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和李锐

 

“他（王康）甚至也不理解——中國本來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國式亞洲式的憲政之路。問題在於，1989到1991年兩三年間，蘇聯解體，柏林牆坍塌、冷戰終結，為何同為斯大林模式的中國，不僅沒有順乎世界潮流而動，其專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旗幟，蘇聯帝國在現代中國又借屍還魂了。這恐怕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个“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出于野夫纪念王康的文章：《哲人其萎 王者曰歸—王康先生事迹述略》（ 2020年6月30日）。答案呢？！我说，其实就在野夫的本篇文章之中。

 

对王康，我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交往过。但是我很早就知道王康的名字，主要因为他是唐君毅的外甥。随之也注意到有关王康的文字，野夫的文章也是这样地注意到的。看了王康的文章，我欣赏他的文才，但总觉得他的一生缺少思维逻辑与文理方面的训练。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2016-9-20）一文中写道，“ 可笑的是有人把刘宾雁良知奖2015特别奖颁给已故二十多年的胡耀邦先生，并宣称“在人類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拆除了大部分古拉格群島鐵絲網的義舉相比，而且可與羅馬梵蒂岡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 “神聖法庭”判處數百萬異端、天主教發動“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罪責而向上帝和世界懺悔的偉大正行相提並論。”（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劉賓雁良知獎2015年度特别奖颁奖辞》 2016年2月13日 華盛頓D.C. ） 笔者决不能认同如此的评价。列举的各类事项不可相提並論。就拿宣称胡耀邦“平反”了近一億被篾稱為“地富反壞右”和各種罪名的中國人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相比而言。”后来，我还知道了这个刘宾雁良知奖本身就是王康一手主持的，因此就不再讲了。

 

其实，很长时间了我总认为，凡想读中文系的学子，不象我们想学理工科的学子多少要问个为什么，追求一个究竟，他们就是只知道会背、背、背。在中国，特别是这多少年来受到共产党洗脑教育，死读书的传统习惯影响太深，就更是如此。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追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这样的问题？凭什么来证明它是真理？今天看到野夫的文章提出了“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一个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我又惊又喜。我错了！野夫也是读中文系的学生，却能提出这样历史性的问题。但是要知道，能提出问题，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要取得最后成功，必须彻底地破解问题才是最最关键。在中国大陆就算是顶尖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此问题该如何求解？在这里我指出，对这个最大歷史叩問的求解首先要确定解决历史难题的原则在哪？我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总结出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通”字原则，相当几何证明过程中的公理的地位。进而再搜索所有有用的历史资料，以“通”字原则加以分析。对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以及它背后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进行了探讨，我现在正在从事《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写作中。我写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将能完美地回答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而且对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进行了价值分析。违反了“通”字原则就是“不通”。“不通”就必须更正。

 

结合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的求解答案，我想告诉野夫先生，答案就在你本人的这篇文章之中。野夫文章中讲述王康思想中存在着种种的“不通”，根本没法自圆其说。但问题的要点却在野夫文章之中。

 

野夫文章说，“傳統儒家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夢想，依舊是新儒家傳承的衣缽。這一點，在他們舅甥兩代身上，可謂深入骨血的印記。這種「四為主義」承接的是修齊治平的古典情懷和志向，註定要讓代復一代的讀書人，自我賦予並枷上這種憂國憂民的重軛。” 为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这里说了“為往聖繼絕學”是何含义？是谁第一个提出了，眼下的往圣人的学问已经絕了，失传了呢?这就是唐朝中期的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为什么韩愈会说，儒学孔子孟子的学问已经绝了呢？韩愈提出了，要批判老子道学和佛教文化，而且要批判荀与扬。那么，问题又来了，张载提出了“為往聖繼絕學”的口号后有没有人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只好等到下面来回答。

 

野夫文章又讲了“他的舅舅唐君毅作為「新儒家」的開山領袖，那時早已蜚聲中外。每出新著，便寄給他先睹為快。唐氏以宏揚孔道為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一生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學的融匯之門，以期重整衰頹的華夏人文，將華族帶入人類文明之林”。那么，唐君毅为什么自称为“新儒家”呢？何作为“新儒家”呢？又有谁可称得上“新儒家”呢？别人不问，问一问王康是最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惜王康已不在人间了。我想，这是因为一九五八年元旦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宣言讲,“此心性之学，是为世之研究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而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

 

