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组词出现的频度很高。从字面理解有二种意思，一是从改革开放起始点算起，已经有了40年。二是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过程，至今已持续了40周年。比如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距今已经157年；但洋务运动只持续了35年。那洋务运动157周年，就是前一个意思。改革开放40周年则是后一个意思。

40周年够长了！已经占了中共执政一多半，比前30年多了10年。一个历史进程要么因失败而结束，如洋务运动因甲午战败而结束；要么因达到目标而结束，转入实现更高的目标。如新文化运动以成功发起“五四”运动建立起国家主义而结束。改革开放40年之久仍在持续中，说明其既没有达到目标，效果不佳；又还没完全失败，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40年足够重要。对中国和中共都很重要。以中国而论，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广泛而密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了一些自主权利；以中共论，因改革开放而重新获得了较大的合法性，维持和加强了其统治。

然而在40年之际应该热烈庆祝之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内外压力，改革开放已是“强弩之末”。失望和悲观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此之时，以不同角度来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辨析哪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决策及行动起到了何种作用，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寡头专制

在我看来，中共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可能高度，决定了改革初期以邓小平为主的寡头专制，和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在遭到西方侵入后，中国近现代选择了建立更强大更集中的权力来应对外部的挑战。最终，毛领导的中共借助于列宁式的政党组织模式和西方的技术，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权力，以此来抵御西方势力的侵入和消除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相应的，中国也从郡县制转为了党国制，以党组织为依托来统国治国。实现了“政教合一”，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君师”一体的融合，同时拥有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消除了宗法家族，将政权延伸到了农村基层社会。党国制更加强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格局，使得专制得以再次升级。党及其领袖对国家和社会控制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展。党的领袖的权力大大超过皇权专制的皇帝所拥有的权力。而毛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代理人、完成者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

毛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打通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土壤之间的关节，让中共在中国落了地，如鱼得水，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从此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是中共党国制的总建造师，或如中共所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共唯一加“缔造者”尊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将毛推上神坛，以利用民众或显或隐的盼望救世主或“真龙天子”的传统心态来凝聚力量。而这让毛取得了在党内唯我独尊的地位，可以唯所欲为。他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对他无可奈何。他的神主地位可以“挟民众而令官僚”。因而，毛的治下是独裁专制。这让广大“干部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和惨痛的代价。

毛的统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一系列人道和政治灾难，经济民生凋敝。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被大大削弱，民怨官怨颇深，已难以为继。毛去世后，才有机会改正他的错误政策。但对中共来说，毛居功至伟，即便认为他后来犯了再多再大的错误，也不能全部否定。除非它愿意放弃权力。

所以，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毛及毛的政治遗产采取了总体肯定，部分否定的策略。完全继承了毛时代的党国制，从整体上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而抛弃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毛的错误大部分推给林彪、“四人帮”集团，并用惯用的“辩证法”将所谓的毛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切割开来。进而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智慧，又是结晶，当然评价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所谓“中国共产党集体”，就是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后面紧跟“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说得明白。这个论断相当重要，它是中共元老集体分享权力和改革开放集体领导制形成的历史依据。其潜台词是中共的政权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打下的。既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和法宝，而“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大家理应当分得“一杯羹”。

广为传闻的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虽未有看到有官方文献证实，但符合“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断。还有文章披露了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的解释，“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缔造的，那么李大钊陈独秀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没有他老人家的功劳大”（陈云评价毛泽东，《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这话也没可证实的出处，但符合实情。不用怀疑，为了神化毛，老一辈革命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创举和贡献归功于或让渡给了毛。

以“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没有他老人家的功劳大”来衡量，毛在世时独享权力当然不公平。而毛去世后，其它元老才得到他们应有的那一份。不仅如此，还瓜分了毛去世后留下的最大一份。毛的嫡亲没有分得一份。当然，如果元老们的后代在改革开放中也没有继承或借用权力的话，这也没话说。但话说回来，以毛“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而言，也说得过去。因为没有过去那样明确的功爵及承袭制度，但实际上还是论功行赏与子承父荫，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起点。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毛的遗产的继承和分割，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陈云等中共元老为辅的集体领导，并在江胡时期成为制度。相对于毛时期的独裁专制，这就是寡头专制。寡头专制较之于独裁专制，因为有一定的权力分散和相互制衡，可能没有独裁专制决策有效率，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独裁专制的任意妄为，避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有相对积极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增长，寡头专制及其隐性的权力世袭，也成为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以权力寻租巧取豪夺国有和民有资产大行其道，极大地损害了公平竞争和经济绩效，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人们丧失了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和信心。

回过头来看，从现实政治考虑，改革开放伊始中共对毛的遗产的评价和分割是稳妥的，有利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仍然固守毛的政治遗产，维护党国制，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和不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不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限定了改革开放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不能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当达到政治体制所能提供的经济改革空间的极限时，改革开放就陷于停滞。只能做一些事倍功半、词澡华丽，故作高深、花样百出、与民争利、骗取民心的微操作。

而寡头专制又无法克服它所滋生的大量腐败，也使寡头专制和集体领导制难以保持稳定。不进则退，这就为重新回到独裁专制提供了可能。

二、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是邓小平重要的政治遗产

中共加谥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97年2月逝世后，江泽民总书记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从中共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个“盖棺论定”比较公允。就改革开放而言，确实主要是邓开启和维护的。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从 “大跃进”后与刘少奇联手主持政府工作，支持搞“三自一包”，到75年复出恢复和振兴科教和经济。自然而然，在毛去世后，当他再次复出逐步掌握权力和话语权后，就会重新推进过去未竟的政策。邓在75年复出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成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预演，是未能得到继续实施的“改革开放”。这些政策在当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干部群众”的支持，为他在毛去世后逐步取得中共最高权力打下了基础。

但“总设计师”这个称号并不怎么确切，有些不伦不类；无疑借用自工程项目上的“总设计师”。这等于是将改革开放视为一项工程，可以通过预先的设计来实施和控制，以完成工程。然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显然要比工程项目复杂的得多，不可预见和不可控的参量和因素多得多，是不可能预先被设计的。只能说有个蓝图，有个大方向。他一开始并没有多么明确和成熟的想法和政策，只知道继续按毛过去失败的计划经济政策搞不行了。至于怎么搞，怎么改革开放，则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探索和试错来找到方法和途径。这样看来，与其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如说是“总设想师”。

在毛去世后，邓三次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是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方略扳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二是下令镇压89学生运动阻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是93年“南巡”重新将中国扳回到经济上改革开放。可谓一个杰出的“扳道工”。就经济上改革开放而言，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低估的。然而邓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贡献却远逊于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贡献。镇压89学生运动让他当初有意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嘎然而止；止于“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上了。就是要坚持仿照苏共以毛为主建造的党国制。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也让他背上了历史的罪名，为反对人士所指责和诟病。

然而，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有所建树，也不可低估。一是与陈云等中共等元老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二是建立了领导干部任期制，并对任期做了一定限制。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写入了宪法。并对形成党的总书记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推进了领导干部年轻化，将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逐步转移到年青一代手中。

从历史来看，中国在辛亥革命终结了“权力世袭制”和“家天下”。权力的继承者不再以最高领导人的嫡亲为必要条件，建立起“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共识。但却没有废除“权力终身制”。“国民党至到结束一党执政后，才同时结束权力终身制。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蒋经国事实上都是权力终身，担任最高领导人直到逝世。在大陆，也是如此，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至逝世”（引自拙文 “中国百年来建立起的两大政治共识”，2014年）。权力终身制是邓在改革开放时期废除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等中共老一辈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训，以身做责，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二是防止干部队伍老龄化。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后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并相继制定了若干具体规定。虽然中共党章并没有对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做出明确规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已在事实上形成了总书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这被普遍认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总之，‘权力不得终身’在改革开放时期也逐步成为限制权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识”（同上）。

理论上，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或多届杜绝了终身制。而任期制则可能是事实上的终身制也可以不是终身制，毕竟在制度上可以通过换届选拔或推举新的领导人；而没有任期则肯定是终身制，像毛长期不开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得不远，但确立集体领导和有限的任期制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即使没有推动和维护改革开放的作用大，也同样是邓小平的重要政治遗产。如果说毛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那么邓小平就是影响第二。不管认为影响是好是坏，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通过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成功的削除了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权力，而将权力移交给了以胡耀邦，赵紫阳等年青的领导干部手中，实现了领导干部年青化。同时把最终决策权保留在自己等中共元老手中。这一机构仅存续了5年时间（1982—1987年），便寿终正寝。考虑到邓等中共元老对胡、赵、江执政的干预，以及后来江泽民退下后对胡锦涛执政的干预，其实可以将这一机构演变为元老院，将卸职后的中共老人利用威望对政治的干预变成一种正式的分权机制。邓“南巡”时，已没有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但实际上是“无冕之王”，可以凭自己的政治威望扭转局势。虽然他的决策是好的，但却有违正式的制度，“名不正言不顺”。但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集中和集中决策，很不习惯分权。邓的集体领导和任期制只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限制，还不是机构之间的分权和制衡。这已经超出了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智慧和思维模式。

