放军战士事先“埋伏“在即将发生溃堤的九江市。
刘政民在文章中指出:发生决口的长江九江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可见江西省水利厅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已经对17.46公里长的长江九江大堤作出分级评判,该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换句话说,江西省水利厅事前已经知道,即使这一堤段发生决口这样的重大事故,古城九江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会危在旦夕。而中共一些领导人、中央军委一些领导人和一些新闻记者是借题发挥,制造危言耸听的假消息,来证明江泽民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来证明江泽民的雄才大略。
刘政民在文章中还指出:1998年8月7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时,九江站的水位为22.83米,流量为68000立方米/秒。溃口的最大宽度为62米,最大水头差约为3.4米,进水流量为400立方米/秒。这个进水流量400立方米/秒只占当时长江流量68000立方米/秒的0.588%。这个400立方米/秒的流量,是个很小的流量,就是让它无阻碍地流一天,也只有3456万立方米。今年山东寿光洪灾,弥河的最大洪水量为2250立方米/秒,是长江九江大堤溃决洪水的5倍。可见,3号至8号闸口之间的九江大堤,不是长江洪水冲击的一面,而是背水面,洪水的压力很小,本不应该发生决口。而7月27日晚发生管涌的地方,一旦发生决口,对九江的威胁要大许多。可是,那天晚上的险情被控制了。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九江大堤发生决口时的现场录像,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决口洪水流量太小。一张照片,用点技巧,可以拍摄出流急浪大的景象来。一段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现场录像,再用什么技巧,也不可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流急浪大的景象。
八、关于沉船堵决口
刘政民在文章中给出了数据: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最大进水流量为400立方米/秒。根据报告,在决口处采取了沉船措施。“船一沉下去,决口处的洪水流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为大堤内低洼处的群众以及财物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采取沉船措施之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进水流量不足140立方米/秒。400立方米/秒的进水流量持续的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不足140立方米/秒的进水流量持续了不到五天,哪里还有什么“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
关于采取沉船措施也有许多“精彩”的描述,这里关注一个问题:沉船是谁的主意?
葛逊在《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说,采取沉船措施是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与政委方祖歧的命令:
  一、不惜一切代价封堵决口,沉船,用推车机和载重卡车;
  二、进一步加快备料,保障抢险;
  三、水势小的时候,筑人墙打桩,尽量把水堵住。
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与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则是沉船命令的执行者。
第一次沉船措施失败。
第二次征用了武汉长江轮船公司一条长75米、装有1600吨煤炭的货船和两条动力船,一条是湖北襄阳的“鄂襄阳012号”,一条是四川奉节的“奉港501号”。8月7日16时40分,第二次沉船措施成功。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到沉船成功,一共不到三个小时。
时过几年之后,2009年9月,当年的九江市代市长、后任的江西省国土厅厅长刘积福接受了《易网新闻》的采访。葛逊说采取沉船措施是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与政委方祖歧的命令,这一次刘积福却说沉船是他的主意。
网易新闻问:你们当时做了哪些准备?
刘积答:为防万一,我们做好了长江堤决口的准备。万一决口怎么办?我当时就提出用沉船来堵。当时准备了好多船和砂石料,每个船都装满了砂石料。
网易新闻问:沉船堵口也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吗?
刘积福答:准备了。组织沉船和怎么把它沉下去,我们都是有准备的。当时每次开会都有录音,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调出来查阅。怎么堵?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氧焊切割的办法,在船底切开一个口子,水一灌进来,船就沉下去。这些都是预先做好了准备的。
网易新闻问:沉船堵口也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吗?
刘积福答:准备了。组织沉船和怎么把它沉下去,我们都是有准备的。当时每次开会都有录音,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调出来查阅。怎么堵?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氧焊切割的办法,在船底切开一个口子,水一灌进来,船就沉下去。这些都是预先做好了准备的。
……
网易新闻问:后来沉船是怎么实施的?