中国心性之学，乃至宋明而后大盛。宋明思想，亦实系先秦以后，中国思想第二最高阶段之发展。但在先秦之儒家道家思想中，实已早以其对心性之认识为其思想之核心。......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然而现今之中国与世界之学者，皆不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所在。其所以致此者，首因清代三百年之学术，乃是反宋明儒而重对书籍文物之考证训诂的。故最讨厌谈心谈性。由清末西化东渐，中国人所羡慕于西方者，初乃其炮舰武器，进而及其他科学技术，政治法制。五四运动时代时之中国思想界，一方讲科学民主，一方亦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后来共产主义讲存在决定意识，亦不喜欢心性。在西方传入之宗教思想，要人自认本性中涵有原始罪恶。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则以性善论为主流。此二者间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违反的。”

 

 

这里讲了中国学术二千多年来存在着二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孔子、孟子、陆九渊、王明阳的“尊德性”、（或者叫心学）、心性之学。另一个是荀子、董仲舒、朱子、清代颜习斋、戴东原的理学派或道问派。到了近现代，心性之学由张君劢、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继承；而理学派或道问派则由胡适、余英时来继承。历史思想史上像科学与人生观大辩论等各次大斗争，背后都实质上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斗争。

 

“余英时先生从中国古代学术的内在理路上对“尊德性”与“道问学”进行梳理，提出了宋代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时代，明代是以“尊德性”为主导的时代，清代可以说是“道问学”独霸的时代。（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203页)...进入近现代以后，从内在理路是沿着清代的“道问学”，从外来影响上是接纳了西方的“道问学”，所以，百多年来传统文化的断裂，“尊德性”与“道问学”也发生了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是偏于“道问学”的，而这种“道问学”更多具有西学的蕴涵。这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受西方学术冲击的结果。”（韩星，《《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

 

这里我介绍了一点必要的儒家常识供理解下面文章之用。

 

野夫文章又写道：“老康這種家學和家風，我們只要看他外婆代表他母親幾姊妹，寫給他大舅唐君毅的祝壽詩，即可明白，書香名門根深葉茂的來歷——一樹五枝，一枝獨秀。花葉紛披，掩映長流。長流伊始，發源亞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長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無咎。上蒼之德，無聲無臭。平地之德，曰寬曰厚。巍巍五嶽，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敬斯良辰，祝兄萬壽。”在这个祝壽詩中谁都能看出唐老太太对自己爱子一生所作所为的赞誉、嘉许；“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在许多俗人眼中，唐君毅既没有当上什么市长、部长等的大官高官，有什么可值得嘉许的呢！因为在唐老太太眼中，爱子唐君毅“惟道是求”，一生弘扬现代新儒家心性之学，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成为现代新儒家心学派的中坚力量，爱子唐君毅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这一生，值！唐君毅先生一生最坚持的是现代新儒家心性之学，最反对的是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和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的“道问学”以及其他西方传入的各种各样的“道问学”。

 

借这机会，讲一讲我对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表述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突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决战中的特殊的儒家观念、地位与杰出贡献，也是面对着长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当代新儒家阵营的混乱、分化、重组过程，我们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追逐者们认为，有必要对长期使用、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的作一重新的命名，一个关键词是“尊德性”派、“心性之学”派，更改为“良知派”，另外一个是“道问学派”，更改为“求是派”，“求是”取自于胡适，“胡適認為父親對他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他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程朱的理學遺風。”“胡適在介紹實驗主義中的杜威思想時，也曾引用他父親「水必出山無可疑」的詩句，做為介紹實驗主義的一個例子。在治學方法上,（胡适与其父）二人都有實事求是的懷疑精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适是整理國故运动的旗手”（引自于《胡适纪念馆》）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讲的“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而汉代的名言“實事求是”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运动的灵魂。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起名为《求是》杂志，《求是》杂志暨它的前身《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求是”则取自于“实事求是”之意。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故所以使用“求是派”来描述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派”的思想更为与时俱进和更为确切。

 

野夫文章又写道，“他（王康）在評價余英時先生時說——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衝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具體而言，即是從秦始皇到毛澤東所代表的世俗專制權力，和孔子到現在一直延續到余英時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

 

他（王康）認為余先生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託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而事實上，老康這番話，也是一種夫子自道，或者說是自我期許”。

 

野夫文章提出的“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一问题不能破解的原因，或者说，它的答案就在于王康以及他的所有的朋友们在“良知派”与“求是派”、“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认识上的极大的“不通”。如果王康能沿着他的舅舅唐君毅“惟道是求”的道路上再走一步，那就大不相同了，真的令人惋惜啊！

 

