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茂华老师《草木之秋》讲了一则故事：
文友来拜年与流沙河聊天，见我家墙上挂的上海何满子的书法，由此说到五十年代何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关系。流沙河说：“这哪里有什么集团嘛，都是给硬安上的。胡风等人都是左派，观念左得很，所以后来被冤枉在一定程度上是报应。右派也是这样，报应！我被打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冤枉，后来认识到这是罪有应得。
“后来我读到邵燕祥先生写的文章，说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积极配合，而两年后身罹‘右派分子’大祸，应了一句‘报应’！”
还有收入此书的，川报“老右派”曾伯炎《流沙河素描》一文写：
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沙河又在编《星星》了。我与他同行街头，路遇原《川西日报》摄影组的谭大明，他上前去热情寒暄问好致意。老谭与他很疏远呀，奇怪！他解释说，一九五二年，他是报社“三反”运动“打虎队”打贪污分子打手，围攻老谭时，他不该出手推搡了他，几十年，成了心中难挣脱的内疚。看来，他这人受的与人为善的训教，有点根深蒂固。
给自己用的词，不是“积极分子”，是“打手”。
这是跟朋友，私下里。公开场合，也是“打手”。
20世纪80年代写初《自传》，“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1984年，讲述二十七年前，“为木斧写序的故事”：
迨至1955年夏季“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展开以后，否定了昨日之木斧的今日之木斧又被否定了。他被隔离审查,并在千人大会上(他本人不在场)被“揭发”“批判”了。他那些燃烧着革命激情的曾经使我入迷的诗篇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亲者痛，仇者快，莫此为甚！运动如此声势夺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说来惭愧，我也写过他的揭发材料，揭发他解放前对我讲过苏联早期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因苦闷而自杀身死的(难道不是事实)。我在所谓的揭发材料上说，这是木斧“思想阴暗”的证明云云。所幸他那里的领导人明察，没有听信我的屁话。大约不到一年,他就结束隔离审查状态,回到工作岗位,“老虎”又变成“同志”了,不过栽了一条尾巴,直到二十七年之后,这条尾巴才被割掉。
1957年春天，鸟啼花发，我就怂恿木斧编一本自己的诗集，并说我希望有幸为他写序。蒙他不弃，交来剪贴稿本厚厚一册，还未动笔，我便“出事”,长出青面獠牙。剪贴稿本在我手中，退他吧，我不敢，怕株连他；他也不敢来要，怕被株连。他才是哑子吃黄连哟！幸好写序未成事实，我也没有张扬出去，别人不会知道，得以长期隐瞒，无须坦白交代。光阴荏苒，倏忽九年，彼此阴阳隔路，再也没有见过面。（《青年作家》1984年第10期）
80年代后期，《锯齿啮痕录》中，回顾押送原籍前，跟沙汀有一面之见：
我将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里不走，他好像有话要嘱咐我。还记得1955年批胡风，那时我也是小打手，为了起草一份报告提纲，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诲。
过了二十多年，回顾一九六六，由此上溯十来年，自己也是“小打手”。
然后又过了二十多年，2011年8月，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记忆不会退色，似乎随着岁月流逝，更加清晰了。
还有一年前的2010年，第一次口述“草木篇诗案”时，说到当年学习时，“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的字条，被单位领导李累发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何三畏《“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看历史》2010年06期）
念念不忘的，依旧五五年事。所以“报应”一词，不是一时说说。
——若以为这些，是后来才有的认识。甚至可能是，人所易有的文过饰非本能。不如打开历史的文本，看1957年的白纸黑字，那是二十六岁青年，拥有的真实无欺觉悟。
附带说一句：当时工作组，一点也不比我们后世读者，更好欺哄。
《我的交代》中，前文有引用，就再抄一遍：
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呵责他原是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
