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我不知道，只说自己：一读书就兴奋，一作文就头痛。敲出这句后，又想，说读书“兴奋”是否有点夸张，于是想改为“高兴”。谁知刚敲出“高兴”，即觉得不足以表达真实情感，于是又改回“兴奋”——可见读书是真兴奋，并非矫情。
读书少与读书多者作文明显不同，所以古人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其实说恨少的人，往往都读了不少书，否则是没有说“恨少”的资格。就像自己说一作文就头痛一样，真要是“一作文就头痛”，断然不会还来做这“劳什子”。不过像我这种读书确实少的人不说，即使读再多书，也有用时仍恨少的时候，而恨少时作文自然就会头痛。想来但凡作文者，无论读书少还是读书多，当都有体会。
话说前不久作一文，其中引述鲁迅谈张献忠杀人的文字后，说了句含糊的话，意思是也不知张献忠是否读过《孟子》。现在看来，话虽含糊，也还是像胡说八道，实该掌嘴。中国古时候（即使离今不过三几百年，我觉得也该称之为古时候），但凡粗通笔墨者，都一定读过《孟子》（朱元璋做皇帝时可能读《孟子》的读书人少），理由便是他是“亚圣”。
不读孔孟，何以敢称读书人。
一个粗通笔墨的读书人，你很难想象他会没读过《孟子》。而这个虽被后世定义为“杀人狂”——且也确是“杀人狂”的张献忠，一定是读过书的。这种人放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说不定还要尊称为“知识分子”呢。证据便是：前不久（10月10日）天津一家报纸副刊连载《黃虎张献忠》，标明连载内容是四川出版社出的。文中说：明末方岳贡是谷城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曾任松江知府，算得上一清官。“张献忠曾经写信争取过他：‘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脧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引文虽少，可读了单引号中那句话，谁敢说张献忠没读过书，没读过书的人能把信写得如此通达顺畅、有情有义，且既讲道理又讲逻辑吗？可以说，张献忠是杀人狂不假，可就看他书信中这一句话，就比那什么Weiwei Zhang、Angang Hu之流在某些方面要明事理得多。
张献忠，字敬轩——若没读过书，大概也不会有“字”的吧。我不相信古时候的华夏“劳苦大众”，除了名外还都“多此一举”弄个字。再说，几百年前断不像今日，大小是个官员，都要配个秘书，讲话稿全是代笔。所引张献忠信中的话，一定是他亲笔所写。不仅如此，那句信文透露的信息其实很丰富，简直就像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写：假若官员个个清廉，也就没有张献忠；没有张献忠，自然也就不会有他这个“流贼”，有他这个杀人狂。九九归一，还是统治者、官府太不像话，最后官逼民反，才弄出个“流贼”杀人狂来！
拉扯一通，缘于这两天在微信上看到大家都在转一帖子，帖子来源人民网“大鱼号”，题目叫《废立之际谁是忠臣》，不过三百字符。既然是号称“主流”中的“主流”人民网转载，此文一定不会犯忌，于是即用网络搜索。这一搜才发现，此文原刊发在10月10日天津《今晚报》副刊，作者赵宗彪，乃一则“三国杂谈”。原文内容1548字符。可见微信帖子只是人民网转载的部分截图。
至于“废立之际谁是忠臣”，一般老百姓是不大关心的，因为这与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废立是皇帝家事，老百姓如果不是吃得太饱，撑得没事干，绝不会操这等闲心。
关键是一朝又一朝，奸臣如何，忠臣又如何，鲁迅的意思，中国自有统治史以来，所有统治者对百姓实行的都是“虐政”，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暴政”。如此这般，且不说奸臣，就是那些忠臣，所忠的也不过是对人民实行虐政暴政的王朝，而这个虐政暴政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皇帝。对这种东西，奸也好，忠也罢，与社会进步有何干？做为报纸副刊，不痛不痒，刊发一篇这类文章，没什么不可，可人民网居然要转载，就不知是何用意了——难道转载这种文章也能体现“正能量”？
这其实也正表明，为什么人家西方是二十一世纪，我们也是二十一世纪，时光都是一样的，纪年也都是一样的，就像每个国家都有政府和人民一样，然而，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与人家西方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既然皇帝的废立，既与百姓无干，又与社会进步不沾边，且不去管他，谁做皇帝，百姓还是做他们的草民，那么就接着上面鲁迅的意思，聊几句鲁迅所说的至少在鲁迅之前或鲁迅时代，中国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的都是“虐政”。
鲁迅一九三五年岁末编讫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中有篇文章，题目叫《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读之后，总觉得，就这一篇文章，就把中国社会历史概括得差不多了。
鲁迅十四五岁即还拖着一条辫子的年纪，就读到张献忠如何凶残杀人的文字，因此也就“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可是不久，他发现中国的皇帝比“流贼”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认为，像“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特别是当看到永乐皇帝的“上谕”后，“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就是说，鲁迅开始恨张献忠，恨他不该胡乱杀人，而且还凶残地杀了很多。可当他后来又从古书中发现永乐皇帝的凶残一点也不比张献忠温柔后，更加憎恨的就不是张献忠而是永乐皇帝了。鲁迅有个理由，张献忠凶残不假，但他毕竟是“流贼”；而你永乐皇帝乃一国之主，本该有仁义之心，亲子爱民，做世人榜样，怎么弄得也跟流贼一般，甚至比流贼还等而下之呢？