我们讨论的问题又一次地回到了“良知派”与“求是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暂且仅讲一点，就是从人生最大目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说”说起，“良知派”与“求是派”之间在道德与学问的问题上的认识居然完全不同。“良知派”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要为道德修养服务。“求是派”则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话、毛泽东话)，实质上讲的是道德是没有什么用的。就好比说，有一群人发现了古代汉墓群，有人就说，那是国家财产，应该归公，而却有人认为，我们先发现，我们先出力，那金银宝藏就应该归我们所有。于是，就形成了一起盗墓大案。现在共产党重祭“毛泽东思想万岁”，它背后的含义是还要树立毛泽东。先说立德，毛泽东有没有德，我们说毛泽东一生无德更缺德，他自己都说，他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不及的，一生杀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再说立功，毛泽东有没有立功，我们说，毛泽东在斯大林隐蔽战略下打败了蒋介石，三年内战中更是死了无以计数的青壮年农民，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被留下，用他们年轻的生命当炮灰夺得了政权。又在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指导下，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成功了吗？我们要说，在没有道德的毛泽东隐蔽战略能够蒙骗世人一时，但绝不能蒙骗世人永远。现在美国与西方各民主国家的人们都已经开始醒悟了，难道非要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让生灵再遭受一次涂炭后像审判纳粹希特勒一样宣判中国共产党罪行，中国人才会清醒吗？！毛泽东的立功比比是犯罪、更是罪大恶极，三年内战、抗美援朝、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每次都是死人无以数计，改革开放，从中央到地方横生出遍地贪腐官员，比民国时期有过之无不及，至今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一千元，农民工子弟一天的伙食费只有四元钱，贫富差距天壤之别。最后说立言，毛泽东的立言是恶语胡言，一个“阶级斗争”“说”就搞得全国上下人人自危，父子反目、夫妻不和，一个“造反有理”就打、砸、抢全上，弄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一通地斗，一通地折腾，百姓永无宁日。要树立这样无德、无功、恶语胡言的毛泽东，按儒家现代心学派所奉行的孟子“良知说”法，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毛泽东根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更直接地说，毛泽东就是个十足的恶魔，不是个“人”，岂能树立之！

 

连受了学生胡平的牵连而被迫退休的专门研究西方伦理哲学、唐君毅的好友周辅成教授都说，“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 

 

 

 

 王康和李锐

 

“他（王康）甚至也不理解——中國本來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國式亞洲式的憲政之路。問題在於，1989到1991年兩三年間，蘇聯解體，柏林牆坍塌、冷戰終結，為何同為斯大林模式的中國，不僅沒有順乎世界潮流而動，其專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旗幟，蘇聯帝國在現代中國又借屍還魂了。這恐怕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个“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出于野夫纪念王康的文章：《哲人其萎 王者曰歸—王康先生事迹述略》（ 2020年6月30日）。答案呢？！我说，其实就在野夫的本篇文章之中。

 

对王康，我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交往过。但是我很早就知道王康的名字，主要因为他是唐君毅的外甥。随之也注意到有关王康的文字，野夫的文章也是这样地注意到的。看了王康的文章，我欣赏他的文才，但总觉得他的一生缺少思维逻辑与文理方面的训练。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2016-9-20）一文中写道，“ 可笑的是有人把刘宾雁良知奖2015特别奖颁给已故二十多年的胡耀邦先生，并宣称“在人類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拆除了大部分古拉格群島鐵絲網的義舉相比，而且可與羅馬梵蒂岡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 “神聖法庭”判處數百萬異端、天主教發動“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罪責而向上帝和世界懺悔的偉大正行相提並論。”（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劉賓雁良知獎2015年度特别奖颁奖辞》 2016年2月13日 華盛頓D.C. ） 笔者决不能认同如此的评价。列举的各类事项不可相提並論。就拿宣称胡耀邦“平反”了近一億被篾稱為“地富反壞右”和各種罪名的中國人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相比而言。”后来，我还知道了这个刘宾雁良知奖本身就是王康一手主持的，因此就不再讲了。

 

其实，很长时间了我总认为，凡想读中文系的学子，不象我们想学理工科的学子多少要问个为什么，追求一个究竟，他们就是只知道会背、背、背。在中国，特别是这多少年来受到共产党洗脑教育，死读书的传统习惯影响太深，就更是如此。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追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这样的问题？凭什么来证明它是真理？今天看到野夫的文章提出了“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一个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我又惊又喜。我错了！野夫也是读中文系的学生，却能提出这样历史性的问题。但是要知道，能提出问题，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要取得最后成功，必须彻底地破解问题才是最最关键。在中国大陆就算是顶尖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此问题该如何求解？在这里我指出，对这个最大歷史叩問的求解首先要确定解决历史难题的原则在哪？我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总结出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通”字原则，相当几何证明过程中的公理的地位。进而再搜索所有有用的历史资料，以“通”字原则加以分析。对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以及它背后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进行了探讨，我现在正在从事《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写作中。我写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将能完美地回答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而且对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进行了价值分析。违反了“通”字原则就是“不通”。“不通”就必须更正。

