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放》杂志刊登了我那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后，我曾给编辑金钟先生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发表在紧接着的下一期上。可能因为新闻焦点的转变，《开放》并没有如金钟先生告诉我的那样，在接下的一期对我的文章展开讨论，故我的信也就没有登出来。我还是觉得那封信里的意见其实有很重要的一面，摘选几段放在这里。
金钟先生：
承蒙贵刊看中本人拙作，并作为特稿发表在十二月号上，实有受宠若惊之感。
昨晚通话，得知贵刊在下期要刊登几篇对拙作评论的稿件，不知能否同时发表我的这封信。
我的文章的标题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刊出时改成了《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母亲范元甄。这种适应香港市场运作的改动，虽然与我的文章风格大相径庭，但并不一定要反对。整篇文章除了增加了段落标题和删去了某些话外，基本遵照了我的原文，只是结尾的最后一小段几乎完全是编辑加的了。实在对不起，我得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编辑的处理。我把原文结尾和编辑改动的结尾抄录如下，让读者有个比较，也说明一下我不喜欢编辑处理的诸原因之一。
我的原文：
“作为女儿，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做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编辑修改后的：
“……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我今年四十七岁，也算见过世面成家立业了。我不知道由一位女儿写还健在的父母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故事，在当代中国有无先例？但这写作无论如何沉重甚至痛苦，却也是一种解脱。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也能像保尔柯察金坐在海边回首往事一样，看看自己一生是如何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这篇文章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最后倾诉。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容我讲，因而她永远听不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这段基本是我原文开头的话，放在这里甚好)女儿在母亲面前是可以毫无保留的。”
保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崇拜过的偶像。他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当我们临终前回首往事时，不应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也不应为自己的浪费时光而感到后悔。我们应无愧地对自己说：‘我没有虚度年华’。”(一时查不到原文，记忆与原文可能有出入)曾是很多五、六十年代青年的座右铭。但是我现在逐渐悟出了，保尔固然伟大，但大可不必人人都要按他的模式生活。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封杀个性，强制每一个人都要按党所指定的框框生活。如果不学雷锋、王杰、刘英俊，就是落后，就应为社会所不容。我自己就写过墙报稿，讽刺同宿舍的女工一天到晚庸庸碌碌，吃饱了混天黑，弄的人家抬不起头来。
到了美国，看到不大求上进的人，中学毕业在餐馆做个招待，或在加油站做个收款员，要不当个擦车的，也生活的其乐融融。没人说他们落后，也没人看不起他们的胸无大志。每个不同志向的人、每个不同能力的人，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没有那么多失落感，不平衡感，因而就多了一份幸福感。我想大多数美国人评论自己一生是否虚度年华的标准不是是否成就一番伟业，而是这一辈子是不是干了自己想干的事，是不是找到了自己信赖一生的终生伴侣，是不是要了自己想要的足够数量的孩子。我一点也不想让我的母亲以保尔的思维方式回首平生。保尔在乌克兰的酷寒中筑路，毕竟是遥远过去的事情，我们太不希望人类再有那种残酷的自我牺牲。我只希望我的母亲能以公允平和的心境回忆往事，她的一生太不幸。她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事，她没有爱成自己想爱的人，甚至她所有的儿女都不能跟她同居一室。我希望她认识到这所有的不幸，绝不是我父亲带给她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害了她，不过她自己确实是最大的祸首，认识到这一点，一切还来得及补救。因为你无法控制别人，却可掌握自己。她一生极大的悲剧色彩是很奇特的，就冲这一点，她不应后悔自己曾活过。她应该把它写出来，让世人了解她的痛苦，让世人知道那个党，那个制度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果现在的当政者能从她的故事中悟出共产党是要改造自己，是要改造自己所建立的制度，那她真是作了一件好事，被她伤害过的人是会因此而原谅她的。不过我太了解我的母亲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奢望罢了。
戏剧性的是，这封信里提到的墙报稿，居然让我找到了。那是我当年在代号为“93信箱”的三线工厂当工人时的“杰作”。我也把它抄录在这里：
《如此一天》
往往我们都上班了，她还没有起床。八点多钟甚至九点才在车间露面。倘若天气好，那她是绝不会让太阳白白落山的，一定要跑回宿舍，把被褥晒上一番，甚至再洗上一条床单。机床可一月、半年地不动，宿舍的地却是常常扫上数遍的，甚至还要用抹布擦洗一遍。技术书、政治书几乎从来不看(也有心血来潮的几次例外)，台布却是要天天勾出几朵小花，甚至干上它整整几个小时。晚上进被窝前，照例是那句话：“又是一天”。如释重负，谢天谢地，总算又“熬”过来了。
起先，我们觉得好笑，进而习以为常，久而久之也认为此话是她一天恰如其分的日记了。只有一天例外了，‘哎，又是一年！’我们不禁震动了。抬头一看，时针正指着73年0时0分。啊！青春就这样一天天地消去，生命就这样一年年地逝去。73年的最后时刻，93一片寂静，只有夜晚为成为清晨在急急地奔走。无论何时，光阴是从不知停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金石玉言又在耳边响起，震撼着我们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因此… …”
二十几岁的青年，正直一生精力最充沛、体力最健壮、血气方刚之时。若不赶紧生活，在这宝贵的年华中多学些东西，扎稳工人阶级的思想根基，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本领，象她这样混下去是多么可悲可耻啊！台布、枕套勾了一条又一条，扑克打了一盘又一盘，克郎棋技艺不断提高，这些占去全部的时间，有什么用呢？我们当初不是抱着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来到三线的吗？祖国的汽车制造业是绝不会下马的，祖国急需大量汽车。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了将来的工作，珍惜现在的时光，让短暂的生命，成为陈岱山那样助起革命熊熊火焰的一根火柴。