刘积福答:为了避免船只航行冲击堤岸,上级下令长江封航,船只不许开动!当大堤被撕开了40米左右的一个口子时,我们调来甲—21025号船,这艘船长68米,里面装了3000吨煤。中铁七公司的鄢怀斌担任焊割突击队队长,他到船底把船切割出一个口子,水一冒进来,赶快把他拉了上来,这个船就沉了下去。船一沉下去,决口处的洪水流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为大堤内低洼处的群众以及财物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船沉下去以后,边上还有空隙,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就用砂石料来堵,一直到最后完全堵成功。
根据《易网新闻》对刘积福的采访,采取沉船措施和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刘积福代市长的主意,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于长江九江大堤在1998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会发生决口,是事先做了预案的!也就是说,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是预感或者知道诸葛亮要借东风的。
又有几年过去了。2018年9月26日《桥梁建设报》刊登《“九八抗洪”过去20年了 致敬抗洪一线的建桥人》一文,揭示提出沉船预案的不是刘积福,而是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具体时间是:2018年8月1日。这一天,时任九江市水利局局长程宣发突然联系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与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鄢怀斌商议:若九江决堤,应当作何应急措施。就在当天,认真研讨后,船舶工程总公司(简称船总)与九江市防洪抢险指挥部初步拟定了一个“沉船堵口”预案:如果大堤决口,立即实施沉船堵截!九江市将该任务交到了船舶工程总公司的手里。
8月7日13时30分左右,防洪墙突然塌陷,惊滔裂岸,九江城防大堤被“孽龙”撕咬出一个10多米的决口,长江洪水以400立方米/秒的汹涌之势倾泻而出,滚滚泻入九江西区。
8月7日15时,船舶工程总公司接到九江防汛指挥部的通知:4、5号闸口出现溃堤,请迅速组织沉船队实施沉船堵口。
鄢怀斌、船总防汛突击队队长杜江源早已组织好沉船抢险队共40人,他们携带乙炔、氧气、割刀及救生设备,15分钟全部就位,随着大桥20号轮船一声长鸣,沉船抢险队全速前往溃堤处。
16时,当大桥20号轮船到达4、5号闸口之间时,已经有一艘1500吨的驳船横在那里,但无济于事(笔者注:刘积福说这艘船的沉船是鄢怀斌实施的)。江水从船两边的空当迅猛地扑向溃堤处,形成一条宽60米的洪流,情势十分危急。
在市防汛指挥部的指示下,船舶工程总公司的沉船抢险队决定切割船体沉船。
从7日16时到8日上午10时,18个小时的战斗、8瓶140公斤的氧气和4瓶乙炔,八艘船、两个沉浮箱均已沉入江底,终于将险情基本控制住。
从2018年9月26日《桥梁建设报》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长江九江大堤发生溃塌的时间是8月7日13时30分左右,形成10多米的决口(笔者注:按照葛羽哲的《九八•九江》一书,此时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带领一营和二营的400名官兵跑步还未赶到现场,投入救险;师长裴晓光、政委邹海清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也还没有赶到现场呢);
第二:8月7日16时,九江大堤决口处已经有一艘1500吨的驳船(笔者注:甲—21025号)横在那里,但无济于事,江水从船两边的空当迅猛地扑向溃堤处,形成一条宽60米的洪流(笔者注:时间不是在14时后16时前,而是在16时后),情势十分危急;
第三:从7日16时到8日上午10时,再沉船八艘和两个沉浮箱,险情基本控制住。加上前面的三艘沉船,一共是沉船十一艘和两个沉浮箱(笔者注:代价玩得很大);
第四: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于长江九江大堤在1998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会发生决口,是事先做了预案的,提出沉船措施的是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
九、朱镕基大骂豆腐渣工程
1998年8月9日4时45分,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乘专机抵达九江,立刻又乘快艇驶向决口处。在快艇的小会议室里,朱鎔基首先问及九江决口的防洪墙问题。时任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城区防汛总指挥吕明做了解释。朱镕基厉声问道:“现在倒塌的墙里,有没有钢筋?有没有用竹筋代替钢筋的?这样的堤有多长?”吕明回答说:“未发现竹筋。这一年建的防护墙有6000多米。每一段墙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朱镕基怒斥道:“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竟然是豆腐渣!一些承包单位没有建筑资格,或是承揽项目太多,纷纷将项目转包出去,以至造成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制造了一个个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这样的工程要从根子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一时全中国的舆论矛盾都指向长江九江大堤这个豆腐渣工程,指向这个用竹筋代替钢筋的豆腐渣工程。这也就更加证实了江泽民调动几十万大军的英明,根本没有人来关注决策的程序问题。
根据《维基百科》,豆腐渣工程这个词最早出自朱镕基之口。《百度百科》也说,豆腐渣工程是朱镕基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所说。无论朱镕基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最为豆腐渣工程一词的创造者,朱镕基将和这个词永远绑在一起。
刘政民在《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一文中对长江九江大堤溃口段做了一些介绍:“该段堤始建于1968年,经多次加高加固而成,为土石混合堤。堤顶高程24~24.5 m,顶宽5~7 m,在土堤的迎水面,建有浆砌块石防浪墙,下游堤坡1:2,在堤脚处设有高程为20.8~21.8 m的浆砌块石墙。由于汛期渗漏严重,1995年在浆砌石防浪墙前加做了一层厚20 cm的钢筋砼防渗墙和防渗斜板及防渗趾墙(设有钢筋)。建成后堤顶达到25.25 m设计高度,防渗效果也较明显……”
刘政民继续写道:“根据调查和分析,大堤的破坏既不是由于砼防渗墙未达到标号,不是砼墙内未设钢筋,也不是砼墙内有竹筋等杂物,更不是由于长江弯道水流冲刷崩岸所致。而是由于堤基内存有粉质壤土,遭遇渗流破坏,发展成为流土,抢救不及时、不得法才形成堤内管道而导致大堤溃口。”
根据朱镕基的表态,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曾向朱镕基和温家宝表态,长江九江大堤是固若金汤。但是代市长刘积福又说,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九江大堤决口是事先做好预案的。这两种说法是截然矛盾的。
十、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就在朱镕基大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的一个多月前,1998年7月4日至5日朱镕基和温家宝到九江市视察防洪工作,并召开省、市领导会议布置任务。朱镕基说:“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
对1998年长江抗洪救险的论功行赏是早已完成的事实,如温家宝、如徐才厚、如陈炳德等等。可是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就连一个事故责任人也没有找出来,自然也就无法处理了。
笔者没有强求朱镕基非要杀一个人的脑袋来实现先前的承诺。笔者只要求朱镕基对1998年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件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解释。不要把这件事故的真相带到留给自己的那口棺材中去。
二十年来,笔者想追求九江大堤决口的真相,笔者关注每一个报道中所包含的信息。笔者多次曾询问过一位在江西省政府工作的同学,问他:为什么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他说:你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SHOW吧。
笔者二十年追求真相的结果,是一个SHOW!多么悲哀。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感谢每一位新闻记者与参与者所提供的每一个信息。没有你们提供的信息,没有人会相信,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会是一个SHOW。
人无信不立。悲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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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20年前举起的砍头刀为什么迟迟还没有落下?