 

结合野夫的最大歷史叩問的求解答案，我想告诉野夫先生，答案就在你本人的这篇文章之中。野夫文章中讲述王康思想中存在着种种的“不通”，根本没法自圆其说。但问题的要点却在野夫文章之中。

 

野夫文章说，“傳統儒家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夢想，依舊是新儒家傳承的衣缽。這一點，在他們舅甥兩代身上，可謂深入骨血的印記。這種「四為主義」承接的是修齊治平的古典情懷和志向，註定要讓代復一代的讀書人，自我賦予並枷上這種憂國憂民的重軛。” 为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这里说了“為往聖繼絕學”是何含义？是谁第一个提出了，眼下的往圣人的学问已经絕了，失传了呢?这就是唐朝中期的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为什么韩愈会说，儒学孔子孟子的学问已经绝了呢？韩愈提出了，要批判老子道学和佛教文化，而且要批判荀与扬。那么，问题又来了，张载提出了“為往聖繼絕學”的口号后有没有人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只好等到下面来回答。

 

野夫文章又讲了“他的舅舅唐君毅作為「新儒家」的開山領袖，那時早已蜚聲中外。每出新著，便寄給他先睹為快。唐氏以宏揚孔道為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一生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學的融匯之門，以期重整衰頹的華夏人文，將華族帶入人類文明之林”。那么，唐君毅为什么自称为“新儒家”呢？何作为“新儒家”呢？又有谁可称得上“新儒家”呢？别人不问，问一问王康是最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惜王康已不在人间了。我想，这是因为一九五八年元旦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宣言讲,“此心性之学，是为世之研究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而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

 

中国心性之学，乃至宋明而后大盛。宋明思想，亦实系先秦以后，中国思想第二最高阶段之发展。但在先秦之儒家道家思想中，实已早以其对心性之认识为其思想之核心。......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然而现今之中国与世界之学者，皆不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所在。其所以致此者，首因清代三百年之学术，乃是反宋明儒而重对书籍文物之考证训诂的。故最讨厌谈心谈性。由清末西化东渐，中国人所羡慕于西方者，初乃其炮舰武器，进而及其他科学技术，政治法制。五四运动时代时之中国思想界，一方讲科学民主，一方亦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后来共产主义讲存在决定意识，亦不喜欢心性。在西方传入之宗教思想，要人自认本性中涵有原始罪恶。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则以性善论为主流。此二者间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违反的。”

 

 

这里讲了中国学术二千多年来存在着二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孔子、孟子、陆九渊、王明阳的“尊德性”、（或者叫心学）、心性之学。另一个是荀子、董仲舒、朱子、清代颜习斋、戴东原的理学派或道问派。到了近现代，心性之学由张君劢、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继承；而理学派或道问派则由胡适、余英时来继承。历史思想史上像科学与人生观大辩论等各次大斗争，背后都实质上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斗争。

 

“余英时先生从中国古代学术的内在理路上对“尊德性”与“道问学”进行梳理，提出了宋代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时代，明代是以“尊德性”为主导的时代，清代可以说是“道问学”独霸的时代。（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203页)...进入近现代以后，从内在理路是沿着清代的“道问学”，从外来影响上是接纳了西方的“道问学”，所以，百多年来传统文化的断裂，“尊德性”与“道问学”也发生了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是偏于“道问学”的，而这种“道问学”更多具有西学的蕴涵。这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受西方学术冲击的结果。”（韩星，《《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

 

这里我介绍了一点必要的儒家常识供理解下面文章之用。

 