从邓的制度和人事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权力集中和限制的矛盾和煞费苦心地平衡两者。一方面为了防止再出现毛那样的“一言堂”，他促成了集体领导和任期限制，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共的集体领导必须要有一个核心，提出了“三代核心说”，并成全了江泽民成为了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他的矛盾给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埋下了隐患。政治改革的不彻底使得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难以保持长期稳定。

如我旧文所说，“为何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顺利实施呢？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后任之间的政治信任是权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没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丧失政治信任，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无法实现与持续”（同上）。

而“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它会扩大和助长垄断利益集团和食利阶层，加重腐败。这会减弱与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会形成权力分化，同时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会造成执政能力的下降。而为了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都会无形之中损害政治信任”（同上）。

“综而观之，‘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以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来体现，还会受到不断的考验。如何化解权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内在冲突，似乎无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如何，‘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可望变得同‘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理念一样牢固”（同上）。

目前，邓留下的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遭到了严重破坏。除了为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外，集体领导和任期限制只在中央层面实行，而没在地方实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地方上的党委书记，“一把手”仍然是一人说了算，不是集体领导。想想看，当县委书记时，管辖范围内一人说了算，当市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当省委书记一人说了算，但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却不能一人说了算，任期还受限制，怎么能习惯？

总而言之，邓是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和维护者，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有所建树。但由于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使得他所发起和主导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已陷于停滞；而且也使得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和遗产目前遭到严重破坏。
                                    
三、朱镕基是中国模式的“总构造师”

如果说毛泽东是党国制的总建造师，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想师，那朱镕基就是中国模式的“总构造师”。今天经常提到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基本内容大多是在朱镕基主管经济的时期，1993-1998年任国务院主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和1998-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在他的主导下完成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中国模式这块“大石头”是朱镕基摸着的。

邓及中共搞改革开放的宗旨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坚持党的领导。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但在89学运之前一直到93年邓“南巡”这段时间内，中共并没有找到兼顾两者的办法，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改革开放自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其后，在工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有了经营自主权；允许城市居民个体经营；为搞活经济和兼顾特权实施了价格双轨制等。这些政策让广大农民，国企职工，市民和特权阶层都有所受益。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多大受益。

改革开放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等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将知识分子从“臭老九”提高到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也肯定了知识分子对发展经济的首要作用。但十几年过去了，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和贡献在经济利益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80至90年代盛行“脑体倒挂”的说法。

而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比工人、农民和市民更为敏感。而且当时体制内外都有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加上“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市场秩序混乱，对价格并轨的不好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混乱。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和对利益分配潜在的不满混杂在一起，最终酿成了89学运。“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成为89民运的主要诉求。这对中共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89民运被镇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沉寂期甚至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苗头。直到93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进入活跃期。自93年至2003年，在朱镕基主管经济的十年内，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保持经济发展间找到了平衡。中共加强了其统治，同时经济增长呈高速态势，并为其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优势”。

这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归纳起来有五大方面：

第一，改变了利益分配格局。知识分子群体所得相对上升，而广大农民和国企工人所得相对下降。以此赢得了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的支持。

相对于以前，特权和垄断阶层的所得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加强。主要变化则是知识分子群体所得相对上升，而广大农民和国企工人所得相对下降。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政策，放开知识和文艺等市场，分配政策朝向知识分子群体倾斜。

本来，是应该提高智力劳动的收入，但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应该通过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支出来实现，而不应该将教育和医疗资源市场化。朱的政策实质上是为了保证和增加政府行政方面的财政支出，保证特权阶层的医疗开支，而削减了本应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以教育和医疗资源市场化的方式来增加教师和医生的收入。这必然导致国民承受过高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增一减，就改变了知识分子群体和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这些政策成功地安抚和收买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和文艺界对中共的支持；换得他们为中共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歌功颂德，在技术引进和转化中为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纷纷加入中共所指挥的“主旋律”的大合唱中。新威权主义“与时俱进”，“腐败有利于发展经济”，“人口红利”等谬论甚嚣尘上。除了少数真正而坚定追求民主的理想者和无法回身的投机者，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同和附和了中共的绝对领导，不再试图挑战和批评中共及其政策。以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自然走向民主的假定来麻痹和欺骗自己。不愿或不敢质疑这一假定，以避免知道真相。而轻率地相信和鼓吹这一假定，好为自己在物质引诱下轻易放弃民主理想找一个理由。当然，不排除刚开始有少数知识分子真相信这一假定。

第二，重新加强了中央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为政治权力重新向中央集中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路径。

通过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了中央对银行的垂直管理；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将重大项目的投资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些改革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掌控和分配经济资源的权力。

在改革开放后，为搞活经济，中央下放了许多权力，包括投资审批权等和在“利改税”后收益分配份额下降。这削弱了中央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失序，信贷膨胀和“三角债”等问题。应该说，朱的重新加强中央调控经济的权力和能力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后果却导致中央重新获得集中权力，从一个相对分散的决策机制重新回归到集中决策的机制。为江胡时期，政治上的重新集权打下了物质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改变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路径。如果地方能保留和拥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会更有利于中国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虽然“诸侯经济”会带来市场保护和投资失序等问题，但“诸侯经济”会更贴近本地人民的需求；也有更大的机率产生更好的制度并形成示范和竞逐格局；有望最终消除市场保护和投资失序的弊病，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地区间主要通过交换而不是主要通过中央调配来分配资源。

通过中央调配来分配各地区资源，必然会妨碍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造成极大的耗损，“跑部钱进”和权力寻租等；造成地区间发展政策的不平等和算不清自身的付出和收益。东北抱怨对内地无偿的工业输出，山西抱怨对其它地区的低廉的资源输出；上海和广东抱怨向中央交的税太多，其它省份又抱怨中央对上海的投资多，给广东的优惠政策多。就如一只狐狸为一群兔子分饼。

权力重新向中央集中后，利益分配就从以“块块”为主转向了以“条条”为主，“诸侯经济”就转向为“权贵经济”，朝向“权贵资本主义”迈进。权贵垄断阶层依托“条条”分割的权力，从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吃干抹尽，无休止无节制地摄取社会财富。正是寡头专制和权力的重新集中给“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寄生于社会财富上便利。

第三，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GDP为导向和主要依赖优化土地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甚至唯一政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升迁。这使得地方政府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中，不仅局限于维护经济秩序，还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出面招商引资，为企业征地，向中央或上级部门申请项目和项目资金等等。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角色，政府的工作重心以增加GDP为导向。

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和来源；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通过优化土地配置，将土地用于转到创造更高价值的制造业和商业上，增加了土地收益，也为制造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土地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比技术水平的提高或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加大投入的贡献更重要。另一方面，实行分税制后，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大减小，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土地的征用和出让中获取巨大收益以支撑越来越高的行政开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住房商品化，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符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土地收益及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税收。中央政府则通过分税制保障了自身的财力，用于调控宏观经济和防卫，安全、教育，基础研究等基本的政府职能上，加上维稳。在地方政府靠税收无法弥补支出的情况下，默许、纵容或控制地方政府通过征用和出让土地来获取收益。政府通过征用和出让土地来获取收益，实质上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伦理下，“党天下”下，中共及官僚集团拥有土地最终权益下的遗产出让。

但是，政府过多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给政府官员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以GDP为导向，则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而由于缺乏地方自治，资源按权力等级分配，大中型城市集中进而吸附了更多的资源，不断推高房价。土地财政则分割走了房地产开发的大部分收益，和货币超发进一步加重了房价的上涨。

第四，扩大了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化，同时废除了国企工人的保障和未能增进农民的权益。

商品的市场化程度最高。通过物价改革，取消价格双轨制，除了水电油和粮食等少数生活必需品受价格管制或政府调控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

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更为充分。主要表现在广大农民可进城打工，劳动力的流动、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上。技术的市场化也得到推广，知识产权和技术可有偿转让得到认可；土地也有一定的市场化，建立了土地招投标制度，政府将低价征用的土地通过招投标方式转让出去，但农民不可自行转让占用的土地。

资本的市场化最为复杂。通过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国企仍然垄断着能源、金融、通信、航空铁路等战略性产业，在大多数竞争性产业，主要是制造业领域则可以充分竞争，为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促进了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而股市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也为融资和资本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框架。

但在市场化过程中，国企工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下岗分流”，补偿不到位。国企私有化的果实被权贵和管理层吞食了。农民进城务工，但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业生产，被称为“农民工”。土地权益不能自由转让，被政府征收也只能获得微薄的补偿。农民更缺乏医疗等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进而构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下形成“血汗工厂”的条件。

第五，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

继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后，98年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武汉等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在朱的力推和力主下，完成了加入世贸的多个艰难谈判，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通过加入WTO，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更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获取技术；加快了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低附加值产业，结合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较完备的供应链和工业体系。众多的家电等机电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政府则通过外汇管制来截取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