应该记住这点，当年道歉事，不是后来才有。
与之相关的是，交代中面对执掌权柄者，老老实实说：
我向陈谦撒过一点谎。他追问我上次是否交代了“俱乐部”之类的事。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领导上又知道了呢？”他是怀疑的。
——这儿涉及到，一些极重要又不好谈的题目：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敌人”，是否要“供认不讳”？没有自尊地承认自己曾撒谎？人该有羞耻感吗？一切怎么做才周全……等等。
很不好谈。因为我们的意识，很容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如何如何。我们的游戏是，若有权威表态：“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过，就请第一个站出来砸石头”，就争先恐后上去……只有对敌人恨恨恨，方显对革命忠忠忠。非如此不可。
所以不好谈论。说什么忏悔，什么“不可作假见证”，没有人理睬。
那就立此存照：“向前看”的时期，他怎么回首当年，怎么走过来：
多亏我满脑袋天真的幻想，再加上文革前已获得九年劳动的训练、九年羞辱的训练、九年寂寞的训练，足以对付来日的奇灾大祸，终于走了过来，看见灿烂阳光，并在这阳光下动笔写回忆录式的《锯齿啮痕录》，让年轻的读者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看看我们的国家发生过怎样的奇灾大祸，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务使灾祸永远消泯，不再重演。
那就录以备忘：“阳光下动笔”，记得“路愈走愈险，天色愈来愈暗”，以太阳的名义黑暗肆无忌惮时，作为贱民的他，任凭风吹雨打，备受车辗人踏，“只求把命保住”：
我这人一贯地苟且偷安，心存幻想，遇事总爱做乐观的预测，而往往被结局掌了嘴。这一次也是如此。跪在那里，我想：“骂也挨了，跪也下了，恐怕这样就了了吧。”后来才省悟到，斥骂和罚跪仅仅是革命行动的礼仪性部分，实质性部分还在后头呢。小将们哪能容我一趟子跑过阎王十殿——这是心存幻想！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请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或者竟至像我这样生于斯劳于斯，不习而自习，不染而自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太迂了。有一些棍子和打手至今还不承认挨骂和下跪是什么受辱，他们说你们只不过受了“一点冲击”罢了。（《锯齿啮痕录》）
怎么变成发议论、做比较？因为讲述的，是难以讲述之痛。
然后2010年，首度口述“草木篇诗案”时，继续老舍傅雷：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即使到了最底层，锯木厂里锯木头，也还是要“政治学习”：
我读报纸非常热心，讨论发言也很积极。当然都是照着报纸宣传口径去说，不敢说出自己心头想的。明知那是谎话，那是邪说，我也带头发言，热烈拥护一番。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同学们敬佩我，认为我有学问。有几位不识字的同学，解放前当过士匪的啦当过差役的啦当过法警的啦买卖过枪支的啦，都请我替他们写检讨写保证——检讨他们近期犯的鸡毛蒜皮过失，保证他们今后革面洗心永不再犯。他们认为我写的检讨最深刻，我写的保证最具体，他们拿去交给自己的监督组长，挑不出毛病来，容易过关。（《锯齿啮痕录》）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所以“拨乱反正”，遭逢“纠正、平反”，就发自内心感激。写了《老人与海》、《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我不会为他辩护，他自己后来都脸红。哪怕八十年代，以现在的眼光看，国家百废待兴，是不可否认的。只是谀颂之词，那是无可更改。
不妨备注一下，公元1987年，一位著名文人“点赞”：
著名戏剧家曹禺说：我很喜欢诗人流沙河写的一位受爱戴的老人游泳的诗。……曹禺说，十三大创造了良好的气氛，戏剧创作一定会繁荣起来。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们是相信党的。（198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第3版，李力《十三大为文艺界带来新生机与新使命文艺家欢欣鼓舞准备大显身手》）
——俱往矣。重要的是，八九之后，他觉醒了，彻底地：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