 
九八抗洪(网络图片)
 
一、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溃决
1998年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执行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启动荆江分蓄洪区降低长江洪水位,预计分洪时间是在8月7日中午12时。
在接到湖北省的报告后,江泽民指示不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理,而是调动三军将士奔赴长江大堤,严防死守。8月6日晚,江泽民一个电话调正规军八个师。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后补了集体决策的程序。
1998年8月7日下午,长江九江大堤发生溃塌。据说大堤溃塌的原因是工程质量问题,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钢筋混凝土墙中没有钢筋,替代钢筋的是竹筋,并且有“现场照片”为证。霎时间,全国新闻焦点都聚集在九江大堤的“豆腐渣工程”上,聚集在九江大堤溃塌后九江四十多万人危在旦夕。没有人去关注调动几十万正规军这个决策的程序问题,都误以为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是对九江溃堤的最及时也是最有力的应对。
正如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于1998年8月10日在江西省九江发电讯稿《总书记部署 总理督战 九江决口防洪墙牵动中南海》:“江西省九江市防洪墙今年入汛以来经受40多天高水位浸泡,8 月7 日12 时30 分在城区以西4 公里处发生基础漏水,随之一段混凝土防洪墙突然陷塌决口,江水涌入郊区。当地防汛指挥部立即组织紧急抢险。获知此事后,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指示及时调遣部队支援九江堵口抢险。朱镕基总理打电话给九江市负责人,要求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坚决堵住决口。”按照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的这篇报道,江泽民是在8月7日获知九江溃坝之后,才给张万年打电话,指示及时调遣部队。而事实却是,江泽民在8月6日晚就给张万年打电话,调遣部队抗洪,而九江溃坝是在8月7日。调兵在前,溃坝在后;调兵在前,集体决策在后。
在九江溃堤之前,朱镕基曾说过:“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 8月7日九江溃坝,8月9日朱镕基来到九江,大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就连一个事故责任人也没有找出来,自然也就无法处理了。二十年过去了,关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许多最简单的问题都还没有一个交代:
——谁负责这段九江大堤的巡防?
——谁、在什么时候发现了泡泉?
——采取了什么具体抢救措施?
——发生决口的准确时间是什么?
——为什么发生决口时没有记者在场?
——为什么没有发生决口时的现场录像?
——为什么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最早报道九江大堤决口?而不是透露个这位记者溃堤消息的军报记者?
——历史上长江大堤溃塌,都发生严重人员死亡事故,为什么九江大堤决口没有发生人员死亡事故?
——为什么九江大堤决口没有水淹九江城?
——九江大堤是否是混凝土大堤?大堤内是钢筋还是竹筋?
——谁是九江大堤的设计者?谁是九江大堤的建造者?谁是九江大堤的验收者?
——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掉了脑袋?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进了监狱?谁因为九江大堤决口而丢了官?
二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有这么多的疑问。人们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
 
二、最早报道九江大堤溃塌的新闻记者
一般来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包括重大灾祸,都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记者报道的,因为他们和中央、地方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有直接的联系。在中国新闻界有一句行话,叫做“要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在1998年长江抗洪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也由解放军报记者或者其他军报记者报道。
最早报道九江大堤溃塌新闻的,不是新华社记者,也不是人民日报记者,也不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更不是解放军报记者,而是当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兼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向贺延光透露九江大堤溃塌消息的是南京军区《前线报》的范钦尧处长。为什么范钦尧不首先报道这个消息,因为当时他也在九江捕捉重大新闻?为什么范钦尧所在的南京军区《前线报》不首先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南京军区《前线报》不上报《解放军报》来报道这个消息?如果细想,有许多疑问。
1998年8月记者范钦尧在九江大堤采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董万瑞将军
图片来源:丁勇、王梦溪:董万瑞遗体告别仪式今日举行,记者回忆将军98抗洪往事,微信公众“人民前线”
 
1998年8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3分电(记者贺延光)今天13时左右,九江段4号闸与5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
(下略)
1998年8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
图片来源:葛羽哲:《九八•九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报道获得了1998年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问题是,为什么南京军区《前线报》和范钦尧处长要放弃这样的机会,拱手让给《中国青年报》和贺延光呢?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一个重大新闻,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正常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除非是有其他不可言传的原因,
获奖之后,贺延光撰写了一篇名为《经历九江》的回忆文章,刊登在1998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第6版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阅读一下。
贺延光在《经历九江》一文中写道:“浔阳区外贸办一姓黄的副主任告诉我,当一点左右发现堤上泡泉时,解放军赶来了,周围工人、居民赶来了,做小买卖的个体户、下岗职工也赶来了。一位叫陈世豪的父亲及三个儿子全都跳进水里,人们拿看被套、苫布等一切可以堵漏的东西,近乎疯狂地与险情搏斗。那阵儿,真叫惊心动魄!”