野夫文章又写道：“老康這種家學和家風，我們只要看他外婆代表他母親幾姊妹，寫給他大舅唐君毅的祝壽詩，即可明白，書香名門根深葉茂的來歷——一樹五枝，一枝獨秀。花葉紛披，掩映長流。長流伊始，發源亞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長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無咎。上蒼之德，無聲無臭。平地之德，曰寬曰厚。巍巍五嶽，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敬斯良辰，祝兄萬壽。”在这个祝壽詩中谁都能看出唐老太太对自己爱子一生所作所为的赞誉、嘉许；“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在许多俗人眼中，唐君毅既没有当上什么市长、部长等的大官高官，有什么可值得嘉许的呢！因为在唐老太太眼中，爱子唐君毅“惟道是求”，一生弘扬现代新儒家心性之学，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成为现代新儒家心学派的中坚力量，爱子唐君毅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这一生，值！唐君毅先生一生最坚持的是现代新儒家心性之学，最反对的是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和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的“道问学”以及其他西方传入的各种各样的“道问学”。

 

借这机会，讲一讲我对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表述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突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决战中的特殊的儒家观念、地位与杰出贡献，也是面对着长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当代新儒家阵营的混乱、分化、重组过程，我们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追逐者们认为，有必要对长期使用、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的作一重新的命名，一个关键词是“尊德性”派、“心性之学”派，更改为“良知派”，另外一个是“道问学派”，更改为“求是派”，“求是”取自于胡适，“胡適認為父親對他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他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程朱的理學遺風。”“胡適在介紹實驗主義中的杜威思想時，也曾引用他父親「水必出山無可疑」的詩句，做為介紹實驗主義的一個例子。在治學方法上,（胡适与其父）二人都有實事求是的懷疑精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适是整理國故运动的旗手”（引自于《胡适纪念馆》）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讲的“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而汉代的名言“實事求是”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运动的灵魂。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起名为《求是》杂志，《求是》杂志暨它的前身《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求是”则取自于“实事求是”之意。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故所以使用“求是派”来描述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派”的思想更为与时俱进和更为确切。

 

野夫文章又写道，“他（王康）在評價余英時先生時說——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衝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具體而言，即是從秦始皇到毛澤東所代表的世俗專制權力，和孔子到現在一直延續到余英時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

 

他（王康）認為余先生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託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而事實上，老康這番話，也是一種夫子自道，或者說是自我期許”。

 

野夫文章提出的“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这一问题不能破解的原因，或者说，它的答案就在于王康以及他的所有的朋友们在“良知派”与“求是派”、“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认识上的极大的“不通”。如果王康能沿着他的舅舅唐君毅“惟道是求”的道路上再走一步，那就大不相同了，真的令人惋惜啊！

 

我们讨论的问题又一次地回到了“良知派”与“求是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暂且仅讲一点，就是从人生最大目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说”说起，“良知派”与“求是派”之间在道德与学问的问题上的认识居然完全不同。“良知派”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要为道德修养服务。“求是派”则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话、毛泽东话)，实质上讲的是道德是没有什么用的。就好比说，有一群人发现了古代汉墓群，有人就说，那是国家财产，应该归公，而却有人认为，我们先发现，我们先出力，那金银宝藏就应该归我们所有。于是，就形成了一起盗墓大案。现在共产党重祭“毛泽东思想万岁”，它背后的含义是还要树立毛泽东。先说立德，毛泽东有没有德，我们说毛泽东一生无德更缺德，他自己都说，他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不及的，一生杀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再说立功，毛泽东有没有立功，我们说，毛泽东在斯大林隐蔽战略下打败了蒋介石，三年内战中更是死了无以计数的青壮年农民，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被留下，用他们年轻的生命当炮灰夺得了政权。又在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指导下，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成功了吗？我们要说，在没有道德的毛泽东隐蔽战略能够蒙骗世人一时，但绝不能蒙骗世人永远。现在美国与西方各民主国家的人们都已经开始醒悟了，难道非要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让生灵再遭受一次涂炭后像审判纳粹希特勒一样宣判中国共产党罪行，中国人才会清醒吗？！毛泽东的立功比比是犯罪、更是罪大恶极，三年内战、抗美援朝、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每次都是死人无以数计，改革开放，从中央到地方横生出遍地贪腐官员，比民国时期有过之无不及，至今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一千元，农民工子弟一天的伙食费只有四元钱，贫富差距天壤之别。最后说立言，毛泽东的立言是恶语胡言，一个“阶级斗争”“说”就搞得全国上下人人自危，父子反目、夫妻不和，一个“造反有理”就打、砸、抢全上，弄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一通地斗，一通地折腾，百姓永无宁日。要树立这样无德、无功、恶语胡言的毛泽东，按儒家现代心学派所奉行的孟子“良知说”法，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毛泽东根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更直接地说，毛泽东就是个十足的恶魔，不是个“人”，岂能树立之！

 

连受了学生胡平的牵连而被迫退休的专门研究西方伦理哲学、唐君毅的好友周辅成教授都说，“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