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美国经济的联系更为广泛和密切；使得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以至于无法再分开。加入WTO及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模式”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模式”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与国际市场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还不彻底，在许多关键领域对外资仍然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离完全兑现加入WTO的承诺仍有相当距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对外扩张，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经贸和政治冲突越来越大，损害了“中国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和构建合法性，以权力和市场两种方式相结合来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构件。其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统”权力体系；其二，专制权力下，要素所有者权利的普遍匮乏形成低成本优势，要素所有者权利的不平等形成竞争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公正。如农民工因权利匮乏而具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也就是“低人权优势”；其三，依靠不充分和不对等的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和资本，并通过外汇管制来截取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从而增强了国家控制经济和金融的权力和能力；其四，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巨大的市场，具有巨大的规模优势。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模式”。除中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因而“中国模式”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目前看来，“中国模式”似乎取得了如下几方面成就：一是巩固和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二是中国经济规模成长为世界第二。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市场化和国际化大大提高；三是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四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如前所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群体的普遍支持。“三个代表”也认可和提高了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地位。官商学沆瀣一气；二是拥有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血汗工厂”无权利、低工资、低保障和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创造了巨额财富；三是对外开放和加入WTO大大加快了技术的引进和“山寨化”，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高规模效益的产业领域，如高铁，电子商务和配送，共享经济和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应用反而更为领先和普及。

但“中国模式”也带来许多恶果。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极其严重。社会向上流动减少，出现阶层固化；二是助长和扩大了权力腐败和食利阶层；三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未能顺利转化成市民，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贫穷人口，留守儿童，群体事件频发，治安恶化等。四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五是整个经济体系充斥着欺诈等不道德行为，政府带头弄虚作假不守承诺，假冒伪劣和有害食品泛滥成灾，防不胜防。这主要是儒家“亲疏贵贱有别”的价值观不适应大范围大规模市场交易的结果。“中国模式”则放大了儒家“亲疏贵贱有别”的价值观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中国模式”虽然庞大，但极不健康，非常脆弱。它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自主创新。“中国模式”还远不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对私有产权缺乏可信的保护，教育和职场不鼓励和压制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维，以至于在经历了近40年之久的技术引进后，还停留在这一阶段，无法具有创新能力。相应地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力资源整体未能得到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升级缓慢；二是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与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极不相称。还只得主要依赖美元来进行国际支付和结算，附着于美国经济之上。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税收和货币发行缺乏刚性约束，税收过重和滥发货币导致人民币信用严重不足。必须加以管制，不能自由兑换和汇价不能自由浮动，否则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从而人民币无法被国际支付和结算所广泛接受。近些年来，中国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高调渲染人民币国际化以符合大国崛起的期望和附带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但目前已偃旗息鼓，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罢手。这两大缺陷之荒唐与变态，在经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这些恶果和缺陷，损害“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消费市场成长缓慢等成为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另一方面，中共采用以“中国模式”的成功来对外示强和扩张的策略，来应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换取国内民众忍受不公和愿意做出牺牲。而不是推进迈向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但这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它们的利益。目前，美国已放弃了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中国“和平演变”的想法；对中国不兑现加入WTO承诺，不遵守WTO规则和其它国际规则越来越不耐烦，对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不断增长对美国利益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或实际损害越来越不能容忍。

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和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输出。过去友好的国际环境逐渐转向不友好和恶化。这就可能会丧失掉“中国模式”所依赖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国际市场和技术引进。而中共的选择将异常艰难。一方面由于“中国模式”的对外依赖性，让中国重新回到闭关自守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会损害它自己鼓动和助长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和打造的强国形象。其后果是遭到反噬，民众不再愿意为一个“臣服”于西方国家的政权付出、牺牲和忍受不公。

总而观之，“中国模式”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抱残守阙一面。进步的一面是扩大了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抱残守阙的一面则是坚持不放弃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过多控制，不落实公民权利和不促进权利平等。它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也不是最差的结果。至少比不扩大市场化和全球化要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接纳中国加入WTO也比不接纳要好。只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政策预期。一个孤立的中国显然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中国崛起有可能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威胁和损害，但也受到了更多的约束。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使中国很难再退回到孤立状态，同时增添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整体上，美国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益颇多。

朱镕基在1993年至2003年主管中国经济的十年间，以强硬的作风推行了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基本奠定了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这为他赢得了“经济沙皇”的名号。这一模式后来被名之为“中国模式”。然而，官方和民间都没有将“中国模式”与朱镕基明确地联系起来。朱镕基对“中国模式”的作用和贡献被严重忽视和低估。而民间对他的“下岗分流”，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则有不少恶评。可以说是，“誉之者，其非中国模式；罪之者，其惟中国模式”，有些不对称。

四、习近平的“党政一体”会走向何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若干进展，主要就是集体领导，有限制的任期制和领导干部年轻化。进入90年代后，政治体制就没有什么改变了。但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和朱镕基主管经济的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有重大的进展；而在胡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了。在朱镕基摸索出“中国模式”后，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什么改革的空间了。要继续改，就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动摇党的领导。夸张的说法是“不改亡国，改就亡党”。

所以，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和温家宝担任总理的十年间（2003-2012年），基本就是曹随萧规，在既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大框架下极尽腾挪，充分发挥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倒也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包裹着内在的破败。中国崛起的声音渐起，被中国自身视为成就，同时被周边国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潜在的威胁。中国模式既受到高度赞扬，又受到许多质疑。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交到了习近平手中。

虽然朱镕基加强中央经济权力的改革使得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但在中央层面，江胡两任都是集体领导。消除了“块块”，但形成了“条条”，是“九龙治水”。虽然中共在形式上宣称和维护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和“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但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权。特别是在胡执政的时期，江泽民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到了习近平掌权，权力的分化就相当严重了，“条条”太多了，且九九不归一。究其原因，在于任期制和交出权力是以保留特权和待遇为条件的。而中国官场权力从来就是私相授受，也使得退职后的领导人具有干政的非正式影响力。从而加重了权力的分化和利益的交错，层层叠加交织在一起。由于这种影响力缺乏正式的发挥渠道和机制，也使得权力争夺始终处于暗斗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专制体制下的任期制，也确实有很大弊病，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它会扩大和助长垄断利益集团和食利阶层，加重腐败。退下的领导干部待遇不变，等于是用物质待遇赎买其权力。其子女亲属又大搞“权贵资本主义”。这必然会减弱与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国官场权力从来就是私相授受。退下领导对其提拔的旧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会形成权力分化。同时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会造成执政能力的下降。

与胡锦涛和江泽民有所不同，习近不想大有作为。他有很强的“红二代”背景，其父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算得上开国元勋。这赋予了他“主人”的心态。而江和胡基本是看守人心态，能维持就维持；再一个中国的崛起让他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所以他的心理驱动力有二个：一个是恢复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不用再遵守西方国家制订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而是自己来制定规则和秩序。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仍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二是作为“红二代”的一员的责任感，不能把父辈打下的江山给搞丢了，搞得共产党下台了。

如果习近平也曹随萧规，按江胡的搞法“闷声发大财”，确实也搞不下去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食利阶层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养不起了。体制外求变的呼声很高，寄希望于新的领导人有新的改变。自由派自然期盼他推动宪政转型，但很不实际。一则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不具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二则从中共的选拔机制来看，不会产生出异类；三则推进宪政在体制内外的支持度都较低。

现今官场的运行规则唯有私利和权力而已，早已没有了政治信仰，没有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更不会有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现今“党天下”与过去“家天下”的继承规则又有所不同。“家天下”的继承人必须是皇帝嫡亲，且不需要过多地在官僚体制内历练。而“党天下”的继承者不必是前任领导人的嫡亲，而且要在官僚体制内有很多的历练，通过考察和比较才能一步一步晋升。红二代虽然起点高，晋升快，但如果能力很差，不适应官场，不谙熟权斗，一样会被淘汰。所以体制的胜出者，必然非常适应体制而被体制所塑造，不会产生出违背体制规则的“异类”。而从习近平所受的教育来看，他也没有多大可能接受进而认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即便刚开始进入官场时有，长期“潜伏”也会被体制化而放弃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像靠世袭继承权力的金正恩，或依靠民主选举得到权力的特朗普，不是从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倒有可能与体制是“异类”。

从支持度来看，只是体制外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宪政转型，但却不会得到民众足够的支持，更得不到体制内官员的支持。官员们已习惯于支配和服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官员都习惯于通过掌控权力来管理，而不习惯于平等协商和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下来为社会提供服务。他们宁愿冒被整肃的风险，也不愿意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和限制，都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说一不二，为所欲为。所以即便习近平想推进宪政，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反而有可能削弱自己的权力。

不进则退。习近平于是选择了符合他的价值观，权力支配一切；最习惯，最得心应手；也是阻力更小的施政政策。一是通过反腐争取民心提高合法性，借反腐集中权力。反腐、集中权力，仇富有比较广的社会基础，都是在向毛时代回归。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出一撤。薄熙来是因为以非正常的方式争夺权力而被整肃，但他的“唱红打黑”政策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为习近平的反腐试了一下水。二是以中国崛起为基础对外扩张，打造大国强国形象来满足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以换取民众甘愿长期忍受不公。同时，在经济上解决产能过剩和对资源越来越大的外部需求。对外扩张同样有利于加强他的权力，和提高他的声望。