鲁迅读的《立斋闲录》显然是手抄本，在今天，大概算不得“书”的。但在古时候，特别是几百年前的明朝，凡有字的本子，都可称作“书”的吧。这个手抄本，鲁迅当年困难的时候曾经要卖掉它，只因别人给钱太少，最后没卖。我们来看鲁迅这几句文字，何等白话，一如口语：“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真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
不是有很多人说读不懂鲁迅吗？我不相信这样的文字也读不懂。人们读不懂的是他化作文字的学问和他的思想。因为他学问太深厚，思想太丰富。这不能怪鲁迅。读不懂鲁迅，只应怪我们自己学识太少，思想太浅薄。到现在我都没听说有多少人（包括老闵头在内）因读不懂康德而在那儿埋怨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鲁迅本人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就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还接着说。鲁迅凭什么认为永乐皇帝跟张献忠差不多，甚至比张献忠还凶残呢？
原来他看到了史录。当年有本《安徽丛书》，是已经在歌颂满清的学者俞正燮编篡的。鲁迅在其中《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看到“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这里的“作品”，显然是指张献忠和永乐皇帝各自凶残手段以及程度。
永乐皇帝到底有多凶残多卑鄙无耻，鲁迅依《安徽丛书》根据王世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给我们抄了两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鲁迅文后有注释：齐泰、黄子澄、茅大芳，“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我很奇怪，上面两例中的铁铉，无论官位还是忠诚度，都绝不在齐泰、黄子澄、茅大芳之下，注释中居然不提，不知有什么“讲究”。不然，难道铁铉的忠诚，或者永乐对铁铉的凶残度，在当年（1981年）编辑注释时还有什么忌讳吗？
行文至此，记起周有光先生在《四种传统文化略述》里一段话：“华夏文化成熟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今天捧出优秀传统文化，依旧离不开‘四书五经’。超出古代的进一步创造，实在微乎其微。长期的外族统治，禁锢思想，扼杀自由；不说五胡乱华，单说辽金元清，汉族是二等到四等奴才，动辄得罪，一字成狱，哪里谈得上创造文化？有人以汉族能同化外族为荣，殊不知那是一次又一次牺牲了几代人然后得来的血泪成果。”
只这一段文字，就颇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是如何保留下来的，那不过是汉民族的“血泪成果”，没有什么好炫耀的。这还不算，周有光说的是“外族”，其实本民族统治者的管理也好不到哪里去。就看这个朱棣，他不是“炎黄子孙”他不是汉人吗？你看他是如何对待建文帝的大臣的。难怪有人如此评价他：“朱捸把罪人家属化为贱民，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奴为娼，永不翻身。这最后一手的卑鄙无耻把人性丑恶发挥到极致，使人明白有了帝王之尊的流氓真是什么空前绝后的坏事也能做得出来。”
再看“360百科”介绍铁铉的“主要成就”竟然是“济南智退朱棣，保泉城百姓”。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朱棣攻下济南，虽不敢说像后来清军那样屠城，但估计不少百姓是要遭砍头的。再看看他杀铁铉的惨酷，大概真可用“惨绝人寰”一词。上天要他做一国之主，要他做皇帝，谁也没办法。可如果单从人伦来论，这种东西，说他是流氓，侮辱了流氓，流氓也未必有他这么无耻、残酷。他不但用与凌迟相同的磔刑处死铁铉，竟然就因铁铉至死不肯面向他，还下令油炸铁铉的骨架！真不知世界史上是否还有比永乐更流氓更残酷的皇帝！若放到今天，朱棣就一恐怖头目，整个人类都有权对其实行“斩首行动”。
所以鲁迅引了两个例子后，说了几句痛心无比的话：“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读鲁迅文章时，很容易就读到不论他生活的时代，还是说华夏历史，都让他觉得不像是“活在人间”。大约也正因此，我们在鲁迅的文字中很难看到他称赞华夏任何一朝的统治者。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鲁迅文章的基调，大都是两个字：悲愤。
对此，他有充分理由：“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忽然想到·四》）
一年多后，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三》又讽刺“今不如古”的家们：“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不是我要省略，文中省略号是鲁迅自己标的。
这虽然是在讽刺那些复古家们，但从客观上来说，鲁迅也确实想表达，中国实在没有多大进步。这一点，与中国科技报那位老总，还有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意思，相差好像并不太远。似这样一种历史，我们谈忠臣奸臣奸臣忠臣，对华夏民族的进步发展，又有多大意义呢？
2019.10.27下午，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