在这里,贺延光描述得不是太准确,没有指明,是谁发现了泡泉。但肯定不是解放军官兵,因为解放军是得知消息后赶来的。当时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也有报道说,发现泡泉的就是这个反坦克连的战士。
三、葛羽哲《九八•九江》新书对九江溃堤的描述
2018年8月12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九八•九江》举行首发式,作者葛羽哲是亲自参与1998年九江抗洪的解放军战士。
在《九八•九江》一书中对九江溃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8月7日13时许,九班长刘意向指导员胡维君报告,发现泡泉。胡维君前去观察,在4号闸口以东约200米处,堤坝内侧底部杂草中有个泡泉,直径为3—5厘米,正在咕咕地往外冒水,水有些浑浊。胡维君感到这是一个重要险情,必须立即处置并上报!他命令战士刘松波赶回炊事班驻点,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和连长报告情况,并立即上报,要求上级派部队过来实施抢救;同时命令战士徐俊跑步到4号闸口,向共同负责守护这一堤段的九江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险情。
险情很快上报到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13时13分,团副参谋长王耀和连长贺德华带70名官兵赶到。王耀当即命令连队分成3个小组:第一组由他自己带队,在大堤内侧用沙袋堵泡泉眼,减少江水穿越堤坝的冲击量;第二组由贺德华带领13名战士跳入江中,在堤外侧寻找泡泉口;第三组由胡维君带队,组织人员装运沙石,配合第二组堵住泡泉口。数分钟后,九江水泥造船厂的工人们也陆续赶到险情现场。
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中,连长贺德华和13名突击队员,与造船厂的10名工人一道,寻找泉口,并指挥岸上的官兵朝他的身体方向,大致瞄准抛掷沙袋,试图通过高密度大面积的覆盖实现堵住泉口的目的。
13时50分,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带领一营和二营的400名官兵跑步赶到了现场,投入救险。
之后,师长裴晓光、政委邹海清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也赶到了现场。
但是一切抢救措施无效。
从《九八•九江》一书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负责九江大堤3号至8号闸口之间坝段巡查工作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与九江水泥造船厂;
第二:反坦克连的指导员胡维君、连长贺德华以及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已经
积累的一定的防汛知识和抗洪救险的基本知识;  
第三:13时许,胡维君和三位战士发现了泡泉(解放军不是闻讯赶来的);
第四:解放军官兵在堤外侧抛掷沙袋试图通过高密度大面积的覆盖实现堵口的目的;
第五:抗洪救灾物资充分。
第六:8月7日13时50分还没有发生大堤决口。
 
四、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指出九江大堤决口的原因之一是: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
刘政民,1943年7月出生,江西南丰人。196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应该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至1968年。参加工作后曾担任技术员、工程师、副院长、水利厅副厅长,1996年3月起担任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第九届(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

刘政民:《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江西水利科技》杂志,第31卷第1期,2005年3月
 
当年的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于2005年在《江西水利科技》杂志上发表的《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一文。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刘政民退休之后所写,因为中国的许多干部在位期间是人云亦云,而在退休之后,有时间思考,不想留下遗憾,往往多出中肯之言。刘政民在文章中指出造成决口的四个原因之一是: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刘政民在文章中写道:此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又交由某公司负责。该公司对防汛工作重视不够,仅在附近准备了少量的块石和碎石,物料不足,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不足,又缺乏抢险知识,未先到堤外侧去堵,而在堤后冒水点压碎石,始终未堵住漏洞,从发现险情到堤顶塌陷一个洞,约一个小时,贻误了抢险时机,致使抢险未成,造成溃口。

当然,刘政民这个责任推给了某公司,并没有点出某公司的具体名字,更不敢指出,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的一个反坦克连。一个连队巡查约500米长的江堤,应该不算十分艰巨的任务,应该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并及时排除。长江大堤基本是土堤,部分堤段是砌石。大堤的基础是松软的河流沉积物,很容易发生泡泉、管涌。长江一次洪水过程,会发生很多泡泉、管涌等事故,只要及时巡查,采取正确的措施,发生大堤溃塌的概率很小。例如,1998年7月27日19时15分,一位名叫苏振华的铁道部大桥局五处职工,在九江大堤56号闸附近发现东侧部位有一个管涌,直冒浑水,而且水流渐渐变大,夹着泥沙,洞口迅速扩至碗口大。经过几百名职工、家属等抢险,特别是采用帆布覆盖大堤,在帆布外侧用土包封严的措施,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力搏斗,至22时30分堵住了管涌。好像没有什么新闻记者报道过7月27日夜这场防洪抢险的过程。1998年在长江洪水期间,长江大堤发生管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有的就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
按照新华社记者鹿永建和卢晶的报道,江泽民是在获知8月7日下午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之后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指示及时调遣部队支援九江堵口抢险。而江泽民给张万年打了一个电话,调动正规军八个师的事情是发生在九江大堤决口之前的8月6日。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的这个反坦克连,原来的驻地是浙江省金华市,他们属于正规军,但不可能是江泽民8月6日晚一个电话调来的部队。
1998年7月间反坦克连所属部队正在安徽省黄山至浙江省临安一线执行国防光缆施工任务。7月26日下午5时55分,在临安师指挥所的师长裴晓光接到集团军转南京军区紧急命令:立即赶赴九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5分钟后,七团团长和炮兵团团长接到师长命令:收拢部队,立即出发!这是一支摩托化的部队,7月28日2时30分部队到达江西省九江市。反坦克连就驻扎在九江大堤百米开外的一处民房里,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坝段巡查工作。
 
按照南京军区的命令,到达江西省九江市正规军将士有二万多人,除了有驻浙江的部队,还有驻福建32435部队,南京军区的首长好像预感到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九江市附近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当时记者也云集九江市,仿佛知道这里会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爆发。
江泽民8月6日晚一个电话调动了正规军八个师,8月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但是负责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巡查排险的是解放军反坦克连已经在7月26日下午接到命令,赶赴江西省九江市去抗洪。所以,1998年江泽民实施渡江战役以来最大一次的部队调动计划,并不是在8月6日晚形成的,可能早在1998年4月或者5月期间就已经形成。参与这个决策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起码象李鹏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则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
五、是谁发现了泡泉?