反腐走下去，就从集中政治权力延伸到集中经济权力。通过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依托，收缴权贵资本，渗透民营资本。加强社会控制，严厉控制社会舆论和打压维权活动。在反腐中出现破坏法治和法治上倒退的做法。借着网络信息化和国内保护，中国出现了阿里巴巴、腾迅和京东这样对全社会具有广泛而强有力影响的民营企业。不加以控制，也会进而失去对社会的控制。总之，就是要缩减“条条”，并且所有“条条”要汇聚到一点。对外扩张则通过“一带一路”，试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南海修建人工岛礁，加大对外援助等。

以这两项政策相呼应，就是重新搞个人崇拜、领袖崇拜，推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叙述上，淡化邓江胡而重新强化毛。以强调作为“红二代”，其权力直接来自于“红一代”，而不是来自于邓江胡权力的依次交接，不愿承袭邓的“三代核心说”。在“红二代”眼里，毛邓都属“红一代”，除了邓的后代，其它“红二代”在毛与邓之间自然都愿意选择与形象更强大的毛联系起来，习近平更不例外。这也与毛的后代不强势有关，让其它“红二代”有机可乘。说起来，这也是蝴蝶效应。毛岸英意外早逝，毛没有合格的可以培养的嫡亲接班人，又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子女众多的刘和林。这样等于是刘或林的子女接班。这增加了毛打击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理动因。这就造成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被耽误了。毛死后，老一辈革命家才翻盘。但等他们要交班时，发现他们的子女的资历不够，就只有交给不是红二代的江和胡手中。等以习和薄为代表的“红二代”成长起来后，才接管回来。

目前看来，习近平搞的领袖崇拜受到了一些抵制，对外扩张也受到了重大挫败。但反腐集中权力取得了成功。不像老一辈革命家有很高的个人威望，习近平作为权力的继承者而不是创立者，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权力来源于职务权力。但在政治对手都是权力的继承者的情况下，职务权力就有相当大的优势；再得，反腐有较广的社会基础，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其三，他有“红二代”的背景和关系加持；其四，他被选为总书记是江胡两派的平衡，他不完全属于和听命于任何一派；其五，中共一向强调大局意识。党内潜在的反对者不愿意因他下台而导致党受到重大损失。就这样，习利用职务权力，先利用体制外仇官仇富的情绪渲染亡党的危机。然后反过来又用亡党恐吓体制内，支持他反腐，达成党内反腐共识；再利用江胡的矛盾、利用体制内外和“红二代”的支持各个击破。而整肃对象和大佬们一则估计反扑的成功率小，二则也顾忌翻盘的后果难以掌控和承受。翻盘的后果的严重性大于屈服的严重性。就这样，习近平一步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习近平应该有较强的能力，不然不会胜出，和取得“反腐”的成功而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就如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不会是“异类”一样，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能力也不会差。“家天下”的继承人，因为选择范围小和少有历练，能力的差异性会很大，有可能非常优秀，也可能能力很差；而民主选举范围最广泛，能选出能力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党天下”的继承人选择范围介于“家天下”和民主选举之间，虽然产生不出最优秀的领导人，但也不会产生出能力差的领导人。能力分布的差异性不大。循规蹈矩和勾心斗角的官僚体制培养和产生出的领导人，能力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

但为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都会损害政治信任。前任将权力交给继任者，是以相信继任者不会搞清算为前提的。如果前任预先知道继任者会搞清算，肯定不愿交出权力。相信江和胡都没有预料到习近平会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反腐和清理权贵资本。虽然江和胡自身没有受到清算，但其旧部和影响却被大规模清除。

习近平大规模反腐和清理权贵资本已经严重破坏了政治信任。而任期制是以政治信任为前提的。一旦开了先例，就难免被效仿。如果习近平也两届任期交权，他必然担心是否会被继任者清算。而只有在有生之年，牢牢掌控住权力，才能避免被清算，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终身制就是必然的选择，不管阻力有多大，都得推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而这无疑破坏了邓两项政治遗产，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在政治上是到退。

至于习近平集权是为了推动宪政，这种说法完全是荒诞不经，不合逻辑。宪政本来就是分权和限权。怎么可能集权是为了分权和限权呢？何必多此一举？不合逻辑！直接推行宪政不更好。再说了，集权了就更不愿意放权，人性如此。集权后再放权，被反攻倒算的风险也更大。

习近平想终身任职或长期任职的表现之一就是修改宪法废除了对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但按过去的经验，权力终身实际上是绑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终身，而并不需要绑定国家主席终身。国家主席是个虚职。而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位并没有明文规定的任期限制，终身这两个职位不需要修改现行党章。为何习近平如此在意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呢？必须要“三位一体”呢？

这可能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党领袖的权力构成的影响有关。“党国制”的要旨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支军队”。“一个政党”就是一党专政，垄断权力；“一个领袖”就是党要有个最高领袖，由他统一指挥；“一个主义”就是党的领袖要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名命或归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不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还拥有最高的思想权威。用思想权威加持政治权力；“一支军队”，就是“党指挥枪”，军队领导权归党的领袖所有，用枪杆子作为领袖权力的后盾。这就是党的领袖权力的来源和相互加强的关系。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层互动越来越频繁，经济和外交领域也成为党领袖权力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领袖从事和参与外交活动，必须借助于国家主席一职。以党的领袖参与国际活动，不符合国际惯例。

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习近平则通过“党政一体”来延伸自己的权力。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实现党政合一和党政一体。如果习近平不能深度介入经济和外交领域，在重大的国际交流场合缺习，会削弱他的权力。另外，他也缺乏足够多的可信赖的人，不放心完全授权他人。他的工作作风也是亲力亲为，喜欢什么事都抓在手中。

反腐虽然成绩巨大，但不过是老套路，没有什么新意。倒是“党政一体”算得上是习近平的新举措，由他自编自导自演。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权力，但有提高体制效率的效果，会减少一些人员，沟通更顺畅。更重要的是可能让国家主席一职实职化和为党的权力消融于政府权力中提供了一种可能。有可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党政一体”是对“党政分开”原则的背离。其实细究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党政分开”曾短暂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作十三大报告时曾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但当时所谓“党政职能分开”的真实含义，其实是逐步削弱党的权力，比如党委退出企业，学校等事业单位。“党政分开”不过是削弱党的权力的含蓄说法。

但在八十年代，“党政分开”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尚未展开就夭折了。之后，“党政分开”被顺理成章的理解为党政机构分开。而党政机构分开本来就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党的机构拥有实际的最高权力，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党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政府更多是执行机构。而在“党政一体”中，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多地在各类委员会上决策。相应地，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的权力将被削弱，限于举行例行会议上。而日常重大决策则在各委员会上做出。

因而“党政一体”既可以看成是党的权力向政府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党的权力向政府权力的转移。现在靠各式委员会治国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正常。将来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重新回归到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如果重新走向孤立或领导人的作风不同都可能出现回归；二是党的权力消融于政府的权力之中，国家主席一职拥有实际的权力。有向法国的半总统半内阁制演化的可能。

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高度集权，显然工作量太过繁重。习近平身兼至少十多个最高领导职务，每个领域都要过问拍板。又没有三头六臂和分身术，精力再好，也不堪重负。公开讲话事先没有时间充分准备，就容易出错。谁都会认错别字，很正常。但如果有充分的准备，是可以避免的，重大的场合也应该避免。本来中国的官僚口头表达就不好，公开讲话多是照念稿子。因为官场权斗不需要和忌讳喜形于色，需要三思而言。《麻衣神相》上就总结出“贵人语迟”的相术。革命家和造反派因为要动员群众，需要口才好。再加上口误，形象就受到损害，搞个人崇拜就有些困难。所以，建立分权和分散决策的机制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国家领导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层面和外交领域。地方应该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行政首长应真正地由地方选举产生。过度的权力，如魔戒一样会腐蚀扭曲人的心灵。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权力的奴隶，得不到自由和安宁，寝食难安。忙得少有假期，有也难以安心享受。

在对外扩张方面，则受到了美国的遏制。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领导人，又拥有了高度集中的权力，那可以支配的资源是相当庞大的。谁掌握有这么巨大的权力和资源都会产生无所不能的感觉，难以控制对外扩张的冲动。但美国却将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崛起和扩张视为威胁，从对中国友好，接触与促进变成了接触与遏制。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超过日本，为6.1万亿美元，为同年美国GDP的40.8%；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开始掌权时，中国GDP增长至8.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一半，为53.0%；经过第一届任期，到2017年，中国的GDP增长至12.2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63.1%。比5年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据中国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报告，201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50.5亿美元，占同年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3.2%；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3752.3亿美元，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7.1%，快到一半了。于是中美贸易战爆发，目前尚处于谈判阶段。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将继续承受来自于内外的巨大压力。以“中国模式”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内无法解决社会不公，在国际社会的阻击下又越来越难以将国内的社会不公转移到对外扩张上，很难保持政治集权和经济开放间的平衡。可能长期处于扩张和收缩，出击与退让的拉锯中，在对外开放和对外扩张上和美国打“游击战”，直到“中国模式”前行的能量和资源消耗殆尽，速度慢下来，才有改变方向的机会和可能。