信和墙报稿整整相隔了27年，可是都提到了保尔的那句为我们这一代人所遵循的生活的智理名言，只不过要想说明的问题却是南辕北辙了。
当年，我是厂里小有名气的一杆笔，写过无数篇黑板报稿。虽然因为出身不好，没有上台发言的机会，但总是为车间的先进班组，先进个人抓刀代笔写“誓师大会”、“批判会”、“讲用会”的发言稿。都写了些什么，一点儿也记不住了，偏偏就这一篇二十多年都没忘，而且保留了当年的底稿。我之所以记住了这篇稿子，是因为这是我在工厂那些年里，唯一的一篇以身边人为对象的批判文章，当时就多少感到有些于心不忍。稿子中被我潮讽的对象，是我单身宿舍的舍友，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她，也曾打听过她，很想当面向她道一声“对不起”。不是因为我改变了初衷，认同了她的生活方式，而是为我那时对她和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不尊重。
我的父亲在他的“八十自述”一诗中有这样一句：“堪慰一生未左偏”，我这个女儿可是无法这么骄傲地自诩。年青的时候，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自己是“左派”的，并且非常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对一切和自己行为方式不同的事和人都嗤之以鼻,认为那不是俗气，就是“小市民”。稿子中提到的陈岱山是个什么人，他的英雄事迹是什么，我竟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文革”年代英雄人物太多，报纸上天天号召人们学英雄当英雄，我那时真的以为只有象英雄那样生活才是人生。十亿中国人民只有一个活法儿：“向英雄学习，做无名英雄”。天知道有多少刘英俊根本就是宣传机器造出来的；天知道有多少人成了英雄之后，有多痛苦，根本无法“活人”了。
我先生最近突然有些感慨，问我：“你说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享受人生！”
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下生活过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自觉得是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享受人生”。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又那么短暂，是得抓紧生活，抓紧享受。正因为是“享受”，所以它一定是多元的，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不“如此”既“非”也。所谓“非”，在过去曰：“资产阶级人生观”，现在是“没出息”。
其实每个人由于性格，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所在社会阶层，甚至遗传基因的不同，生活的能力和生活的志向是十分不同的。保尔认为冰天雪地，铺轨修路是一种砺练，是为无产阶级造福，而从苦之至极中品尝到甘甜；冬妮亚则以为讲究的衣装，温暖如春的住宅，贵妇人的生活是她的满足。在这里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认同。一定要说冬妮亚不对，那又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员在有了权力以后，会比冬妮亚还冬妮亚一万倍不止呢？
在美国，有一点很使人感到舒服，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平和和心态的恬静。去餐馆吃饭，服务生的喜兴儿极劲儿让你觉得坐在那儿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那些漂亮姑娘，穿前忙后，跟每个她所服务的餐桌的客人开开不伤大雅的玩笑，会使你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接受她的服务，也是你的幸福。加油站看钱摊儿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挣那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也兴趣盎然。特别是跑长途中间在某个高速路边的小加油站连加油带歇脚，售货员的淳朴的笑脸和热热的咖啡，再加几句道辛苦的寒暄，能让你再上路时人也象加足了油的车，又精神抖擞了。在美国生活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并不十分地眼馋比尔盖兹的财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也下不了那个苦功夫。都说美国竞争激烈，但是生活在这里感到的是要保持一份好工作在知识上的压力，要不断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不能说没有，比之中国可是少多了。因而并没有什么心累的让人受不了，浮躁地让人难受的感觉。究其原因，每个人尽己所能，按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大概是最大的造福者。父母不会因为儿女没上上名牌大学丢脸，孩子也不因自己只是个“跑堂”的觉得寒碜。想多挣钱，出人头地，那你就活得累点。否则钱虽不多，可轻松。各有个的活法儿，没什么“先进”、“落后”之分；没什么“贵族”、“贫民”的自傲或自卑。相比之下，中国过去是“霸道”，就象我自己，钻技术、学政治、忧国忧民；碰到了舍友，喜好闺楼之事，对其他没有兴趣，我就看不惯了，横加指责，还在黑板报上写文章损人家，弄得人家灰头土脸，抬不起头。现在是“不平衡”，看油站的看“大款”进出高级饭店，西服轿车，不平衡。想的不是凭本事吃饭，有多大能耐干多大事，活得不挺好？干嘛非跟别人较劲儿，和自己过不去。搞古典高雅音乐的看歌星、大腕，一场出场费比自己一辈子挣的都多，可他们的付出有多大？不平衡。可就不想，歌星、大腕们走的是“商品艺术”之路，你进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殿堂，各有一好，干嘛非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比试。其实归根结蒂，过去的一个标准，今天的一个活法儿(进外企，当白领，甚至金领)都是传统的“一元化”宣传方式闹腾的，都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非做人尖子的思维方式搅和的。今昔不同的只是人尖子的定义变了。其实天地那么大，人群那么杂，干嘛非照着一个标准、一个方向奔？累不累？可怕不可怕呀？宽松点儿，自己想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找着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自己创造的条件下“享受人生”，活的轻松点儿，也让周围的人感染点儿自己的快乐；弥漫在大陆空气中的“气不忿儿”能稀薄许多。社会也就平衡了，安定了，国家也就好治理多了。不是这个理儿吗？
200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