葛羽哲在《九八•九江》一书中指出,最早发现泡泉的反坦克连的指导员胡维君、九班长刘意、战士刘松波和徐俊,时间为8月7日13时许。
陈昌本在《水患中国》一书中指发现时间为8月7日12时。发现人员为胡维君和三个
战士。
另外一种说法是九江钢铁公司退休女工廖林梅发现了泡泉:“8月7中午12时30分,九江钢铁公司的一位名字叫廖林梅的退休女工,52岁,退休后在家属区的路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为了节省生活开支,还在江边大堤防浪墙的脚下种了一片小菜园。此时正值中午做饭时间,先去菜园摘些青菜回来。当她刚刚踏进菜园,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咕嘟咕嘟!”声音很响、很急。凭着经验,她意识到这是冒水泡的声音。再寻声望去,是从水塘那边的草丛中发出来的,水塘紧靠江堤。不好,大堤漏水!她顾不得为自家摘菜了,转就往厂里跑去。跑到食堂门口碰见原厂总机话务员、已退休在家的表嫂丁水珍。廖林梅一把拉住丁水珍,惊慌地说:“表嫂,水塘那边冒水泡,可能要破坝呀,你快去打电话报告,我去喊人。”丁水珍听说要破堤。吓了一跳。她不敢相信是事实,“这么大的事,不能搞错,你先带我去看看。”二人奔到现场一看,果然从堤脚下冒出三股碗口那么大的黄泥巴水头。丁水珍说了声:“是长江里的水!”掉转、边跑边大声喊道:“不好啦,快来人哪,要破坝呀!”这一喊,石破天惊!这一喊,正是九江决口发出的第一声警报!时间:1998年8月7日12时55分。廖林梅、丁水珍二位女工喊声立刻惊动了全厂。厂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奔向出事地点。13时05分,水泥船厂老干部陈志豪、老职工梁树清、厂防汛抢险队队长夏长生以及某部反坦克连指导员胡维君、巡堤战士刘意、刘松波最先赶到现场。这时,三个出水点喷出的浑水高达30厘米,且夹杂着泥块,显然泡眼已经发展成管涌,况十分危急!”
第三种说法是一个名叫夏长生的老公安于13时12分在九江长江大堤4、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3个泡泉,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不到1米距离内的3个鸡蛋大的泡泉突然涌成一条直径1米的水柱。
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可靠,因为这个说法中包括了三种说法的所有人员以及出现的时间次序。正如贺延光所描写的,发现泡泉后,解放军赶来了,周围工人、居民赶来了。这第二种说法支持了刘政民文章中指出的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原因之一,对防汛工作重视不够,查险不力,因为发现泡泉的不是解放军或者九江水泥船厂的巡查队,而是一位去菜园摘菜的退休女工。
六、关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故的时间序列的混乱
如果说,两位新闻记者记述1998年的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故,时间上出现一些差错或者混乱,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新闻记者在记述这个事故时,出现时间序列的混乱,就说明一些问题,就是记者想掩盖一些不想让读者知道的事实。
葛逊撰写了《惊涛裂岸》一文,记录较为详尽。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现摘录在下:
13时许,胡维君像往常一样,带领刘意、刘松波、徐俊三名战士上堤巡查。七、八分钟后,他们巡至4号闸口至5号闸口之间,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3至5厘米的泡泉,涌出的水已经发浑,凭着十多天来在实践中学到的泡泉知识和抢险经验,胡维君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一个险情。
胡维君抓起电话就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报告。接着,又向守护这一堤段的责任单位九江市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消息很快逐级传到了河西指挥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在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员周才权记录的当天值班日志上记载:市防总电话:4—5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13:10分发现泡泉和混水,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
13:35分,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大校和动员科长邓新生乘车奔赴4至5号闸口之间。13:36分,市防总通知驻守在大堤附近的步兵某师炮团350人火速前往抢险。
13:45分,邓新生自现场打回电话,报告缺口发展到5米。14:15分,任江西省军区赴九江抗洪抢险部队指挥协调小组组长的省军区副司令员季崇武少将和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王平大校赶到军分区作战值班室。3分钟后,军分区司令员吕录庭大校和王平赶往险情现场。此时,决口现场已有部队官兵和民兵900余人,正在与汹涌而下的洪水作殊死的拼搏。
最早赶到险情现场的是王耀和贺德华带领的炮团反坦克连70名官兵。他们到达的时间是13:13分。一直在蓄势整装待发的官兵们,从驻地民房赶到出事地点,仅用了3分钟。
驻扎在九江市农业学校的炮团指挥所接到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电话命令后,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当即碰头,决定洪永生带领机关人员火速赶往险情现场,察看险情,计划区分各分队任务;王申东和团参谋长金建国带机动分队两个营400人紧随其后。13时50分,炮团官兵上来了。此时,泡泉正在扩大,逐步形成管涌。洪永生指挥部队迅速展开抢险,一营和二营的四连、六连从4号闸口装运土石袋向进水口外侧的长江边境堵漏洞,王申东带领5连党员突击队跃入长江和反坦克连堵泡泉人员一起展开填堵排险。13时58分左右,堤坝进水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投入的沙石袋一下子就被激流卷入堤外,为防止发生意外,王申东被迫命令水中堵口分队撤离上堤。就在这一瞬间,大堤中央突然下沉,出现了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大洞,洪水咆哮着从洞口向外喷涌。紧接着如雷鸣般一声巨响,长江大堤混凝土防洪墙轰然断裂,正站在水泥堤坝上指挥部队抢险的王申东脚踏下沉的水泥墙沿用力一跃,左脚跨上了东侧大堤,右腿被断裂的水泥墙刮出了一个长约14厘米的大口子,鲜血直流。卫生员赶来简单包扎后,他又站起来投入抢险战斗。
决口越撕越大,情况万分危急。这个最初仅3米左右的决口,由于长江水位与市面落差高达6至7米,洪水倾泻而下,如脱缰的野马群嘶鸣着直向城区扑去。