完稿于2019年1月9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组词出现的频度很高。从字面理解有二种意思，一是从改革开放起始点算起，已经有了40年。二是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过程，至今已持续了40周年。比如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距今已经157年；但洋务运动只持续了35年。那洋务运动157周年，就是前一个意思。改革开放40周年则是后一个意思。

40周年够长了！已经占了中共执政一多半，比前30年多了10年。一个历史进程要么因失败而结束，如洋务运动因甲午战败而结束；要么因达到目标而结束，转入实现更高的目标。如新文化运动以成功发起“五四”运动建立起国家主义而结束。改革开放40年之久仍在持续中，说明其既没有达到目标，效果不佳；又还没完全失败，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40年足够重要。对中国和中共都很重要。以中国而论，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广泛而密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了一些自主权利；以中共论，因改革开放而重新获得了较大的合法性，维持和加强了其统治。

然而在40年之际应该热烈庆祝之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内外压力，改革开放已是“强弩之末”。失望和悲观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此之时，以不同角度来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辨析哪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决策及行动起到了何种作用，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寡头专制

在我看来，中共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可能高度，决定了改革初期以邓小平为主的寡头专制，和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在遭到西方侵入后，中国近现代选择了建立更强大更集中的权力来应对外部的挑战。最终，毛领导的中共借助于列宁式的政党组织模式和西方的技术，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权力，以此来抵御西方势力的侵入和消除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相应的，中国也从郡县制转为了党国制，以党组织为依托来统国治国。实现了“政教合一”，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君师”一体的融合，同时拥有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消除了宗法家族，将政权延伸到了农村基层社会。党国制更加强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格局，使得专制得以再次升级。党及其领袖对国家和社会控制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展。党的领袖的权力大大超过皇权专制的皇帝所拥有的权力。而毛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代理人、完成者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

毛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打通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土壤之间的关节，让中共在中国落了地，如鱼得水，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从此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是中共党国制的总建造师，或如中共所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共唯一加“缔造者”尊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将毛推上神坛，以利用民众或显或隐的盼望救世主或“真龙天子”的传统心态来凝聚力量。而这让毛取得了在党内唯我独尊的地位，可以唯所欲为。他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对他无可奈何。他的神主地位可以“挟民众而令官僚”。因而，毛的治下是独裁专制。这让广大“干部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和惨痛的代价。

毛的统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一系列人道和政治灾难，经济民生凋敝。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被大大削弱，民怨官怨颇深，已难以为继。毛去世后，才有机会改正他的错误政策。但对中共来说，毛居功至伟，即便认为他后来犯了再多再大的错误，也不能全部否定。除非它愿意放弃权力。

所以，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毛及毛的政治遗产采取了总体肯定，部分否定的策略。完全继承了毛时代的党国制，从整体上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而抛弃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毛的错误大部分推给林彪、“四人帮”集团，并用惯用的“辩证法”将所谓的毛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切割开来。进而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智慧，又是结晶，当然评价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所谓“中国共产党集体”，就是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后面紧跟“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说得明白。这个论断相当重要，它是中共元老集体分享权力和改革开放集体领导制形成的历史依据。其潜台词是中共的政权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打下的。既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和法宝，而“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大家理应当分得“一杯羹”。

广为传闻的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虽未有看到有官方文献证实，但符合“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断。还有文章披露了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的解释，“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缔造的，那么李大钊陈独秀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没有他老人家的功劳大”（陈云评价毛泽东，《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这话也没可证实的出处，但符合实情。不用怀疑，为了神化毛，老一辈革命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创举和贡献归功于或让渡给了毛。

以“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没有他老人家的功劳大”来衡量，毛在世时独享权力当然不公平。而毛去世后，其它元老才得到他们应有的那一份。不仅如此，还瓜分了毛去世后留下的最大一份。毛的嫡亲没有分得一份。当然，如果元老们的后代在改革开放中也没有继承或借用权力的话，这也没话说。但话说回来，以毛“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而言，也说得过去。因为没有过去那样明确的功爵及承袭制度，但实际上还是论功行赏与子承父荫，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起点。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毛的遗产的继承和分割，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陈云等中共元老为辅的集体领导，并在江胡时期成为制度。相对于毛时期的独裁专制，这就是寡头专制。寡头专制较之于独裁专制，因为有一定的权力分散和相互制衡，可能没有独裁专制决策有效率，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独裁专制的任意妄为，避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有相对积极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增长，寡头专制及其隐性的权力世袭，也成为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以权力寻租巧取豪夺国有和民有资产大行其道，极大地损害了公平竞争和经济绩效，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人们丧失了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和信心。

回过头来看，从现实政治考虑，改革开放伊始中共对毛的遗产的评价和分割是稳妥的，有利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仍然固守毛的政治遗产，维护党国制，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和不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不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限定了改革开放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不能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当达到政治体制所能提供的经济改革空间的极限时，改革开放就陷于停滞。只能做一些事倍功半、词澡华丽，故作高深、花样百出、与民争利、骗取民心的微操作。

而寡头专制又无法克服它所滋生的大量腐败，也使寡头专制和集体领导制难以保持稳定。不进则退，这就为重新回到独裁专制提供了可能。

二、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是邓小平重要的政治遗产

中共加谥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97年2月逝世后，江泽民总书记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从中共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个“盖棺论定”比较公允。就改革开放而言，确实主要是邓开启和维护的。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从 “大跃进”后与刘少奇联手主持政府工作，支持搞“三自一包”，到75年复出恢复和振兴科教和经济。自然而然，在毛去世后，当他再次复出逐步掌握权力和话语权后，就会重新推进过去未竟的政策。邓在75年复出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成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预演，是未能得到继续实施的“改革开放”。这些政策在当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干部群众”的支持，为他在毛去世后逐步取得中共最高权力打下了基础。

但“总设计师”这个称号并不怎么确切，有些不伦不类；无疑借用自工程项目上的“总设计师”。这等于是将改革开放视为一项工程，可以通过预先的设计来实施和控制，以完成工程。然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显然要比工程项目复杂的得多，不可预见和不可控的参量和因素多得多，是不可能预先被设计的。只能说有个蓝图，有个大方向。他一开始并没有多么明确和成熟的想法和政策，只知道继续按毛过去失败的计划经济政策搞不行了。至于怎么搞，怎么改革开放，则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探索和试错来找到方法和途径。这样看来，与其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如说是“总设想师”。

在毛去世后，邓三次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是将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方略扳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二是下令镇压89学生运动阻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是93年“南巡”重新将中国扳回到经济上改革开放。可谓一个杰出的“扳道工”。就经济上改革开放而言，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低估的。然而邓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贡献却远逊于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贡献。镇压89学生运动让他当初有意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嘎然而止；止于“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上了。就是要坚持仿照苏共以毛为主建造的党国制。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也让他背上了历史的罪名，为反对人士所指责和诟病。

然而，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有所建树，也不可低估。一是与陈云等中共等元老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二是建立了领导干部任期制，并对任期做了一定限制。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写入了宪法。并对形成党的总书记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推进了领导干部年轻化，将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逐步转移到年青一代手中。

从历史来看，中国在辛亥革命终结了“权力世袭制”和“家天下”。权力的继承者不再以最高领导人的嫡亲为必要条件，建立起“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共识。但却没有废除“权力终身制”。“国民党至到结束一党执政后，才同时结束权力终身制。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蒋经国事实上都是权力终身，担任最高领导人直到逝世。在大陆，也是如此，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至逝世”（引自拙文 “中国百年来建立起的两大政治共识”，2014年）。权力终身制是邓在改革开放时期废除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等中共老一辈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训，以身做责，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二是防止干部队伍老龄化。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后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并相继制定了若干具体规定。虽然中共党章并没有对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做出明确规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已在事实上形成了总书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这被普遍认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总之，‘权力不得终身’在改革开放时期也逐步成为限制权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识”（同上）。

理论上，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或多届杜绝了终身制。而任期制则可能是事实上的终身制也可以不是终身制，毕竟在制度上可以通过换届选拔或推举新的领导人；而没有任期则肯定是终身制，像毛长期不开党的代表大会。

虽然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得不远，但确立集体领导和有限的任期制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即使没有推动和维护改革开放的作用大，也同样是邓小平的重要政治遗产。如果说毛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那么邓小平就是影响第二。不管认为影响是好是坏，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通过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成功的削除了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权力，而将权力移交给了以胡耀邦，赵紫阳等年青的领导干部手中，实现了领导干部年青化。同时把最终决策权保留在自己等中共元老手中。这一机构仅存续了5年时间（1982—1987年），便寿终正寝。考虑到邓等中共元老对胡、赵、江执政的干预，以及后来江泽民退下后对胡锦涛执政的干预，其实可以将这一机构演变为元老院，将卸职后的中共老人利用威望对政治的干预变成一种正式的分权机制。邓“南巡”时，已没有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但实际上是“无冕之王”，可以凭自己的政治威望扭转局势。虽然他的决策是好的，但却有违正式的制度，“名不正言不顺”。但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集中和集中决策，很不习惯分权。邓的集体领导和任期制只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限制，还不是机构之间的分权和制衡。这已经超出了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智慧和思维模式。