吴茂华《草木之秋》中，收他2003年5月，病床上《满江红· 卧疾反省》一首：
医院楼高，窗窥我，弯弯眉月。输液线，悬瓶系腕，深宵未绝。鼻管穿咽探到胃，抽空肚里肮脏屑。症状凶，臌胀似新坟，肠撕裂。 命真苦，霜欺蝶。丝已染，焉能洁？恨平生尽写，宣传文学。早岁蛙声歌桀纣，中年狗皮卖膏药。谢苍天，罚我绞肠痧，排污血。
是他唯一“忏悔之作”吗？非也。其实1979年，就有知耻之作《哭》：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愧对著女英烈一张遗像，／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再从上书中，抄几则文字，看一个人怎样，“诚实坚强重新做人”：
常有人说流沙河清高，不扎堆官场商场混社会。流沙河本人不承认，他说：“我是体制中人，拿他们的钱，吃他们的饭，还得过他们的奖，算得上什么清高？”
流沙河为人作字，四尺条幅收钱八百，交到我手上说：“我领的工资、稿费都是不干净的。唯有卖字的钱是干净的，我看重这个。”
1997年夏，邵燕祥、谢文秀夫妇来成都。若干五七“右友”邀集，一齐赴青城山楠庄消夏。那天饭后，说起当年，“整治的与被整的确实是一家人”：
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才深知，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被派定的角色只有两种，一种是整人，另一种被整。从现在来看，我情愿是后一种，这样免于良心的谴责。从这个角度讲，当“右派”我无多大怨言。我年轻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虔诚信奉革命理论，如果未当“右派”，极大可能是“左派”，还会继续写些配合革命的诗文，就更加无耻了！好在今天我人都老了，从骗局中醒悟，这是一辈子最大的收获。”
2003年春天，读到报刊上文章，北京学者张中行说鲁迅若活到一九四九年，鼎革易代后能怎么样？流沙河放下书，对跟前妻子讲：
“鲁迅会做顺民！严酷的政治环境使然。国民政府时期文人处境自由度是有的，并非危险重重，那时的写文章叫阵的成本要低得多。”
2005年10月，巴金先生辞世。成都文化界纪念，流沙河写祭文。结尾是：
晚辈不才，不敢说自己也讲了真话。但是敢说，我要力求做到不说假话。万一讲了，也要做到知耻脸红，现尴尬态，让听众明白我在讲假话。果能如此，庶几不愧对巴金先生从此远去的背影，纵然写不出像样的作品，都可以过关了。”
2016年底，为《七家诗选》再版写小序，解释自己为何离开新诗：
进入五十年代，我写新诗，歌颂革命。那时，头脑简单嘴巴甜，所以拙诗被人看好。多谢一九五七年翻了船，水中挣扎二十年，方的得爬上岸来。惊魂稍定，技痒难熬，又写起新诗来。期间多有谀颂之词，遂得走红。直到八十年代结束，良心有愧，逃离新诗，复我少年爱好，研读古典文学。此后愈迷愈深，重新发现这些尘封的旧籍才是我的灵魂安栖之所。在这里找到了真快乐，找到了大自在。回头看看旧作，自愧不好意思。
——“多谢一九五七年翻了船”，“自愧不好意思”。
以上讲述，还不充分吗？更有一些事，是目前情势下，《草木之秋》一书，要在国内出版，不能不删的。比如2008年，如何如何如何。比如2011年，如何如何如何。比如2013年初，如何如何如何，“能出版就是好事，坚持写就是胜利”。
无可否认的是，这位素来胆小的书生，在他的晚年，找回了尊严。
更有许多事，人所不知的。就像耶稣教导：“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我能知道一点，实在说是，偶然的缘故。
所以先生一走，那么多人悲痛，岂是无缘故？
“我们都是诚实而有弱点的人”——《锯齿啮痕录》，夫子自道说。
但是老人心愿，没必要隐瞒。就是他的见证：“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个其实，不是新见。现在不如重温，《我的交代》中“右派言论”：
我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
石天河先生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不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
吴茂华老师，流沙河夫人，在《草木之秋：流沙河近年实录》（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一书中，记了一则故事：“作新歌”。现将原文，抄在这里。
2011年2月2日，旧历大年三十。流沙河早饭后端坐在沙发上读书，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一段歌词，如下：
天高高，海滔滔，晨星东方照。自由人，民主国，华夏山河笑。讲礼义，知廉耻，唤醒我同胞。爱民众，睦友邻，和平行大道。
2020年1月23日晨，于海南文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