中午1时40分,代市长刘积福接到市防总的紧急电话:“在巨大的水压下,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
——摘录完毕——
 
在葛逊的《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中提到:“在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值班员周才权记录的当天值班日志上记载:市防总电话:4—5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13:10分发现泡泉和混水,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这是标准的电话记录,电话是市防总打来的,接话员是周才权。13:20时发生塌陷决口。
13:45分,邓新生自现场打回电话,报告缺口发展到5米。
葛逊又写道:“中午1时40分,代市长刘积福接到市防总的紧急电话:‘在巨大的水压下,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那么市防总得知城防堤第四号至第五号闸之间出现决口的时间应该在13时40分之前。
而在13时50分,炮团官兵上来了。此时,泡泉(笔者注:不是决口)正在扩大,逐步形成管涌。可见13时50分时尚未形成5米的缺口或者大堤发生决口。下面还有时间,许多英雄行为需要展示。
笔者猜测,《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的作者和《九八•九江》一书的作者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他要顾及每一位首长和领导到达抗洪第一线的时间,不能是在大堤决口后,而是必须在大堤决口前;他必须留足时间,展示抢险的英雄行为,否则就证实了刘政民所指出的:查险不力,发现险情不及时,人力、物力准备不充分,抢险措施不当,贻误了抢险时机,导致大堤决口。所以他就采用时间跳跃式的描述,有时前后次序颠倒。
笔者发现,所有关于1998年长江抗洪的纪实文学,都是采用时间跳跃式的描述,一会儿倒叙,一会儿正叙,让读者找不到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
七、九江大堤决口,为什么没有水淹九江市中心?
张万年在《自述指挥98抗洪全过程》中说:“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决口。滚滚洪水像脱缰的野马,直逼古城九江,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看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溃堤洪水非常之大,如脱缰的野马,后果十分严重,威胁九江古城几十万人的生命安全。
共产党员网刊登《98抗洪九江堵口:防洪史上的奇迹》一文,关于长江大堤决口的后果,文章写道:“40米、60米……随着决口不断扩大,狂泻的洪水向九江城扑去,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京九大动脉也会被拦腰切断……”
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除了九江人和江西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一场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如果……
其实那里的地理状况并非如此。
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的后面是老永安河的古河道形成的宽20米到60米不等的水塘,地势较低。再后面就是一个大湖,叫赛湖。在没有九江大堤时,汛期长江水位高,江湖连成一片;在枯水期,长江水位低,这里河漫滩,有许多水塘。
在人定胜天思想的指导下,1964年九江市政府委托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编写了《九江长江防洪工程设计方案》,1966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九江大堤工程的建设方案。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利用群众对毛泽东的忠心,进行义务劳动,建造了长江九江大堤。1976年至1996年又对大堤多次加高加固。到1998年,九江大堤从赛湖闸到乌石矶共17.46公里长。这样九江市就从长江那里夺取了许多土地,包括九江大堤3号至8号闸口后面到赛湖的大片土地。
后来在九江大堤与赛湖之间靠近赛湖处修建了九瑞公路和九瑞铁路。九瑞公路和九瑞铁路的路基均高于原河漫滩,这就形成了一条分割长江与赛湖的东西向的第二道防洪大堤。
在这块从长江夺取的土地与九江老城之间,有一条历史上形成的防洪大堤——龙开河堤与龙开河路。龙开河是从庐山流出的河流,流入赛湖、长江。这就是防止洪水从西边入侵九江城市中心的第二道防洪大堤。
对古城九江的几十万人民来说,古城九江的临江大堤和龙开河堤的重用性远远超过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当年3号至8号闸口之间九江大堤后面只有很少的建筑,如九江钢厂等的宿舍楼,不象现在这样热闹,有什么98抗洪纪念广场,98抗洪纪念碑、98抗洪纪念馆等等。
所以,贺延光在8月7日16时5分的第一报道中写道:“市区内满街都是人。”在后续的报道中,贺延光写道:“据悉,市中心距决堤处的直线距离约5公里。市区内目前还未进水。记者赶回市区时看到,一些店铺还在营业。市民们的情绪较下午平稳了一些。”好像九江的几十万人民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并不担心。
贺延光在8月8日零时45分的报道中还写道:“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万余名解放军战士正在龙开河连夜奋战,构筑一道10公里长、5米宽的拦水坝,作为市区的最后防线。至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只要守住这道防线,古城九江就没有什么大的风险。8月7日14时左右长江九江大堤溃塌,两小时后,万余名解放军战士已经出现在龙开河第二道防线上。这就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江泽民等会神机妙算,把几万名解放军战士事先“埋伏“在即将发生溃堤的九江市。
刘政民在文章中指出:发生决口的长江九江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可见江西省水利厅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已经对17.46公里长的长江九江大堤作出分级评判,该堤段未列入重点堤段。换句话说,江西省水利厅事前已经知道,即使这一堤段发生决口这样的重大事故,古城九江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会危在旦夕。而中共一些领导人、中央军委一些领导人和一些新闻记者是借题发挥,制造危言耸听的假消息,来证明江泽民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来证明江泽民的雄才大略。