从邓的制度和人事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权力集中和限制的矛盾和煞费苦心地平衡两者。一方面为了防止再出现毛那样的“一言堂”，他促成了集体领导和任期限制，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共的集体领导必须要有一个核心，提出了“三代核心说”，并成全了江泽民成为了第三代集体领导的核心。他的矛盾给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埋下了隐患。政治改革的不彻底使得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难以保持长期稳定。

如我旧文所说，“为何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顺利实施呢？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后任之间的政治信任是权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没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丧失政治信任，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无法实现与持续”（同上）。

而“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它会扩大和助长垄断利益集团和食利阶层，加重腐败。这会减弱与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会形成权力分化，同时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会造成执政能力的下降。而为了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都会无形之中损害政治信任”（同上）。

“综而观之，‘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以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来体现，还会受到不断的考验。如何化解权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内在冲突，似乎无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如何，‘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可望变得同‘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理念一样牢固”（同上）。

目前，邓留下的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遭到了严重破坏。除了为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外，集体领导和任期限制只在中央层面实行，而没在地方实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地方上的党委书记，“一把手”仍然是一人说了算，不是集体领导。想想看，当县委书记时，管辖范围内一人说了算，当市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当省委书记一人说了算，但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却不能一人说了算，任期还受限制，怎么能习惯？

总而言之，邓是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和维护者，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有所建树。但由于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使得他所发起和主导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已陷于停滞；而且也使得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和遗产目前遭到严重破坏。
                                    
三、朱镕基是中国模式的“总构造师”

如果说毛泽东是党国制的总建造师，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想师，那朱镕基就是中国模式的“总构造师”。今天经常提到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基本内容大多是在朱镕基主管经济的时期，1993-1998年任国务院主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和1998-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在他的主导下完成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中国模式这块“大石头”是朱镕基摸着的。

邓及中共搞改革开放的宗旨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坚持党的领导。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但在89学运之前一直到93年邓“南巡”这段时间内，中共并没有找到兼顾两者的办法，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改革开放自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其后，在工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有了经营自主权；允许城市居民个体经营；为搞活经济和兼顾特权实施了价格双轨制等。这些政策让广大农民，国企职工，市民和特权阶层都有所受益。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多大受益。

改革开放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等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将知识分子从“臭老九”提高到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 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也肯定了知识分子对发展经济的首要作用。但十几年过去了，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和贡献在经济利益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80至90年代盛行“脑体倒挂”的说法。

而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比工人、农民和市民更为敏感。而且当时体制内外都有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加上“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市场秩序混乱，对价格并轨的不好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混乱。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和对利益分配潜在的不满混杂在一起，最终酿成了89学运。“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成为89民运的主要诉求。这对中共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89民运被镇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沉寂期甚至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苗头。直到93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进入活跃期。自93年至2003年，在朱镕基主管经济的十年内，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保持经济发展间找到了平衡。中共加强了其统治，同时经济增长呈高速态势，并为其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优势”。

这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归纳起来有五大方面：

第一，改变了利益分配格局。知识分子群体所得相对上升，而广大农民和国企工人所得相对下降。以此赢得了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的支持。

相对于以前，特权和垄断阶层的所得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加强。主要变化则是知识分子群体所得相对上升，而广大农民和国企工人所得相对下降。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政策，放开知识和文艺等市场，分配政策朝向知识分子群体倾斜。

本来，是应该提高智力劳动的收入，但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应该通过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支出来实现，而不应该将教育和医疗资源市场化。朱的政策实质上是为了保证和增加政府行政方面的财政支出，保证特权阶层的医疗开支，而削减了本应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以教育和医疗资源市场化的方式来增加教师和医生的收入。这必然导致国民承受过高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增一减，就改变了知识分子群体和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这些政策成功地安抚和收买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和文艺界对中共的支持；换得他们为中共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歌功颂德，在技术引进和转化中为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纷纷加入中共所指挥的“主旋律”的大合唱中。新威权主义“与时俱进”，“腐败有利于发展经济”，“人口红利”等谬论甚嚣尘上。除了少数真正而坚定追求民主的理想者和无法回身的投机者，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同和附和了中共的绝对领导，不再试图挑战和批评中共及其政策。以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自然走向民主的假定来麻痹和欺骗自己。不愿或不敢质疑这一假定，以避免知道真相。而轻率地相信和鼓吹这一假定，好为自己在物质引诱下轻易放弃民主理想找一个理由。当然，不排除刚开始有少数知识分子真相信这一假定。

第二，重新加强了中央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为政治权力重新向中央集中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路径。

通过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了中央对银行的垂直管理；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将重大项目的投资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些改革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掌控和分配经济资源的权力。

在改革开放后，为搞活经济，中央下放了许多权力，包括投资审批权等和在“利改税”后收益分配份额下降。这削弱了中央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失序，信贷膨胀和“三角债”等问题。应该说，朱的重新加强中央调控经济的权力和能力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后果却导致中央重新获得集中权力，从一个相对分散的决策机制重新回归到集中决策的机制。为江胡时期，政治上的重新集权打下了物质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改变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路径。如果地方能保留和拥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会更有利于中国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虽然“诸侯经济”会带来市场保护和投资失序等问题，但“诸侯经济”会更贴近本地人民的需求；也有更大的机率产生更好的制度并形成示范和竞逐格局；有望最终消除市场保护和投资失序的弊病，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地区间主要通过交换而不是主要通过中央调配来分配资源。

通过中央调配来分配各地区资源，必然会妨碍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造成极大的耗损，“跑部钱进”和权力寻租等；造成地区间发展政策的不平等和算不清自身的付出和收益。东北抱怨对内地无偿的工业输出，山西抱怨对其它地区的低廉的资源输出；上海和广东抱怨向中央交的税太多，其它省份又抱怨中央对上海的投资多，给广东的优惠政策多。就如一只狐狸为一群兔子分饼。

权力重新向中央集中后，利益分配就从以“块块”为主转向了以“条条”为主，“诸侯经济”就转向为“权贵经济”，朝向“权贵资本主义”迈进。权贵垄断阶层依托“条条”分割的权力，从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吃干抹尽，无休止无节制地摄取社会财富。正是寡头专制和权力的重新集中给“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寄生于社会财富上便利。

第三，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GDP为导向和主要依赖优化土地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甚至唯一政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升迁。这使得地方政府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中，不仅局限于维护经济秩序，还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出面招商引资，为企业征地，向中央或上级部门申请项目和项目资金等等。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角色，政府的工作重心以增加GDP为导向。

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和来源；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通过优化土地配置，将土地用于转到创造更高价值的制造业和商业上，增加了土地收益，也为制造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土地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比技术水平的提高或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加大投入的贡献更重要。另一方面，实行分税制后，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大减小，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土地的征用和出让中获取巨大收益以支撑越来越高的行政开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住房商品化，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符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土地收益及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税收。中央政府则通过分税制保障了自身的财力，用于调控宏观经济和防卫，安全、教育，基础研究等基本的政府职能上，加上维稳。在地方政府靠税收无法弥补支出的情况下，默许、纵容或控制地方政府通过征用和出让土地来获取收益。政府通过征用和出让土地来获取收益，实质上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伦理下，“党天下”下，中共及官僚集团拥有土地最终权益下的遗产出让。

但是，政府过多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给政府官员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以GDP为导向，则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而由于缺乏地方自治，资源按权力等级分配，大中型城市集中进而吸附了更多的资源，不断推高房价。土地财政则分割走了房地产开发的大部分收益，和货币超发进一步加重了房价的上涨。

第四，扩大了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化，同时废除了国企工人的保障和未能增进农民的权益。

商品的市场化程度最高。通过物价改革，取消价格双轨制，除了水电油和粮食等少数生活必需品受价格管制或政府调控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

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更为充分。主要表现在广大农民可进城打工，劳动力的流动、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上。技术的市场化也得到推广，知识产权和技术可有偿转让得到认可；土地也有一定的市场化，建立了土地招投标制度，政府将低价征用的土地通过招投标方式转让出去，但农民不可自行转让占用的土地。

资本的市场化最为复杂。通过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国企仍然垄断着能源、金融、通信、航空铁路等战略性产业，在大多数竞争性产业，主要是制造业领域则可以充分竞争，为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促进了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而股市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也为融资和资本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框架。

但在市场化过程中，国企工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下岗分流”，补偿不到位。国企私有化的果实被权贵和管理层吞食了。农民进城务工，但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业生产，被称为“农民工”。土地权益不能自由转让，被政府征收也只能获得微薄的补偿。农民更缺乏医疗等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进而构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下形成“血汗工厂”的条件。

第五，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

继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后，98年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武汉等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在朱的力推和力主下，完成了加入世贸的多个艰难谈判，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通过加入WTO，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更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获取技术；加快了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低附加值产业，结合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较完备的供应链和工业体系。众多的家电等机电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政府则通过外汇管制来截取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

