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早晨，我读到了丁东的“邵燕祥先生千古”一文，知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家中仙逝，享年87岁。我随即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我的简短悼念文字。之后，我又相继读到了雷颐、李镇西、唐宋民、张从文、陈为人等先生的悼念文章。几天前，当我重读了杨伟东采访燕祥先生的访谈录后，动笔写出我心中对燕祥先生的追念之情，就呼之欲出了。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那年5月初，许良英先生和林牧先生决定发起一项呼吁活动，并由许先生执笔起草了题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征集签名一事，主要由许先生本人完成。许先生委托我去办的，是上门征集我未曾谋面的赵中立、梁志学、茅于轼、邵燕祥和冒舒湮五位先生的签名。由于宽容呼吁书明确提到最为敏感和犯忌的六四问题，为了避免遭当局阻挠和破坏，许先生事先不打电话，只把地址告诉我，要我作为不速之客登门造访。
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骑车从首师大家中出发，前往虎坊桥附近的燕祥先生家。到了那里，对上楼号和单元号后，我就迈开双腿，直上五层，来到燕祥先生家门口。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是敲门，而是摁响了门铃。门很快开了，邵师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邵先生。师母再问：是事先约好的吗？我说：不是。师母面露不悦，说：没约就上门，不太合适吧？听了这话，我没生气。因为这合乎常理，再说我也早有思想准备。我正要解释，燕祥先生过来了，他细声软语地说：进来进来，进来说。
进门坐定后，我对燕祥先生说，是许良英先生专门委托我来的，可是，不能事先相约。燕祥先生说，理解，理解。在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我拿出呼吁书文本，交给燕祥先生过目。文本不长，燕祥先生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坦诚地、缓缓地对我说：“我和许先生很熟，我俩都是‘右派’么。我对六四的看法，与许先生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而中国需要宽容，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许先生和你们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和价值。不过，希望你能理解啊，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有考虑的。请你转告许先生，在这份呼吁书上，我就不签名了。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发声，去做事。”
没能征集到燕祥先生的签名，我心中很是惋惜；这种惋惜之情，尽写在我的脸上。但是，面对面望着燕祥先生，零距离听着燕祥先生，我觉得，他说的话是认真的，可信的。
燕祥先生知道我是骑车去的，他让我再喝上一杯茶水，对我说，代问许先生好，路上慢点骑啊。这时，师母过来了，她笑着对我说：以后你来，打不打电话，都行。
此签名文本由许平先生提供
果然是，燕祥先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杂文，发随笔，作序言。继《沉船》之后，他又出了一本人生实录《人生败笔》，还有一本人生拷问《找灵魂》——燕祥先生真切地审读和检视在“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中，他那几十年是如何走过来的。一言以蔽之，在后极权逼仄的言论空间里，他免疫于犬儒病和软骨病，尽量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他在思想的闪光中，彰显了读书人应有的风骨。
2006年10月的一天，杨兆麟、杜婉华夫妇邀我和章虹去他们家作客。83岁的杨老先生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但他和老伴都十分关念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受难者。在我身陷囹圄的岁月里，老两口多次请章虹去吃饭，详细地打听：狱中的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杨老对我说，中午咱们去附近一家餐厅吃饭，一共六个人，还有两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曾经见过面的广播电台老同事邵燕祥、谢文秀夫妇。
将近11点，我们四人到了那家餐厅。进包间不久，燕祥先生夫妇就来了。
燕祥先生知道我因纪念六四10周年而锒铛入狱，被关了四年。他关切地询问了我坐班房时的情形，还问我要一本《看守所杂记》。我对燕祥先生说，与当年的“右派”相比，我吃的苦、受的难算不上什么。与你们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相比，我的牢狱之灾同样算不上什么。去年春天，我的《看守所杂记》在香港出版，里面的内容，不少是我在号房里写得的；但要藏好，又能带出来，我倒是花了不少心血呢。现在的问题在于，那是本禁书，带进内地来不容易啊。
燕祥先生笑了，他说，他出的书中倒还没有禁书，但自己写的时候，自然就不能百无禁忌了；而发表或出版时，被删节的事，照例是会发生的。说罢，燕祥先生拿出他的《谁管谁》递给我。这是一本他的杂文集，2000年10月出版。在书的扉页上，燕祥先生写有：
棋生先生一哂
旧作一本，大体为九九年上半年作，其中如“皇帝热”收入此书时，还被编者删节过了。
燕祥持赠 0六年十月
读罢赠言，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那天，小包间里，我们六人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而燕祥先生那天说的不少心里话，在四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就无畏地公开说出来了。
2011年1月18日，杨伟东、杜青夫妇去潘家园燕祥先生家进行采访。面对摄像镜头，燕祥先生放言无忌；所形成的访谈录——《那一夜之后，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成了中国大陆上一篇百分之百的禁文。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六四：
六四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而且是刻骨铭心的。2010年6月，我写了两首诗。一首关于六四，具体点了名，可以预见在一个时期内，在内地是不可能发表的。但是，我还写了另外一首，题目叫作“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下款写为2010年6月4日。出诗选的时候，主编说，保留“6月”吧，不写“4日”了。像这样一首诗，我还是写出了真感情。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宪政：
对于中国几代爱国者、公民来说，宪政由谎言变成了一个虚幻，到现在甚至变成了一个禁区。官方不允许它在报刊上出现，不但不允许讨论，甚至见到这两个字都难。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为人民服务”：
我早年刚刚参加革命参加工作时，认为“为人民服务”挺好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非常值得推敲。从言和行来对照，他们并不是服务于人民。因为共产党给自己定位为领导，那就是“天地君亲师”的君和师了，而你们既是我的子民，又是我的学生，这就把“服务”的要义灵魂抽掉了。所以这个“为人民服务”，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虚伪的口号，我们当时信以为真了。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还说：
现在不但追求真理会有阻力，甚至受到伤害，就是追求真相都不能见容于权力者。
…………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出的尖锐到位、振聋发聩和启迪人心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摘不胜摘。
在歌剧《悲惨世界》之后，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
在盛世幻象之中，你可听到“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燕祥先生在呐喊？
2020年8月29-3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8月31日播出）