刘政民在文章中还指出:1998年8月7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时,九江站的水位为22.83米,流量为68000立方米/秒。溃口的最大宽度为62米,最大水头差约为3.4米,进水流量为400立方米/秒。这个进水流量400立方米/秒只占当时长江流量68000立方米/秒的0.588%。这个400立方米/秒的流量,是个很小的流量,就是让它无阻碍地流一天,也只有3456万立方米。今年山东寿光洪灾,弥河的最大洪水量为2250立方米/秒,是长江九江大堤溃决洪水的5倍。可见,3号至8号闸口之间的九江大堤,不是长江洪水冲击的一面,而是背水面,洪水的压力很小,本不应该发生决口。而7月27日晚发生管涌的地方,一旦发生决口,对九江的威胁要大许多。可是,那天晚上的险情被控制了。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九江大堤发生决口时的现场录像,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决口洪水流量太小。一张照片,用点技巧,可以拍摄出流急浪大的景象来。一段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现场录像,再用什么技巧,也不可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流急浪大的景象。
八、关于沉船堵决口
刘政民在文章中给出了数据: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最大进水流量为400立方米/秒。根据报告,在决口处采取了沉船措施。“船一沉下去,决口处的洪水流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为大堤内低洼处的群众以及财物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采取沉船措施之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的进水流量不足140立方米/秒。400立方米/秒的进水流量持续的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不足140立方米/秒的进水流量持续了不到五天,哪里还有什么“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
关于采取沉船措施也有许多“精彩”的描述,这里关注一个问题:沉船是谁的主意?
葛逊在《惊涛裂岸——九江长江大决口封堵纪实》一文说,采取沉船措施是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与政委方祖歧的命令:
  一、不惜一切代价封堵决口,沉船,用推车机和载重卡车;
  二、进一步加快备料,保障抢险;
  三、水势小的时候,筑人墙打桩,尽量把水堵住。
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与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则是沉船命令的执行者。
第一次沉船措施失败。
第二次征用了武汉长江轮船公司一条长75米、装有1600吨煤炭的货船和两条动力船,一条是湖北襄阳的“鄂襄阳012号”,一条是四川奉节的“奉港501号”。8月7日16时40分,第二次沉船措施成功。从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到沉船成功,一共不到三个小时。
时过几年之后,2009年9月,当年的九江市代市长、后任的江西省国土厅厅长刘积福接受了《易网新闻》的采访。葛逊说采取沉船措施是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与政委方祖歧的命令,这一次刘积福却说沉船是他的主意。
网易新闻问:你们当时做了哪些准备?
刘积答:为防万一,我们做好了长江堤决口的准备。万一决口怎么办?我当时就提出用沉船来堵。当时准备了好多船和砂石料,每个船都装满了砂石料。
网易新闻问:沉船堵口也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吗?
刘积福答:准备了。组织沉船和怎么把它沉下去,我们都是有准备的。当时每次开会都有录音,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调出来查阅。怎么堵?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氧焊切割的办法,在船底切开一个口子,水一灌进来,船就沉下去。这些都是预先做好了准备的。
网易新闻问:沉船堵口也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吗?
刘积福答:准备了。组织沉船和怎么把它沉下去,我们都是有准备的。当时每次开会都有录音,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调出来查阅。怎么堵?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氧焊切割的办法,在船底切开一个口子,水一灌进来,船就沉下去。这些都是预先做好了准备的。
……
网易新闻问:后来沉船是怎么实施的?
刘积福答:为了避免船只航行冲击堤岸,上级下令长江封航,船只不许开动!当大堤被撕开了40米左右的一个口子时,我们调来甲—21025号船,这艘船长68米,里面装了3000吨煤。中铁七公司的鄢怀斌担任焊割突击队队长,他到船底把船切割出一个口子,水一冒进来,赶快把他拉了上来,这个船就沉了下去。船一沉下去,决口处的洪水流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为大堤内低洼处的群众以及财物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船沉下去以后,边上还有空隙,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就用砂石料来堵,一直到最后完全堵成功。
根据《易网新闻》对刘积福的采访,采取沉船措施和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刘积福代市长的主意,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于长江九江大堤在1998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会发生决口,是事先做了预案的!也就是说,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是预感或者知道诸葛亮要借东风的。
又有几年过去了。2018年9月26日《桥梁建设报》刊登《“九八抗洪”过去20年了 致敬抗洪一线的建桥人》一文,揭示提出沉船预案的不是刘积福,而是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具体时间是:2018年8月1日。这一天,时任九江市水利局局长程宣发突然联系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与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鄢怀斌商议:若九江决堤,应当作何应急措施。就在当天,认真研讨后,船舶工程总公司(简称船总)与九江市防洪抢险指挥部初步拟定了一个“沉船堵口”预案:如果大堤决口,立即实施沉船堵截!九江市将该任务交到了船舶工程总公司的手里。