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美国经济的联系更为广泛和密切；使得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以至于无法再分开。加入WTO及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模式”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模式”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与国际市场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还不彻底，在许多关键领域对外资仍然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离完全兑现加入WTO的承诺仍有相当距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对外扩张，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经贸和政治冲突越来越大，损害了“中国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和构建合法性，以权力和市场两种方式相结合来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构件。其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统”权力体系；其二，专制权力下，要素所有者权利的普遍匮乏形成低成本优势，要素所有者权利的不平等形成竞争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公正。如农民工因权利匮乏而具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也就是“低人权优势”；其三，依靠不充分和不对等的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和资本，并通过外汇管制来截取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从而增强了国家控制经济和金融的权力和能力；其四，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巨大的市场，具有巨大的规模优势。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模式”。除中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因而“中国模式”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目前看来，“中国模式”似乎取得了如下几方面成就：一是巩固和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二是中国经济规模成长为世界第二。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市场化和国际化大大提高；三是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四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如前所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群体的普遍支持。“三个代表”也认可和提高了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地位。官商学沆瀣一气；二是拥有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血汗工厂”无权利、低工资、低保障和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创造了巨额财富；三是对外开放和加入WTO大大加快了技术的引进和“山寨化”，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高规模效益的产业领域，如高铁，电子商务和配送，共享经济和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应用反而更为领先和普及。

但“中国模式”也带来许多恶果。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极其严重。社会向上流动减少，出现阶层固化；二是助长和扩大了权力腐败和食利阶层；三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未能顺利转化成市民，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贫穷人口，留守儿童，群体事件频发，治安恶化等。四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五是整个经济体系充斥着欺诈等不道德行为，政府带头弄虚作假不守承诺，假冒伪劣和有害食品泛滥成灾，防不胜防。这主要是儒家“亲疏贵贱有别”的价值观不适应大范围大规模市场交易的结果。“中国模式”则放大了儒家“亲疏贵贱有别”的价值观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中国模式”虽然庞大，但极不健康，非常脆弱。它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自主创新。“中国模式”还远不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对私有产权缺乏可信的保护，教育和职场不鼓励和压制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维，以至于在经历了近40年之久的技术引进后，还停留在这一阶段，无法具有创新能力。相应地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力资源整体未能得到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升级缓慢；二是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与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极不相称。还只得主要依赖美元来进行国际支付和结算，附着于美国经济之上。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税收和货币发行缺乏刚性约束，税收过重和滥发货币导致人民币信用严重不足。必须加以管制，不能自由兑换和汇价不能自由浮动，否则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从而人民币无法被国际支付和结算所广泛接受。近些年来，中国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高调渲染人民币国际化以符合大国崛起的期望和附带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但目前已偃旗息鼓，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罢手。这两大缺陷之荒唐与变态，在经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这些恶果和缺陷，损害“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消费市场成长缓慢等成为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另一方面，中共采用以“中国模式”的成功来对外示强和扩张的策略，来应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换取国内民众忍受不公和愿意做出牺牲。而不是推进迈向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但这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它们的利益。目前，美国已放弃了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中国“和平演变”的想法；对中国不兑现加入WTO承诺，不遵守WTO规则和其它国际规则越来越不耐烦，对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不断增长对美国利益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或实际损害越来越不能容忍。

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和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输出。过去友好的国际环境逐渐转向不友好和恶化。这就可能会丧失掉“中国模式”所依赖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国际市场和技术引进。而中共的选择将异常艰难。一方面由于“中国模式”的对外依赖性，让中国重新回到闭关自守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会损害它自己鼓动和助长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和打造的强国形象。其后果是遭到反噬，民众不再愿意为一个“臣服”于西方国家的政权付出、牺牲和忍受不公。

总而观之，“中国模式”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抱残守阙一面。进步的一面是扩大了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抱残守阙的一面则是坚持不放弃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过多控制，不落实公民权利和不促进权利平等。它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也不是最差的结果。至少比不扩大市场化和全球化要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接纳中国加入WTO也比不接纳要好。只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政策预期。一个孤立的中国显然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中国崛起有可能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威胁和损害，但也受到了更多的约束。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使中国很难再退回到孤立状态，同时增添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整体上，美国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益颇多。

朱镕基在1993年至2003年主管中国经济的十年间，以强硬的作风推行了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基本奠定了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这为他赢得了“经济沙皇”的名号。这一模式后来被名之为“中国模式”。然而，官方和民间都没有将“中国模式”与朱镕基明确地联系起来。朱镕基对“中国模式”的作用和贡献被严重忽视和低估。而民间对他的“下岗分流”，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则有不少恶评。可以说是，“誉之者，其非中国模式；罪之者，其惟中国模式”，有些不对称。

四、习近平的“党政一体”会走向何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若干进展，主要就是集体领导，有限制的任期制和领导干部年轻化。进入90年代后，政治体制就没有什么改变了。但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和朱镕基主管经济的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有重大的进展；而在胡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了。在朱镕基摸索出“中国模式”后，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什么改革的空间了。要继续改，就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动摇党的领导。夸张的说法是“不改亡国，改就亡党”。

所以，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和温家宝担任总理的十年间（2003-2012年），基本就是曹随萧规，在既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大框架下极尽腾挪，充分发挥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倒也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包裹着内在的破败。中国崛起的声音渐起，被中国自身视为成就，同时被周边国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潜在的威胁。中国模式既受到高度赞扬，又受到许多质疑。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交到了习近平手中。

虽然朱镕基加强中央经济权力的改革使得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但在中央层面，江胡两任都是集体领导。消除了“块块”，但形成了“条条”，是“九龙治水”。虽然中共在形式上宣称和维护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和“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但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权。特别是在胡执政的时期，江泽民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到了习近平掌权，权力的分化就相当严重了，“条条”太多了，且九九不归一。究其原因，在于任期制和交出权力是以保留特权和待遇为条件的。而中国官场权力从来就是私相授受，也使得退职后的领导人具有干政的非正式影响力。从而加重了权力的分化和利益的交错，层层叠加交织在一起。由于这种影响力缺乏正式的发挥渠道和机制，也使得权力争夺始终处于暗斗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专制体制下的任期制，也确实有很大弊病，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它会扩大和助长垄断利益集团和食利阶层，加重腐败。退下的领导干部待遇不变，等于是用物质待遇赎买其权力。其子女亲属又大搞“权贵资本主义”。这必然会减弱与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国官场权力从来就是私相授受。退下领导对其提拔的旧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会形成权力分化。同时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会造成执政能力的下降。

与胡锦涛和江泽民有所不同，习近不想大有作为。他有很强的“红二代”背景，其父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算得上开国元勋。这赋予了他“主人”的心态。而江和胡基本是看守人心态，能维持就维持；再一个中国的崛起让他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所以他的心理驱动力有二个：一个是恢复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不用再遵守西方国家制订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而是自己来制定规则和秩序。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仍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二是作为“红二代”的一员的责任感，不能把父辈打下的江山给搞丢了，搞得共产党下台了。

如果习近平也曹随萧规，按江胡的搞法“闷声发大财”，确实也搞不下去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食利阶层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养不起了。体制外求变的呼声很高，寄希望于新的领导人有新的改变。自由派自然期盼他推动宪政转型，但很不实际。一则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不具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二则从中共的选拔机制来看，不会产生出异类；三则推进宪政在体制内外的支持度都较低。

现今官场的运行规则唯有私利和权力而已，早已没有了政治信仰，没有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更不会有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现今“党天下”与过去“家天下”的继承规则又有所不同。“家天下”的继承人必须是皇帝嫡亲，且不需要过多地在官僚体制内历练。而“党天下”的继承者不必是前任领导人的嫡亲，而且要在官僚体制内有很多的历练，通过考察和比较才能一步一步晋升。红二代虽然起点高，晋升快，但如果能力很差，不适应官场，不谙熟权斗，一样会被淘汰。所以体制的胜出者，必然非常适应体制而被体制所塑造，不会产生出违背体制规则的“异类”。而从习近平所受的教育来看，他也没有多大可能接受进而认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即便刚开始进入官场时有，长期“潜伏”也会被体制化而放弃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像靠世袭继承权力的金正恩，或依靠民主选举得到权力的特朗普，不是从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倒有可能与体制是“异类”。

从支持度来看，只是体制外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宪政转型，但却不会得到民众足够的支持，更得不到体制内官员的支持。官员们已习惯于支配和服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官员都习惯于通过掌控权力来管理，而不习惯于平等协商和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下来为社会提供服务。他们宁愿冒被整肃的风险，也不愿意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和限制，都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说一不二，为所欲为。所以即便习近平想推进宪政，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反而有可能削弱自己的权力。

不进则退。习近平于是选择了符合他的价值观，权力支配一切；最习惯，最得心应手；也是阻力更小的施政政策。一是通过反腐争取民心提高合法性，借反腐集中权力。反腐、集中权力，仇富有比较广的社会基础，都是在向毛时代回归。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出一撤。薄熙来是因为以非正常的方式争夺权力而被整肃，但他的“唱红打黑”政策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为习近平的反腐试了一下水。二是以中国崛起为基础对外扩张，打造大国强国形象来满足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以换取民众甘愿长期忍受不公。同时，在经济上解决产能过剩和对资源越来越大的外部需求。对外扩张同样有利于加强他的权力，和提高他的声望。