8月7日13时30分左右,防洪墙突然塌陷,惊滔裂岸,九江城防大堤被“孽龙”撕咬出一个10多米的决口,长江洪水以400立方米/秒的汹涌之势倾泻而出,滚滚泻入九江西区。
8月7日15时,船舶工程总公司接到九江防汛指挥部的通知:4、5号闸口出现溃堤,请迅速组织沉船队实施沉船堵口。
鄢怀斌、船总防汛突击队队长杜江源早已组织好沉船抢险队共40人,他们携带乙炔、氧气、割刀及救生设备,15分钟全部就位,随着大桥20号轮船一声长鸣,沉船抢险队全速前往溃堤处。
16时,当大桥20号轮船到达4、5号闸口之间时,已经有一艘1500吨的驳船横在那里,但无济于事(笔者注:刘积福说这艘船的沉船是鄢怀斌实施的)。江水从船两边的空当迅猛地扑向溃堤处,形成一条宽60米的洪流,情势十分危急。
在市防汛指挥部的指示下,船舶工程总公司的沉船抢险队决定切割船体沉船。
从7日16时到8日上午10时,18个小时的战斗、8瓶140公斤的氧气和4瓶乙炔,八艘船、两个沉浮箱均已沉入江底,终于将险情基本控制住。
从2018年9月26日《桥梁建设报》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长江九江大堤发生溃塌的时间是8月7日13时30分左右,形成10多米的决口(笔者注:按照葛羽哲的《九八•九江》一书,此时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带领一营和二营的400名官兵跑步还未赶到现场,投入救险;师长裴晓光、政委邹海清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也还没有赶到现场呢);
第二:8月7日16时,九江大堤决口处已经有一艘1500吨的驳船(笔者注:甲—21025号)横在那里,但无济于事,江水从船两边的空当迅猛地扑向溃堤处,形成一条宽60米的洪流(笔者注:时间不是在14时后16时前,而是在16时后),情势十分危急;
第三:从7日16时到8日上午10时,再沉船八艘和两个沉浮箱,险情基本控制住。加上前面的三艘沉船,一共是沉船十一艘和两个沉浮箱(笔者注:代价玩得很大);
第四: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于长江九江大堤在1998年长江洪水过程中会发生决口,是事先做了预案的,提出沉船措施的是铁道部大桥局船舶工程总公司。
九、朱镕基大骂豆腐渣工程
1998年8月9日4时45分,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乘专机抵达九江,立刻又乘快艇驶向决口处。在快艇的小会议室里,朱鎔基首先问及九江决口的防洪墙问题。时任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城区防汛总指挥吕明做了解释。朱镕基厉声问道:“现在倒塌的墙里,有没有钢筋?有没有用竹筋代替钢筋的?这样的堤有多长?”吕明回答说:“未发现竹筋。这一年建的防护墙有6000多米。每一段墙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朱镕基怒斥道:“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竟然是豆腐渣!一些承包单位没有建筑资格,或是承揽项目太多,纷纷将项目转包出去,以至造成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制造了一个个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这样的工程要从根子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一时全中国的舆论矛盾都指向长江九江大堤这个豆腐渣工程,指向这个用竹筋代替钢筋的豆腐渣工程。这也就更加证实了江泽民调动几十万大军的英明,根本没有人来关注决策的程序问题。
根据《维基百科》,豆腐渣工程这个词最早出自朱镕基之口。《百度百科》也说,豆腐渣工程是朱镕基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所说。无论朱镕基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最为豆腐渣工程一词的创造者,朱镕基将和这个词永远绑在一起。
刘政民在《1998年九江抗洪启示录》一文中对长江九江大堤溃口段做了一些介绍:“该段堤始建于1968年,经多次加高加固而成,为土石混合堤。堤顶高程24~24.5 m,顶宽5~7 m,在土堤的迎水面,建有浆砌块石防浪墙,下游堤坡1:2,在堤脚处设有高程为20.8~21.8 m的浆砌块石墙。由于汛期渗漏严重,1995年在浆砌石防浪墙前加做了一层厚20 cm的钢筋砼防渗墙和防渗斜板及防渗趾墙(设有钢筋)。建成后堤顶达到25.25 m设计高度,防渗效果也较明显……”
刘政民继续写道:“根据调查和分析,大堤的破坏既不是由于砼防渗墙未达到标号,不是砼墙内未设钢筋,也不是砼墙内有竹筋等杂物,更不是由于长江弯道水流冲刷崩岸所致。而是由于堤基内存有粉质壤土,遭遇渗流破坏,发展成为流土,抢救不及时、不得法才形成堤内管道而导致大堤溃口。”
根据朱镕基的表态,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曾向朱镕基和温家宝表态,长江九江大堤是固若金汤。但是代市长刘积福又说,九江市党委和九江市政府对九江大堤决口是事先做好预案的。这两种说法是截然矛盾的。
十、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就在朱镕基大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的一个多月前,1998年7月4日至5日朱镕基和温家宝到九江市视察防洪工作,并召开省、市领导会议布置任务。朱镕基说:“守住长江大堤论功行赏,长江大堤失守是要杀头的。”
对1998年长江抗洪救险的论功行赏是早已完成的事实,如温家宝、如徐才厚、如陈炳德等等。可是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就连一个事故责任人也没有找出来,自然也就无法处理了。
笔者没有强求朱镕基非要杀一个人的脑袋来实现先前的承诺。笔者只要求朱镕基对1998年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事件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解释。不要把这件事故的真相带到留给自己的那口棺材中去。
二十年来,笔者想追求九江大堤决口的真相,笔者关注每一个报道中所包含的信息。笔者多次曾询问过一位在江西省政府工作的同学,问他:为什么朱镕基高高举起的砍头刀却迟迟没有落下?他说:你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SHOW吧。
笔者二十年追求真相的结果,是一个SHOW!多么悲哀。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感谢每一位新闻记者与参与者所提供的每一个信息。没有你们提供的信息,没有人会相信,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会是一个SHOW。
人无信不立。悲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