反腐走下去，就从集中政治权力延伸到集中经济权力。通过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依托，收缴权贵资本，渗透民营资本。加强社会控制，严厉控制社会舆论和打压维权活动。在反腐中出现破坏法治和法治上倒退的做法。借着网络信息化和国内保护，中国出现了阿里巴巴、腾迅和京东这样对全社会具有广泛而强有力影响的民营企业。不加以控制，也会进而失去对社会的控制。总之，就是要缩减“条条”，并且所有“条条”要汇聚到一点。对外扩张则通过“一带一路”，试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南海修建人工岛礁，加大对外援助等。

以这两项政策相呼应，就是重新搞个人崇拜、领袖崇拜，推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叙述上，淡化邓江胡而重新强化毛。以强调作为“红二代”，其权力直接来自于“红一代”，而不是来自于邓江胡权力的依次交接，不愿承袭邓的“三代核心说”。在“红二代”眼里，毛邓都属“红一代”，除了邓的后代，其它“红二代”在毛与邓之间自然都愿意选择与形象更强大的毛联系起来，习近平更不例外。这也与毛的后代不强势有关，让其它“红二代”有机可乘。说起来，这也是蝴蝶效应。毛岸英意外早逝，毛没有合格的可以培养的嫡亲接班人，又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子女众多的刘和林。这样等于是刘或林的子女接班。这增加了毛打击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理动因。这就造成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被耽误了。毛死后，老一辈革命家才翻盘。但等他们要交班时，发现他们的子女的资历不够，就只有交给不是红二代的江和胡手中。等以习和薄为代表的“红二代”成长起来后，才接管回来。

目前看来，习近平搞的领袖崇拜受到了一些抵制，对外扩张也受到了重大挫败。但反腐集中权力取得了成功。不像老一辈革命家有很高的个人威望，习近平作为权力的继承者而不是创立者，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权力来源于职务权力。但在政治对手都是权力的继承者的情况下，职务权力就有相当大的优势；再得，反腐有较广的社会基础，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其三，他有“红二代”的背景和关系加持；其四，他被选为总书记是江胡两派的平衡，他不完全属于和听命于任何一派；其五，中共一向强调大局意识。党内潜在的反对者不愿意因他下台而导致党受到重大损失。就这样，习利用职务权力，先利用体制外仇官仇富的情绪渲染亡党的危机。然后反过来又用亡党恐吓体制内，支持他反腐，达成党内反腐共识；再利用江胡的矛盾、利用体制内外和“红二代”的支持各个击破。而整肃对象和大佬们一则估计反扑的成功率小，二则也顾忌翻盘的后果难以掌控和承受。翻盘的后果的严重性大于屈服的严重性。就这样，习近平一步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习近平应该有较强的能力，不然不会胜出，和取得“反腐”的成功而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就如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不会是“异类”一样，体制内产生的领导人能力也不会差。“家天下”的继承人，因为选择范围小和少有历练，能力的差异性会很大，有可能非常优秀，也可能能力很差；而民主选举范围最广泛，能选出能力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党天下”的继承人选择范围介于“家天下”和民主选举之间，虽然产生不出最优秀的领导人，但也不会产生出能力差的领导人。能力分布的差异性不大。循规蹈矩和勾心斗角的官僚体制培养和产生出的领导人，能力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

但为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都会损害政治信任。前任将权力交给继任者，是以相信继任者不会搞清算为前提的。如果前任预先知道继任者会搞清算，肯定不愿交出权力。相信江和胡都没有预料到习近平会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反腐和清理权贵资本。虽然江和胡自身没有受到清算，但其旧部和影响却被大规模清除。

习近平大规模反腐和清理权贵资本已经严重破坏了政治信任。而任期制是以政治信任为前提的。一旦开了先例，就难免被效仿。如果习近平也两届任期交权，他必然担心是否会被继任者清算。而只有在有生之年，牢牢掌控住权力，才能避免被清算，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终身制就是必然的选择，不管阻力有多大，都得推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而这无疑破坏了邓两项政治遗产，集体领导和有限任期制。在政治上是到退。

至于习近平集权是为了推动宪政，这种说法完全是荒诞不经，不合逻辑。宪政本来就是分权和限权。怎么可能集权是为了分权和限权呢？何必多此一举？不合逻辑！直接推行宪政不更好。再说了，集权了就更不愿意放权，人性如此。集权后再放权，被反攻倒算的风险也更大。

习近平想终身任职或长期任职的表现之一就是修改宪法废除了对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但按过去的经验，权力终身实际上是绑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终身，而并不需要绑定国家主席终身。国家主席是个虚职。而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位并没有明文规定的任期限制，终身这两个职位不需要修改现行党章。为何习近平如此在意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呢？必须要“三位一体”呢？

这可能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党领袖的权力构成的影响有关。“党国制”的要旨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支军队”。“一个政党”就是一党专政，垄断权力；“一个领袖”就是党要有个最高领袖，由他统一指挥；“一个主义”就是党的领袖要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名命或归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不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还拥有最高的思想权威。用思想权威加持政治权力；“一支军队”，就是“党指挥枪”，军队领导权归党的领袖所有，用枪杆子作为领袖权力的后盾。这就是党的领袖权力的来源和相互加强的关系。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层互动越来越频繁，经济和外交领域也成为党领袖权力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领袖从事和参与外交活动，必须借助于国家主席一职。以党的领袖参与国际活动，不符合国际惯例。

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习近平则通过“党政一体”来延伸自己的权力。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实现党政合一和党政一体。如果习近平不能深度介入经济和外交领域，在重大的国际交流场合缺习，会削弱他的权力。另外，他也缺乏足够多的可信赖的人，不放心完全授权他人。他的工作作风也是亲力亲为，喜欢什么事都抓在手中。

反腐虽然成绩巨大，但不过是老套路，没有什么新意。倒是“党政一体”算得上是习近平的新举措，由他自编自导自演。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权力，但有提高体制效率的效果，会减少一些人员，沟通更顺畅。更重要的是可能让国家主席一职实职化和为党的权力消融于政府权力中提供了一种可能。有可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党政一体”是对“党政分开”原则的背离。其实细究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党政分开”曾短暂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作十三大报告时曾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但当时所谓“党政职能分开”的真实含义，其实是逐步削弱党的权力，比如党委退出企业，学校等事业单位。“党政分开”不过是削弱党的权力的含蓄说法。

但在八十年代，“党政分开”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尚未展开就夭折了。之后，“党政分开”被顺理成章的理解为党政机构分开。而党政机构分开本来就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党的机构拥有实际的最高权力，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党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政府更多是执行机构。而在“党政一体”中，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多地在各类委员会上决策。相应地，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的权力将被削弱，限于举行例行会议上。而日常重大决策则在各委员会上做出。

因而“党政一体”既可以看成是党的权力向政府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党的权力向政府权力的转移。现在靠各式委员会治国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正常。将来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重新回归到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如果重新走向孤立或领导人的作风不同都可能出现回归；二是党的权力消融于政府的权力之中，国家主席一职拥有实际的权力。有向法国的半总统半内阁制演化的可能。

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高度集权，显然工作量太过繁重。习近平身兼至少十多个最高领导职务，每个领域都要过问拍板。又没有三头六臂和分身术，精力再好，也不堪重负。公开讲话事先没有时间充分准备，就容易出错。谁都会认错别字，很正常。但如果有充分的准备，是可以避免的，重大的场合也应该避免。本来中国的官僚口头表达就不好，公开讲话多是照念稿子。因为官场权斗不需要和忌讳喜形于色，需要三思而言。《麻衣神相》上就总结出“贵人语迟”的相术。革命家和造反派因为要动员群众，需要口才好。再加上口误，形象就受到损害，搞个人崇拜就有些困难。所以，建立分权和分散决策的机制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国家领导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层面和外交领域。地方应该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行政首长应真正地由地方选举产生。过度的权力，如魔戒一样会腐蚀扭曲人的心灵。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权力的奴隶，得不到自由和安宁，寝食难安。忙得少有假期，有也难以安心享受。

在对外扩张方面，则受到了美国的遏制。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领导人，又拥有了高度集中的权力，那可以支配的资源是相当庞大的。谁掌握有这么巨大的权力和资源都会产生无所不能的感觉，难以控制对外扩张的冲动。但美国却将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崛起和扩张视为威胁，从对中国友好，接触与促进变成了接触与遏制。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超过日本，为6.1万亿美元，为同年美国GDP的40.8%；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开始掌权时，中国GDP增长至8.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一半，为53.0%；经过第一届任期，到2017年，中国的GDP增长至12.2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63.1%。比5年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据中国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报告，201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50.5亿美元，占同年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3.2%；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3752.3亿美元，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7.1%，快到一半了。于是中美贸易战爆发，目前尚处于谈判阶段。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将继续承受来自于内外的巨大压力。以“中国模式”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内无法解决社会不公，在国际社会的阻击下又越来越难以将国内的社会不公转移到对外扩张上，很难保持政治集权和经济开放间的平衡。可能长期处于扩张和收缩，出击与退让的拉锯中，在对外开放和对外扩张上和美国打“游击战”，直到“中国模式”前行的能量和资源消耗殆尽，速度慢下来，才有改变方向的机会和可能。

完稿于201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